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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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能夠影響黨國以及領導戒嚴時期的人民，最大的因素是她具備由女性 意志萌發的主體性，造就了屬於自己的政治舞臺，能夠有這種特殊的成就也非偶 然，家世背景、留學經驗和婚姻關係註定了她不平凡的一生。留美時期的她接受 西式的思想及文化價值，同時繼續學習中華文化，這使她兼具中西文化的特質，

筆者認為這在她的主體性形構過程中佔了重要的因素，因為主體是由內在思維外 顯於行事的表現。特別要強調的是她在黨國中的位置相當特殊，由於國民黨以獨 大的方式治理臺灣，是故她的身分類似中國的后妃，嫁給蔣中正而掌握政權更能 凸顯妻憑夫貴的特徵，但她在外交和國內政事的表現又顯示出她具備領導力，母 儀天下不是唯一的優勢。因此她不但是黨國的（次）領導人，同時也是個有中國 傳統婦德和具備進步元素的新女性。

能獲得民眾或是外國人的另眼相看，除了她能幹的女性形象十分罕見之外，

另一個因素是她的個人魅力，魅力來自於她的女性、國母以及黨國代言人三種身 分。她的國母身分是女性和黨國代言人的交會點，取得民眾認同的方式是讓「國 母」一詞包含更豐富的涵義。由於她是個又新又舊、又中又西的女性，政治手腕

也相當靈活，要藉此凸顯學勢優勢是很容易的，也能輕易塑造出不同於歷代后妃 的新形象。她的主體性也因此變得明顯，雖然與黨國思想同樣聲腔，但我們可以 看到她是以個人的條件重新詮釋這三種身分，因此獲得支持的是她，黨國脈絡／

男性是在支持她的主體建構歷程。

宋美齡的男／女性特質也是讓她的主體性外顯的因素。民眾眼中的她具備美 麗、具同情心、溫柔、心腸軟、仁慈等女性特質表現，打扮上也不因為從事了不 屬於女性的事務就轉而穿男性化的服飾，她的打扮符合東／西方社會文化對女性 形象的認知，強化了她的性別魅力，在領導人民時能鞏固國母的母親／女性形 象，進而告訴他們：宋美齡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女性，也是中華民國的母親，同時 範了如何才是最「盡責」的女性表現。另一方面，她的男性特質有善於領導、勇 敢、有見解、主動積極、革新和獨立，這是參與政治事務的先決條件，人民信任 她的原因之一是肯定了她在公共領域的表現，等同於她身為女性的男性特質受到 肯定。

宋美齡身為婦女工作的指導長，動員婦女使她們成為反的力量是她的任務。

方式除了演講以及協助國內各項建設與政策規劃以外，也在雜誌封面刊登日常的

「工作」情形，再度強調為國效力的一面。婦女看到照片中的她，很自然的便會 將她的女性身份與成就做出連結，尤其照片中的主角是宋美齡而非蔣中正，更能 傳遞出女性救國的力量足以與男性抗衡甚至超越的意涵。但婦女也清楚不可能超 越她的成就，於是便轉而認同和支持她的言行。用照片表現宋美齡的能動性使她 愛國女性形象再推向一個高峰，一般婦女在無形中受到她的動員號召。

照片的另一種作用是呈現出蔣宋夫婦在私領域中和諧的互動，一方面滿足了 民眾窺探權力核心的私生活之慾望，一方面強化了國民黨的政策，也就是以鞏固 家庭倫理擴大到穩固黨國政權。照片揭示出：宋美齡除了是蔣中正在政治場域中 的好幫手之外，她的另一面也是蔣氏的好妻子，和樂的夫婦照告訴民眾：男女維 繫基本倫理單位（家）和全力從事反共事業（國）是能夠並存的，婦女同胞有能 力同時為家庭與黨國出力。宋美齡在此強調妻子的身份促使一般婦女齊家不忘報 國，產生隱性但強而有力的動員力量。

宋美齡能夠成功詮釋男（黨國）／女性（國母）和妻子三重身份，其原因在 於她在教育、文化及道德優勢三方面的改善，使她具備新女性的元素但又能保持 中國傳統婦女的美德，其主體性存在的證明不單只從她與外交涉與推動國內政策 證明，應該要把目光放在具備的多樣優勢後，她如何以個人身分運用之，並且成 就她的／黨國的事業。

第三章

61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p.95-124。

的歷史納入討論，從歷史的連續性變化探究國民黨之於臺灣是否是一種官方民族 主義的統治方式，臺灣複雜的歷史情境與社會文化在國民黨的統治脈絡中產生什 麼影響。將臺灣的歷史納入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中探討才能對其動員方式、政策以 及在臺施政成效有更深入的分析。

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⁶²一個共同體的產生並非只是單純的政 治現象所導致，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社會逐漸往現代性的道路邁進，資本主 義、印刷術和報章雜誌的使用使得民族共同體被想像出來。⁶³1949 年國民黨退守 臺灣，政治現實是大陸已經被共產黨佔領，國民黨是以「以小抗大」的心態來臺 的，認為只要擁有堅定的信心和積極拓展國際外交，必定能夠重新收復失土。中 華民國以蔣中正為首推動全方面的改革，⁶⁴黨員們宣稱不僅要將臺灣建設成模範 省，更要保衛臺灣避免淪陷。臺灣在經歷過日治時期，對大陸的政治共同體想像 已滲入了日本的影子，加上 1947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更使得臺灣人民與國民黨 政府的初次相遇無法「全然交心」。日本統治臺灣之時，一面搾取臺灣資源，一 面給予臺灣人與日人平等的美夢，即便日本為臺灣帶來現代化的契機，規劃了成 為日本皇民的路徑，但臺灣人卻無法想像與日本是政治上的共同體。臺灣沒有被 日本本國的法律保障，自然與日本國民的身份不同，日方對臺主權只發揮部份引 導臺灣認同日本的作用。這種矛盾使得臺灣人在本質上無法連結臺日，政治上雖 劃入日本國界，然而實際統治時臺灣沒有獲得平等的待遇，抽象的心理國界與實 際的政治國界無法重疊，因此日本對臺灣來說兼具法理上政權正確，以及讓臺灣 人對日本抱有期待又怕受傷的矛盾情結的殖民者角色。

而臺灣的中國意識之所以浮現是因為這是臺灣人受日本統治時產生的「理想 政府」的想像。荊子馨認為：

最好不要把中國意識的浮現理解為族群—文化認同的自然結果，而應視為一種政 治投射，反映了殖民地臺灣對社會經濟狀況以及日益縮減的政治可能性的不 滿。……這種對中國「祖國」的渴望，比較不是來自根深蒂固的有機關係或根本 的文化關聯，而是基於對殖民情境以及他們無力徹底改變的不滿。⁶⁵

日治前中臺的關係建立在領土權聲明以及萌芽不久的現代化建設，⁶⁶在臺灣割讓 給日本後，中國開發臺灣的角色就被日本取代了，此後中國與臺灣各自走向不同

62 Anderson, Benedict，1999：頁 10，底線為筆者所加。

63 前文有整理安德森觀察到的歐洲現象，是想像的共同體產生的原因。

64 國民黨對外反共抗俄、穩固外交並尋求支援；對內以臺灣為反共基地，欲將臺灣建設成中華 民國的模範省，憲政、經濟和教育是發展重點。

65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p.112-113。

66 1860 年英法聯軍後西方國家首次打開臺灣的門戶；1874 年日本攻打恆春半島，此事讓清朝政 府解除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渡航禁令。1884 年清朝因中法戰爭派劉銘傳來臺建設洋務，此後臺 灣開始有了鐵路和郵政，也展開了商業活動。（吳密察、陳雅文著，2005，《臺灣史 10 講—認 識臺灣歷史精華讀本（上）》，p.42-44。）

的發展方向。日治時期的臺灣發展以日式的現代化為方向，中國在臺灣的「成分」

開始混雜了日本的而不再純粹，換句話說就是被稀釋了。臺灣人想像與中國為同 一政治共同體是為了表達不滿及製造脫離現況的希望，在「本質」上臺灣與中國 更近，在「主權」上中國比日本早將臺灣納入版圖，「後來」的日本法理主權因 為與臺灣人互動上的矛盾讓臺灣產生對中國的想像和實踐，用來反抗日本的統治 以及尋找自我的出路。

1945 年日本投降，日治時期臺灣對「理想政府」的想像就此成真，在民族 立場不衝突以及脫離殖民者之手的情況下，臺灣歡欣鼓舞的接受中國的接收。但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又帶給臺灣一道創傷，讓臺灣人驚覺雙方的不平等居然是 由夢想已久的中國政權告知他們的。但不久之後 1949 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將臺 灣視為中華民國的政治實體所在地，瞬間又將臺灣與中華民國的地位平等化，建 設臺灣即為建設中華民國。但此時國民黨的認同是對岸的土地與文化歷史，臺灣 僅為他們的居所，實際的民族認同是大陸的中華民國，建設臺灣是為了能夠重返 大陸而非認同臺灣；臺灣甫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創傷，對國民黨仍抱持著存疑的態 度，此時國民黨與臺灣形成「同床異夢」的狀況，各有各的疑慮與嚮往，由此可 看出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若即若離、信任又存疑的矛盾關係。雖然雙 方走過的文化歷史並不全部雷同，但靠著國民黨由上而下深入基層的統治策略，

1945 年日本投降，日治時期臺灣對「理想政府」的想像就此成真，在民族 立場不衝突以及脫離殖民者之手的情況下，臺灣歡欣鼓舞的接受中國的接收。但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又帶給臺灣一道創傷，讓臺灣人驚覺雙方的不平等居然是 由夢想已久的中國政權告知他們的。但不久之後 1949 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將臺 灣視為中華民國的政治實體所在地，瞬間又將臺灣與中華民國的地位平等化，建 設臺灣即為建設中華民國。但此時國民黨的認同是對岸的土地與文化歷史，臺灣 僅為他們的居所，實際的民族認同是大陸的中華民國，建設臺灣是為了能夠重返 大陸而非認同臺灣；臺灣甫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創傷，對國民黨仍抱持著存疑的態 度，此時國民黨與臺灣形成「同床異夢」的狀況，各有各的疑慮與嚮往，由此可 看出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若即若離、信任又存疑的矛盾關係。雖然雙 方走過的文化歷史並不全部雷同，但靠著國民黨由上而下深入基層的統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