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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當然，學校並不會主動要求學生一定要參與公共事務，但如果學生有 任何政治議題上的想法，學校基本上不會刻意阻擾，甚至會在社會允許的範圍 內盡可能地給予資源。或許這就是受訪者為什麼會表現出較為正向的政治功效 意識的原因，父母親的立場並沒有影響到受訪者，反而受到學校、同儕的影響 還比較多，最後的結果就是受訪者期待自己能夠透過投票來改變社會，並且試 圖反過來影響自己的父母親，也就是前面寫到的「理性」對話。
這或許與青少年「叛逆」的心態有所關聯，高中生對於父母親的依賴，在 這段期間逐漸減少，反而對於同儕的依賴是增加的，所以高中生們與父母親的 意見不一致，也許不是因為真心不認同父母親的論點，而是對於這些高中生而 言「獲得同儕的認同」比「獲得父母的認同」更為重要，因此才希望以同儕的 觀點為主，即使與父母親立場不同也無所謂。
受訪者的表現可以給予第一線教師反思，如果現在的學生在政治社會化的 過程中，受到學校或同儕的影響已經比父母親還要大，那麼教師在社會議題上 的引導過程和方式就會變得比以前更重要，因為學生在家長和師長之間，更願 意選擇師長作為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學習對象。教師也可能反過來，透過引導 學生的想法，反過來影響學生的家長，這就代表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除了教 育學生以外，很有可能也是在教育家長，讓家長有機會再一次經歷政治社會 化。
六、 對價值觀的重視
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受訪者所關心的議題多與性別、人權、動物保 育、主權等議題有關，少數同學可能會關心年金改革等民生議題。但青少年關 心這些社會議題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以網路為主，例如受訪者D2 會追蹤香港人 的IG，了解香港到底發生什麼事，而不是只有單純透過傳統媒體接收相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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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Loader（2007）與 Bennett（2008）的研究中究有提到青少年對於網路的 依賴與可能的發展，過去的學生可能比較多都是屬於「政治冷漠」的一群人，
但是在這幾年網路愈來愈發達的狀況下，了解或是參與公共議題的門檻究變得 比較簡單，年輕人也因此更願意參與公共議題。從這次的研究中也不難發現，
受訪者接受資訊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來自於網路，甚至會透過網路評價來判斷哪 些候選人是可以信賴的，而且也可以透過網路的串聯，匯集更多與自己意見相 同的民眾，並藉此表達他們的看法。
正因為網路的普及，加上受訪者的政治功效意識普遍較高，使得受訪者關 注的議題變得更多元，甚至呈現出對於「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追 求。Inglehart（1981）認為「後物質主義」原本是 1960 年代學生之間的次文 化，但在1970 年代之後便成了新階級的意識型態，讓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變 成了兩個社會的面向。29過去物質主義的菁英認為，自然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但後物質主義不這麼認為，從而要求國家必須尋找新的資源，甚至就另一 方面來說，後物質主義的菁英反而認為，工業化的企業才應該負起無限的繳稅 和道德責任。以受訪者A2 為例，他就會認為現在台中市的預算分配比例並不 公平，青年與老年的分配比例為2:8，且青年拿到的這兩成也多是用在扶植投資 與青年創業上，真正用在解決青少年社會問題的比例是偏低的，因此受訪者A2 會期望能將青少年預算比例提高，而非全部用在老年人身上。
後物質在法律上強調平等權、社會福利、保護消費者和環境，其原因包含 後物質主義者不滿舊有秩序，且因生理較為滿足，所以有更多的精神去追求更 好的東西（例如政治），對於後物質主義者而言，因為非傳統政治使得舊有秩序 被瓦解或經濟損失，這些過程並非完全負面的。以兩岸議題來看，受訪者在意 的並不完全是兩岸的經濟關係，更多的是與兩岸對於言論自由、族群平等、性
29 Inglehart, R. 1981. “Post-materialism in an environment of insecur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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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國家主權等等議題的看法。台灣過去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但對於受 訪者們而言，這只是歷史課本上面會提到的名詞，並非他們當下正在享受的生 活，過往的社會秩序與經濟發展並不適用於他們這一代，與其關心經濟發展，
倒不如多花點時間關心其他更進一步的價值觀。
最後，從受訪者個性別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價值觀，楊婉瑩（2007）曾以
「性別」作為研究對象，試圖瞭解不同性別在參與政治時的差異，研究結果認 為女性的政治資源不同，會影響女性在參與政治事務上的差異。而在本次的訪 談中，受訪者C2 和 D2 都有受到性別的影響而產生政治參與程度上的差異。兩 位受訪者皆是就讀私立學校的女性，在學校皆對政治議題不會發表太多的想 法，除非有同學詢問，或是在一定的規則下參與特定的社團活動或組織，否則 不會輕易在學校表達她們的政治態度。再加上性別社會化可能會對兩位受訪者 產生影響，認為政治事務應該由男性來處理，導致兩位受訪者在學校中會傾向 不表態。但必須要強調的是，本次訪談只有訪問12 位學生，當中的五位女性裡 面，只有兩位女性可以觀察出這種現象，而且這兩位都是私立學校的學生，所 以這兩位學生的表現有可能和性別沒有直接關聯，單純只是因為不想表態，或 是身處在私立學校導致無法明確進行表態，這部分未來可以再繼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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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陸、 結論與研究限制
本次研究採取質化的方式，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訪問12 位高中生，藉此了 解受訪者對於現今台灣政治的看法，並觀察受訪者的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功效意 識。因為高中生已經接受至少15 年的政治社會化，對於政治議題已經有一定的 想法，也有能力表現出一定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動，因此在研究中，主要希望 受訪者能說明自身的政治參與經歷，期望觀察到過往的政治社會化經歷是如何 影響該位受訪者的政治參與。因為是以「便利取樣」的方式，由高中端決定受 訪者的身分，因此這次的訪談對象大多是對於政治議題採取比較積極態度，或 是有實際參與特定議題的學生，這些學生或許無法代表所有的高中生，但至少 可以了解對於政治議題較為積極的學生，他們過往的政治社會化是如何影響他 們，讓他們變得更想要參與公共議題。
而在這次的研究中，的確也發現一些不同的觀點，例如「理性對話」的概 念，就是在過往研究中較少被提及的概念。在這次的訪談中，部分受訪者會認 為父母親或是其他長輩，他們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不見得是理性的，這與受訪者 對於政治議題探討的期待不同，因此產生對話上的落差。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次 受訪者的對話來反思，家庭在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力是否就如同過往學者的研究 一樣，父母親的影響力仍然是最大的？當然，畢竟是小樣本的質化研究，我們 不應該把少部分受訪者的想法推估到所有青少年群體，但父母親對於子女的影 響是否式微，在本次研究中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受訪者期待的「理性」到底是什麼？在這次的研 究中其實並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也許受訪者所想像的「理性」並非我們所認 為的理性，受訪者有可能只是期待長輩與自己的對話是基於「受訪者願意聆 聽」的前提，只有受訪者願意接受的立場才叫做「理性」的立場，無法接受的 立場就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說，所謂的「理性」其實蘊含著「立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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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真正試圖去接納不同看法，或是字典裡所定義的那種「理性」，僅僅只是 代表溝通上的順暢與否。但這部分在訪談時並未深入詢問，因此無法確定受訪 者的「理性」是否為上述所推論的定義。
不論父母親與自己的子女之間在政治立場上有沒有分歧，「對話」本身就很 值得觀察，每次進行訪談，訪談者就是在進行「走進受訪者的家庭」的動作，
透過訪談了解受訪者的家庭文化、態度、政治知識、政治行動等等。或許這樣 的行為有點算是「窺探隱私」的感覺，但反過來想，一百種家庭有一百種不同 的面貌，如果可以了解不同家庭之間如何進行社會上的互動，或許也可以更進 一步去思考家庭成員之間如何實行「民主化」過程，讓公領域的民主制度有機 會可以進入到私領域的家庭中，並達到民主深化。
學校方面，台灣的校園與其他國家不太相同的地方在於，學校長久以來因 為威權文化的關係，所以校方會被要求「禁止談論政治」，雖然《教育基本法》
第六條要求的是在「政黨」與「宗教」議題上保持行政中立，但是多數教師會 過度解讀，認為只要是政治議題都不應該在學校裡面談論。但教師本身就是
「政治」的，亞里斯多德也認為「人就是政治性的動物」，教師也是人，所以教 師應該也是與政治息息相關的職業。過去校園內禁止談論政治，可能有其歷史 背景，但台灣已經解嚴三十年，或許我們應該可以讓校園內的討論更加民主、
更符合言論自由的精神。在這次研究中，也發現部分學校對於政治性言論已經 比過去開放許多，部分教師也願意帶領學生進行社會議題上的思辨，讓學生在
更符合言論自由的精神。在這次研究中，也發現部分學校對於政治性言論已經 比過去開放許多，部分教師也願意帶領學生進行社會議題上的思辨，讓學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