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交通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
第五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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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罪的保護法益。該學者針對「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善良風俗」作 為交通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有提出詳細的批評。首先，針對部分學說 直接將德國刑法第 142 條「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保護援引至我國刑法 第 185 條之 4 交通肇事逃逸罪，該學者認為，交通肇事逃逸罪雖名為仿照 德國刑法第 142 條之規定設立，然細察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4 與德國刑法 第 142 條之條文結構，會發現我國將交通肇事逃逸罪規定至侵害社會法益 的公共危險罪章裡，並且要求「致人死傷」的要件，這兩點均與德國刑法 第 142 條不同，因此以「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作為保護法益的見解並非 妥適；此外，以「善良風俗」作為保護法益的主張，雖然以「依刑法研究 修正委員會多數委員之意見，認為本罪具有遺棄罪之性質，其目的在處罰 棄置不顧之不道德行為」作為理由依據，惟如此大張旗鼓地以「善良風俗」
作為交通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不僅有擴大處罰範圍之危險，亦有造成 法與道德混同之嫌137。
第五節 小結
耙梳學說與實務對於交通肇事逃逸罪的法益定位之後，本文認為，本 罪的保護法益應定性為「個人生命身體安全」。雖然當中可能會招致的質 疑是，若認為本罪保護的是個人生命身體安全，此時在構成要件的解釋上 勢必會與「致人死傷」要件相連結，但問題是，倘若被害人僅受到非常輕 微的傷害，或被害人當場死亡，此等情形均欠缺即時救助的必要性，此時
「致人死傷」要件是否能完全契合當初本罪的立法目的，即有待斟酌138。
137 陳子平，刑法各論（下），頁 121，2016 年 9 月，增修版。
138 盧映潔，論刑法第一八五條之四「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的法益保護－兼評最高 法院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五三七二號、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四五五二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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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此一見解固然指出「致人死傷」之文義範圍過廣，從救助必要 性的角度來看，一概禁止欠缺救助必要性的逃逸行為與立法意旨不符，但 仍不足以撼動本文將交通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定位為「個人生命身體安 全」的想法。原因在於，從本罪的立法目的來看，立法者之所以禁止肇事 者逃逸，目的是希望肇事者能即時救護，減少死傷的發生，這也是為什麼 立法者要規定「致人死傷」要件於本罪之中，進而強調肇事者負有救助義 務的原因。換言之，對於肇事者是否應履行救助義務，立法者已經明示，
只要當下有人受傷，肇事者就應該停留現場予以救助，而不是讓肇事者先 行審查被害人所受之傷害是否具有救助可能性。況且，姑且不論救助必要 性的論點是否符合立法者規定「致人死傷」要件於本罪的原意，單純以「救 助必要性」的認定來說，究竟是以何人站在何種時點加以認定？條文規定 的「肇事致人死傷」一詞僅要求傷害或死亡結果與車禍事故之間有因果關 係，並未限定死傷結果必須發生於肇事當下，或是肇事後經過一段時間才 發生，因此就認定時點而言，倘若肇事者於肇事當下發現被害人並無明顯 外傷，主觀上認為被害人僅受輕傷欠缺救助必要性，進而離開現場，但被 害人最後因內出血而亡，此時是否仍可認為該被害人欠缺救助必要性？採 取此說的論者並無說明。
當立法者選擇不更動構成要件，僅提高法定刑的修法方式，原先認為 交通肇事逃逸罪係有義務遺棄罪補充規定的見解，在法定刑於修法後存在 一段落差的情況下，原先所建構的立論基礎已然喪失139。除了讓本罪與有 義務遺棄罪的競合關係雪上加霜外，更亟需解決的問題是，當我們無法憑 藉有義務遺棄罪的個人法益本質作為思考理據時，如何透過其他觀點的補
月旦法學雜誌，112 期，頁 244，2004 年 9 月。
139 薛智仁，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最高院 99 台上 4045 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36 期，頁 191，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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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重新定位交通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便成為修法後首要的任務。
薛智仁教授認為，當立法者透過修法，藉以全面加強肇事者的救助義 務時，只有個人生命、身體安全的維護，才能合理化交通肇事逃逸罪所要 保護的法益。至於本罪與有義務遺棄罪的競合，目前只能不顧競合理論，
將其視為交通事故中特別義務遺棄罪規定140。對此，本文表示贊同，但有 不同的論述過程。本文認為，由於「致人死傷」要件本身即已標示交通肇 事逃逸罪係以被害人的生命、身體安全為保障對象，因此，在修法理由中 所特別強調的救助義務，事實上必須與致人死傷要件相連結，才能合理說 明救助義務與人身法益侵害的關係。以此觀點來檢視其他保護法益的合理 性，無論是維護交通安全、保障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是協助確認事故 與責任釐清等概念，都不具備本罪的法益適格。
學說與實務對於本罪保護法益的論爭，至今仍方興未艾，然而，多數 見解並未真正思考保護法益與構成要件應如何正確連結，致使交通肇事逃 逸罪的問題，從保護法益的爭執，一路延燒到所有構成要件的解釋，諸如 本罪行為主體（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人）範圍的界定、肇事的原因是否有 所限制、致人死傷要件的定位，乃至於本罪與有義務遺棄罪、過失實害犯 罪之間的競合關係，有全面釐清的必要性。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即是本罪 保護法益的解釋。倘若對於保護法益的理解不甚精確，將會導致後續構成 要件解釋的困難。本文認為，保護法益的定位與構成要件解釋之間有密切 的關連，如果本罪在規範設計上欠缺此要件，而是單純處罰肇事後逃逸行 為，其實就不會出現個人生命、身體安全保護的說法，因為無論透過駕駛
140 具體的作法或許是：單純的逃逸行為一律優先適用交通肇事逃逸罪；若出現死亡或 重傷等加重結果時，由於本罪沒有加重結果犯的規定，只能回歸適用刑法第 294 條 第 2 項有義務遺棄致死或致重傷罪。參閱薛智仁，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最高院 99 台上 4045 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36 期，頁 192，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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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或是逃逸等其他要件，都無法與被害人的生命或身體 危險的保護產生連結關係，此時本罪保護法益的解釋，自然會往交通安全、
民事賠償請求權以及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釐清三種方向思考。正是因為本 罪明文規定「致人死傷」，使得個人生命、身體安全的保障在各種法益學 說爭論中脫穎而出。當然，這個觀點也獲得 2013 年修法者的支持，在立 法解釋上獲得壓倒性的說服力。可惜的是，近年實務逐漸走向多重法益保 護之見解，令人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