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法會信任的個體層次解釋

香港居民對立法會的信任為什麼平均僅有四成八左右，而且整個趨勢由盛而 衰，到了 2016 年已降低到三成七左右，是什麼因素造成這樣的結果？本論文試圖 從受訪者的個體層次變數，建構一項解釋模型。

壹、個體解釋變項的建構

有關解釋香港居民對立法會信任的模型建構，模型中的解釋變項依據本論文 的研究架構，包括「人口統計學」變數、「社會學變數」及「政治學變數」三大類。

其中「人口統計學」變數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四個變項，

「社會學變數」有社會階層、宗教信仰兩變數，「政治學變數」有政黨認同以及民 主量表中自主權、平等權、自由權、多元權、制衡權等五個價值取向。另外，由於 本論文所分析的資料橫跨 2001 年到 2016 年四波調查，正可以從時間軸來瞭解香 港居民對立法會的信任變遷。因此，四波調查的時序亦被作為一個變數納入模型中，

用以解釋香港居民對立法會信任。

前文曾經提及九七香港主權轉移後，北京當局雖以「一國兩制」治理香港，但 北京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始終存在一種博奕關係，同時香港特區政府逐漸在 這博奕關係中屈居下風，由北京中央政府所主導的「一國」愈來愈明顯，「兩制」

愈來愈模糊，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不斷地被北京中央政府侵蝕，代表民意 的立法會逐漸被北京所掌控，「雙普選」又遙遙無期。本論文因此假設就時序的發 展來看，立法會愈來愈不受到香港居民的信任。

其次性別變數而言，依照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03 年至 2019 年長 期針對香港政府及特首等項別進行之信任度調查，對應分析本文調查年度（即 2001 年、2007 年、2012 年、2016 年）之該單位相關民意調查結果，男性多比女性相對 不信任香港政府體制。本論文因此假設男性比女性不信任立法會。

再就年齡而言，依照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03 年至 2019 年長期針 對香港政府及特首等項別進行之信任度調查，對應分析本文調查年度（即 2001 年、

2007 年、2012 年、2016 年）之該單位相關民意調查結果，年紀愈輕者多比年紀愈 長者相對不信任香港政府體制。本論文因此假設年紀愈輕者，愈不信任立法會。

第四就教育程度而言，教育程度較高者，相對民主內化程度較高，透過對香港 立法會選舉投票之政治參與情形亦較高，參與情形愈高者，愈信任立法會。本論文 因此假設教育程度愈低者，愈不信任立法會。

第五就就家庭每月平均收入而言，熊美娟（2010）研究澳門立法會政治信任發 現，收入愈高者，愈信任澳門立法會，澳門政治體制、經濟環境與歷史背景均與香 港近似，本論文因此假設收入愈低者，愈不信任立法會。

第六就社會階層而言，香港學者張健（2015）研究發現，香港社會階層愈高者，

因過去英治時期所賦予之經濟環境丕變，因此有意透過立法會選舉提高政治參與，

如立法會投票等作為，以期能影響香港經貿與政治環境。本論文因此假設社會階層 愈高者，愈信任立法會。

第七就宗教信仰而言，黃信豪（2014）研究發現，年長民眾較有「順民傾向」

（submissive subjects），即傾向信任執政當局，推論香港居民宗教文化信仰情形，

年長者較多信奉傳統佛教、道教。本論文因此假設傳統宗教信仰者會較信任立法會，

外來宗教（特別是西方宗教）信仰者，較不信任立法會。

第八就政黨認同而言，由於過去 20 年香港的政黨或新興政治團體變化頗多，

原來問卷中固定選項亦有消長，經重新整理後，依支持中共政權及推動香港民主自 治兩端，重新歸類為：（一）建制派、（二）中間派、（三）無政黨認同、（四）

本土派、（五）民主派等五類。³¹香港立法會政黨議員席次歷屆雖有消長，但是由 於建制派長期為立法會第一大黨，且與中間派、無黨籍長期結盟關係，本論文因此

31 其中「建制派」包括：民建聯、香港工會組織、香港漸進式聯盟（港進聯）、新人民黨；「中 間派」僅有自由黨；「本土派」亦僅有本土派一個政團；「民主派」則包括：民主黨、公民 黨、前綫、社民聯、人民力量、工黨、民協、泛民主、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街坊工友服務 處、新民主同盟等政黨或政治團體。

假設建制派、中間派以及無政黨認同者會較信任立法會，本土派、民主派認同者較 不信任立法會。

第九就民主量表的自主權取向而言，建制派長期為香港立法會第一大黨，而建 制派又具有高度中央介入香港立法會之色彩，影響香港立法會之自主性，本論文因 此假設自主權取向愈強者，愈不信任立法會。

第十就民主量表的平等權取向而言，中央透過施行功能界別選區制度，以維持 建制派長期為香港立法會具有相對席次優勢，泛民主派等雖在地方選區獲得相對 多數票源，仍無法改變香港立法會生態，多數香港居民認為此選舉制度為不平等之 選制，本論文因此假設平等權取向愈強者，愈不信任立法會。

第十一就民主量表的自由權取向而言，如前文所述，香港立法會選舉制度，選 區區分地方直選選區與「功能界別」選區，香港居民得以「直接表達」民意僅限地 方選區，功能選區則多由立場親中央之利益團體把持，自由度現對有限，本論文因 此假設自由權取向愈強者，愈不信任立法會。

第十二就民主量表的多元權取向而言，香港立法會議席雖呈現小黨林立之情 形，但是香港立法會長期以建制派合縱為多數黨，也無法推動違背中央政策之議案 通過，多元性有限，本論文因此假設多元權取向愈強者，愈不信任立法會。

第十三就民主量表的制衡權取向而言，香港立法會雖為民意機關，但針對議案 審查與政策問責³²，均不具有絕對之主導權，因此在制衡香港政府甚至是中央介入 上明顯受侷限，本論文因此假設制衡權取向愈強者，愈不信任立法會。

貳、模型設定與相對影響力分析

接下來本研究進一步透過「二元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分析，

以考驗這些變數對香港居民信任立法會的解釋力，底下是我們的研究發現（詳見表

32 香港慣將責任政治稱為「高官問責制」，內涵亦為政府官員與施政須向民意機關與人民負責。

4-3）。

首就調查年度而言，三次調查都與對照類別的差異達顯著水準，其中 2001 年 的調查顯示，「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odds），是對照類別 2016 年

「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odds）的 1.816 倍（=0.597, exp=1.816, p<0.001***）；換言之，勝算比（odds radio）為 1.816。2007 年的調查顯示，「信 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是對照類別 2016 年「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 信任」數算的 2.681 倍（=0.986, exp=2.681, p<0.001***）。2012 年的調查顯示，

「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是對照類別 2016 年「信任」立法會相對 於「不信任」數算的 1.512 倍（=0.414, exp=1.512, p<0.01**）。此一結果顯示 2001 年、2007 年及 2012 年的信任都大於 2016 年，也就是都比 2001 年、2007 年及 2012 相對於「不信任」數算的 1.638 倍（=0.493, exp=1.638, p<0.01**）；而家庭收入 8,000~14,999 元、15,000~24,999 元及 25,000~39,999 元等組別則均未達顯著水準。

換言之，僅家庭收入最低者與家庭收入最高者相較不信任立法會，其於家庭收入級

究結果顯示，中上層對照底層「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的 2.101 倍

（=0.743, exp=2.101, p<0.01**）；中層對照底層「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

數算的 1.792 倍（=0.583, exp=1.792, p<0.001***）；中下層對照底層「信任」立 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的 1.709 倍（=0.536, exp=1.709, p<0.001***）。整體 而言，除了上層之外，大致上呈現出自我認定社會階層愈高者，愈信任立法會的態 別民主派「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的 0.513 倍（=-0.668, exp=0.513, p<0.05*）。無政黨認同者「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是對照類別民 主派「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的 0.713 倍（=-0.339, exp=0.713, p<0.01**）。本土派認同者「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是對照類別民 主派「信任」立法會相對於「不信任」數算的 0.389 倍（=-0.944, exp=0.389, p<0.05*）。 另再進一步分析其中的次數分配，表 4-2 顯示，建制派對立法會的信任高達 55.1%，

為本土派，僅 15.2%。其中建制派、民主派與中間派的信任均超過半數，無政黨認

獲得逾 50 萬港民上街支持，促成 2004 年 9 月 12 日舉行之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泛 民主派在地方選區取得 18 席，建制派總席次下滑至 35 席，泛民主派成長至 25 席，

但因建制派透過功能界別，仍保有多數議席，香港民意透過立法會選舉產生「抗衡」

作為，但仍難以完全實現民主政治之理想目標，即掌握立法會多數，因此衍生民主 價值取向愈高者，愈不信任立法會之情形。

表 4-3 香港居民對立法會信任的「二元勝算模型」分析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125 .195 1 .521 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