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梁雙蓮，〈臺灣婦女的政治參與現況與發展〉，中國論壇編委會主編，《女性知識份子與臺灣發 展》，1989，p.191。
84 民國三十六年行憲迄今（民國 78 年），我們還沒有出現一位部長級以上的女性政府首長。（梁 雙蓮，1989，p.179）戒嚴時期《婦友》中有被報導的從政女性之中央職位有法官、司長以及 監察委員，其他參政女性為地方基層的議員。
85 請參考本文的第三章第二節「民族主義式的女性參政」的分析。
政。紀欣（2000：57）認為：女性在選舉策略上往往被塑造成弱勢代言人，並以 女性傳統的柔性特質作訴求，文宣更是強調自己溫柔賢慧、孝順公婆、熱心公益 卻不忘相夫教子，以爭取選民的認同。這樣的訴求不只強化男女有別的刻板印 象，也影響女性政治人物從政以後的表現。傳統觀念成為施政特點的現象在公／
私領域中皆有蹤跡，《婦友》對從政女性工作方面的報導：
這位和藹可親的鄭議員，在當選後，一直忙於答謝各界的支持，天天冒著寒風大
雨深入各基層，尤其是偏僻地區和山裡，向一些貧苦的市民，再三保證一定兌 現競選時的諾言…（No.184：6.1970.1.）
這位年輕熱情的女議員，有著一股為民服務的熱忱，她的工作原則是「多跑、多 說」，她說：做為一個議員，平時應該多為市民跑腿，在議會中，則應該為市民 全體的利益…（No.184：7.1970.1.）
林小姐平素熱心公益，勇於服務，教書之外，還兼得有民防婦女隊中隊長，婦
女會理事，救國團副中隊長，民眾服務站理事等職，地方上人頭熟，朋友多，
幫忙的人多。（No.69：8.1960.6.）
陳議員表示：現在臺北市很多貧病民眾，因經濟關係，未能就醫，因此在她今
後的工作重點，將放在貧病百姓身上，她要儘其能力，促請市府切實簡化貧民 施醫手續，並普設診療機構，免費醫治貧病民眾。（No.184：7.1970.1.）
能夠在政治場域中看到女性的身影固然是進步的表徵，我們也能由雜誌中的相關 報導看出參政女性的起點是走出家庭，將保護弱小、服侍的熱忱帶入公領域；優 勢是「女性天生較男性關心家庭及子女，因而在議會中比較男性更關心社會福利 政策的立法事項」和「女性的服務取向（service-oriented）大於其事業取向
（career--oriented），婦女都深具服務的熱忱，因此處理公務時多注重績效」，86因 此當婦女掌握政治權力時，竭盡心力為人民服務是她的使命，也是人民賦予支持 與信任的重要因素。這是一種優勢，也是一種限制，這種做法會形成人民與從政 女性的自我設限，人民會認為扶貧濟弱等同於從政女性的全貌；從政女性也在這 個框框中被刻板化，當她們想再往政治運作核心或是決策者位置邁進時，機會則 大為下降，因為婦女被認為無法勝任決策者的位置。但不可否認的是女性特質為 婦女打開造一條柔性的參政之路，成為不可忽視的優勢，甚至可以說是參政女性 之形象塑造的起步。
而關於從政女性私領域層面的報導大多不離事業家庭兩得意的形象：
范法官…畢業後一年，即行結婚，十餘年來，膝下已有三位兒女，大公子已進
了中學，小妹妹五歲，活潑可愛，家庭生活，融洽和樂。（No.30：6.1957.3.）
王司長給人的印象是親切和藹，在家裡是一位好主婦，在學校裡是位賢能的校
86 范毅芬，〈女性參政之探討〉，梁雙蓮等著，《婦女與政治參與》，1989，p.108-109。
長，如今掌理全國中等教育，相信她一定會是一位稱職的司長…（No.33：
6.1957.6.）
司徒馮美玉與人的感覺，是她非常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在她最忙碌的時候，曾 經既要上班，又要帶小孩，還可以去學西班牙文，插花及電子琴。（No.370：
19.1985.7.）
婦女踏入公領域後會有三種情形出現：一、兼顧公／私領域；二、以公領域為主，
私領域為輔；三、以私領域為主，公領域為輔。從上述報導中可看到此時期的參 政婦女皆能兼顧公／私領域，而且兩方面的表現都很優秀。然依照常理推斷，欲 盡善盡美的完成兩份「工作」勢必得付出加倍的體力與能力，甚至可能會顧此失 彼，戒嚴時期的參政婦女不但看不到她們在公／私領域上的不適應感，反而是兩 全其美的成果。張毓芬（1998：56）的研究指出，政治精英婦女們頭銜多、事業 多、收入也多，因此她們多雇有女傭幫忙打理家務、照料兒女，也因此她們方能 得以家庭與事業，並理所當然地視之為婦女的天職。不論她們是請了女傭或是自 己處理家務，《婦友》呈現她們的形象時是能工作又能關照家務的形象，她們以 自己為樞紐，穩固家庭倫理同時也穩固由家庭組織而成的國族倫理，雖然踏入男 人的領域，但她們擁有的權力象徵是國族建構中所需，卻不會危及政權核心的助 力，男性不僅以同意婦女參政來解決關於婦女地位／現代化討論的潮流，同時將 她們顧家又在事業上—特別是走入政治圈，有一番成就的形象相連結，以「擁有 傳統表徵」又「代表進步女性」的方式融合，巧妙的使她們成為不會動搖男性統 治權的新女性代表。由於她們一方面代表國家，一方面又代表婦女，剛好是國民 黨「幸福家庭運動」中最好的示範。因此「幸福家庭的維繫與幸福指數的提升為 終生努力不懈的目標；『齊家報國』與『雙重責任』的核心，便是婦女對幸福家 庭的重責大任」（張毓芬，1998：127）。對這些參政女性來說，家庭是她們的起 點也是終點，有了開始並非想要離開，而是獲得更有力的支撐以守護她們的家 庭—身為新女性，代表新時代、進步及擁有革新力量的身份。
然而不論是以女性特質取勝，或是不自覺鞏固了家／國政治倫理關係的婦女 參政方式，她們以女性的優勢踏出屬於女性的步伐，認同自己的女性氣質能有所 作為，也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代表現代化的元素。對她們來說，表現主體性的方 式即為善用天賦，有了天賦之後就能建立目標與信念，即便這趟旅途是臺灣戒嚴 體制準備好的路，國民黨試圖箝制婦女的思想使其去殖民化、一統化進而同化，
但參政女性則是在被動員的前提試圖發聲，使人民相信「她」所信的國家而不是
「透過她」去相信國家。因此筆者認為此時期的參政女性是在自我意識的驅使下 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盡力，在認同中建構與國家同聲調的主體性。
從參政女性柔性化的施政方針以及兼顧事業家庭的形象塑造，兩者的共通點 是，女人以社會印象中的女性特質，以及成為傳統新女性的方式讓社會關注進而 肯定之，因此可以說家庭臺灣女性正式踏入政治領域的起點，女人在家庭中的角
色以及女人（在家庭中）的特質同樣是參政的方式。
二 二 二
二、 、 、 、 剛 剛 剛 剛／ ／ ／ ／中性 中性 中性 中性— — —去女性化的公共參與 — 去女性化的公共參與 去女性化的公共參與 去女性化的公共參與
中華文化下的政治場域一直以來都屬於男性，因此整體的運作方式當然是以 男性思維為出發點，其所有的規範、態度、忌諱……自然是以男性的喜好和天性 做為判斷標準，若要為政治場域設定性別，無疑地它是男性。男性以理性的「準 則」訂立政治的遊戲規則—原本是只有男人才能進入的範疇，沒想到女性得到了 入場門票，以不同生理結構、性別和思考模式挑戰了固有的男權，成為協助／競 爭的對象，因此政治場域的性別表徵不再是一元化傾向，更精確的說，政治場域 隨著與政者（特別是女性）的表現，使原有的性別身份產生變化。女性的加入激 起漣漪，原本純男性思維的脈絡添入其他「養分」，使得政治逐漸成為兩性共同 的話題，將兩性帶入同一國族脈絡中進行對話。
戒嚴時期女性參與政治是女性參政歷程的重要里程碑，但由於政治場域的屬 性仍然是陽剛的，因此婦女雖然以女性的性別踏入，最終目標是婦女與政治應為 相互影響最終達成共識，但此時的女性仍會受到政治場的既有性別影響，在處理 公務上有男性化的傾向：
尤其是處內積有許多重要的匪諜強盜煙毒貪污宿案，亟待清理，可是張法官一
到任，即採取鐵腕政策，用快刀斬亂麻手段，該槍斃的就判決槍斃，該處徒刑 的就判決徒刑，無罪的就判決無罪，因為她認定事實明白，適用法律條文正確，
量刑適當，各判決紛紛經上級批准，不到數月，宿案具清。上級故十分賞識，
手下的軍法官等尤極表欽佩，從此不敢再對女性的才能發生任何懷疑。（No.30：
7.1957.3.）
上段引文是一位女法官的辦案風格與社會評價，她公正嚴明絲毫不遜於男性，因 此成為手下欽佩，社會各界尊敬的女性。有趣的是，戒嚴之際《婦友》報導中有 男性行事風格者只有她，而且這是戒嚴後不久的新聞。為何在往後漫長戒嚴歲月 中再也沒有類似人物的出現？她是刻意被塑造的議題抑或只是一個特例？
由前文討論的公領域的性別取向可知其性別取向是人為的而非自然，女法官 採用甚於男性的辦事風格可以說是突破了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證明人同時存在 雙性的特質。但筆者認為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國族氣氛所致，強調同時存在男 性特質並不是她的用意，整體國內外政治情勢的緊繃和女人是少數能夠掌握大權 的群眾，使得這位女法官興起了「捨我其誰」之心。由於國民黨的政治情勢緊張，
在愛國心的驅使之下看到國民黨險象環生的處境，自然又肯定了對國民黨的忠誠 度；「女人」又是初加入政治的群體，彷彿女性代表的她當然不會放棄展現能力
在愛國心的驅使之下看到國民黨險象環生的處境，自然又肯定了對國民黨的忠誠 度；「女人」又是初加入政治的群體，彷彿女性代表的她當然不會放棄展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