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討論十三行遺址博物館化的過程，以及博物館化之後對地方帶來的衝擊 與影響。在第一節中，將處理十三行博物館「如何可能」的問題。首先回顧戰後 到1990 年代，台灣博物館性質的演變，指出生態∕社區博物館出現的歷史脈絡，
其次將十三行遺址從文物陳列館、遺址博物館，到生態博物館的誕生過程放到這 樣的脈絡來理解。最後具體的檢視十三行博物館規劃的「水岸‧社區‧博物館」
的論述與實踐，帶給地方的衝擊以及其中隱含的危機。
第一節 十三行博物館誕生的歷史∕地理條件
在前任館長林明美（2003）介紹十三行博物館的文章裡，定位博物館為「1.
十三行遺址保存及展示中心。2.北台灣第一座考古博物館。3.八里左岸生態博物 館」，營運目標則為「1.研究、保存、蒐藏及展示遺址文物。2.進行學術網絡交流 3.成為八里左岸民眾參與體驗及教育學習中心。4.推廣台灣考古研究及教育 5.實 現生態博物館理念。6.促進社區文化及休閒產業」。從這些定位與目標來看，十 三行博物館可說同時具有考古∕生態∕社區博物館三種功能。熟悉當代台灣博物 館論述∕實踐，或是常跑台灣各地博物館的人，對這樣的定位與目標應該都不陌 生。然而，以本研究關注的方向來看，十三行博物館為何會以這個樣態呈現，則 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從第四章針對十三行遺址保存運動的研究來看，十三行遺址的價值是被定位 在國家∕國族、經濟∕環保V.S 文化的層次，整個過程中並沒有出現「生態」或
「社區」這樣的概念，雖有共識要籌設文物陳列館，但也尚在討論的階段。從遺 址到博物館，十三行也從被搶救、保護的對象，轉變為被展示、消費的對象；已 經沒有人在乎它到底代表台灣的主體性，還是兩岸交流的物質證據。
從時間點來看，1991 年的搶救運動到 2003 年的博物館開幕這十二年間，台 灣的文化政策和文化論述正好歷經了根本上的轉型。由中央發動，以「生命共同 體」做為論述的基本軸心，以「社區總體營造」做為地方實踐的文化計劃，成為 改變台灣地方文化地景最主要的力量，因此，這也是我們理解以考古∕生態∕社 區博物館面貌出現的十三行遺址的第一條線索。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各層級地 方政權與地方特殊歷史條件在想像、規劃，以及實踐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生態∕社區博物館的西方理論與本土脈絡
（一）博物館與國家
不論是傳統的、以蒐藏精緻藝術或上層階級文化為主的博物館，或是近年來 在台灣風行的生態∕社區博物館，它們的論述都是徹底的外來產物。不但是外來 產物，而且都是由殖民政權∕國家發動的文化計劃，並且是殖民知識霸權或國族 打造工程的一部份。本小節簡單的分三階段敘述台灣博物館發展的歷程，當然重 點在於第三階段生態∕社區博物館興起的歷史時勢與論述，以解釋十三行遺址博 物館化。
在日本殖民時代，殖民政權透過空間與意識型態並進的改造過程，建立殖民 政府統治的象徵威權，總督府博物館即為達成此項使命的代表性博物館。總督府 博物館於1908 年落成，是為了紀念台灣縱貫鐵路完工，特由殖產局主辦產業博 覽會，用以介紹台灣的風土產業（慕思勉，1998）。總督府博物館以現代性的觀 看方式，展示台灣的風土、物產、動植物、土著人種，以建構殖民知識∕真理與 領導權，進一步規訓、打造出適合治理的台灣人。台北市的總督府博物館集權力 象徵、殖民知識、現代性展示於一身，被認為是台灣博物館的肇始（江韶瑩，1992）。
國民黨政權統治時期，博物館擔負了以中國∕中原文化意識型態為核心，將 台灣島民納入中國人∕中華民族打造工程的任務，故宮博物院即為肩負此任務的 代表性博物館。故宮的藏品向來被稱為「國寶」，國民黨政權落敗撤退到台灣時，
一路攜帶著這批代表中國封建帝王、統治階級千百年傳承下來的精緻藝術品，只 因它們有著濃厚的統治象徵，可以合法化國民黨政權的中國正統∕道統∕法統繼 承者位置。
1981 年成立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總攬各項文化事務，它是國家現代 主義影響下，將文化客體化，以及追求大型文化計劃而成立的官僚機構（蘇昭英，
2001：50, 57）。伴隨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想像，國家劇院、國家音樂廳、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和海洋博物館等「現代國家文化建設計劃」，
以其「科學」而無涉文化認同的標的陸續實現。此時的博物館是補充經濟發展的 文化建設的一環，具有文化發展與現代國家指標的象徵效果（慕思勉，1998：13）。
1990 年代，正確來說是 1993 年以後，台灣邁向一個新國家的各種政策逐漸 浮現。重要的是在文化政策上，以國家機器之力，致力於社區文化建設，強化台 灣意識與「生命共同體」的認同感，以區別以前的「中國認同」。顯示了國家機 器將中國認同轉移到台灣本土認同，以建立國族─民眾（national-popular）的文 化企圖（王振寰、錢永祥，1995）。
國家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的計劃，強化了台灣意識與「生命共同體」的認 同感，以區別中國認同，強調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成功收編了主流的本土化意識，
建構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透過文建會統籌規劃的文藝季等社區活動，推動地方 發現∕再建構地方的企圖，台灣地方博物館的成長，便是這種地方文化認同的具 體表徵，生態博物館則是這一波地方館熱潮裡面的代表性論述（慕思勉，1998：
35）。
（二）生態∕社區博物館的西方脈絡
「生態博物館」一詞譯自英文ecomuseum，或是法文écomusée，它起源自法 國32，時代背景則是1970 年代法國的生態運動。生態運動的政治層次主張為：
國家勢力的消亡，是生態學家所期望的，村莊鄉鎮的行政區，被認為 是社會建築的基礎要素，是能代表人類生活所有基本運作的生態系。
行政區化是與國家對立的，而所謂行政區，是按照地理的、人種的、
生態的和經濟的要素來決定的，在此小範圍之內可以建立有機的經濟 體系，也是地方練習民主的地方，其意義即相當於「社區」（張譽騰，
2003：22）。
因此，所謂生態博物館，就是以地方的博物館為中心，實踐上述生態理念的 一種博物館經營方式。根據張譽騰（2003）的說法，它帶有文化運動（cultural movement）的性質，旨在批判與改造傳統博物館，意圖在理論上結合社會與人 文科學的最新發展，在實務上引進展示與溝通的最新技術，並以改變傳統博物館 與大眾的關係為終極關懷。那麼，這樣一個深具歷史脈絡與地區特色的「文化運 動」，如何飄揚過海，在台灣落地生根呢？
（三）生態∕社區博物館的本土脈絡
根據慕思勉（1998）的研究，國內的生態博物館論述與概念的引進，主要有 兩個方向。第一是郭瑞中、堀入憲二等人從日本聚落保存的經驗出發，提倡以「生 活環境博物館（英文同樣是enomuseum）」的概念進行都市「活的」保存，由此 出發，生態博物館可與都市計畫、地方產業振興、住民運動等環境議題結合，類
32 更 早 的 概 念 來 自 於 納 粹 德 國 所 發 展 出 的 一 種 特 殊 博 物 館 型 態 ， 稱 為 「 祖 國 博 物 館 」
（heimatmuseum, homeland museum）。祖國博物館除了處理地方歷史之外，還企圖從美術、工藝 或經濟等各個層面，較全面性的來呈現地區常民的生活和特色，可說是地方博物館的一種特殊型 態。參見張譽騰，2003，《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台北：五觀藝術。
似於社區總體營造概念（慕思勉，1998：49）。
第二是黃旭、張譽騰等人從博物館發展的反省角度，開始思考在台灣實踐生 態博物館的可能。此時代表性的論述文章有杜正勝（1993），〈鄉土文化與鄉土歷 史：兼談鄉土博物館之設立〉、以及1993 年四月《博物館學季刊》的「博物館與 社區」專題。1996 年一月的《博物館學季刊》再度推出「生態博物館專題」。這 些西方論述的引進者希望博物館與台灣國家的或社會的脈動更加緊密結合，扮演 帶動社區變遷的一個重要且具影響力的機制（ibid：45）。
總的來說，生態博物館論述的引進，是台灣國家所推動的在台灣的實踐，其 實是整合了「地域文化認同、歷史空間保存、生態資源、原住民文化重建、地方 產業再發展」等課題，可說是「九○年代台灣地方博物館規劃的一個特殊現象，
或者說是一個具代表性的論述」（ibid：46）。雖然生態博物館有其國家層級的論 述引進與整體計劃，但各地方的具體實踐則有其特定的歷史⁄地理脈絡，因此我 們以社會∕空間的視角，來看八里鄉的開發史，以瞭解影響博物館實踐的地方條 件。
三、八里的發展與不發展
我們暫時先跳脫縣政府的繁榮地方、發展觀光等政策或政績的論述，回過頭 來看地方的歷史，以瞭解在發展與不發展之間，經過了怎樣的轉折，受到那些關 鍵力量的影響。
（一）大自然力量的展現：港口功能與八里坌興衰
西元1733 年，清雍正十一年，大清帝國在八里設立八里坌巡檢，當時八里 坌巡檢管轄的範圍，包括今天大台北地區與基隆。換言之，十八世紀北台灣最大 的地方官吏便駐守在八里坌。1788 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大清帝國將八里坌訂 定為「正口」，是當時全台僅有的三個官定口岸（另兩個是鹿耳門與鹿港），加上 清國軍隊輪調或官糧運送，均由正口，使得八里極盛一時（陳宗仁，1998：27）。
西元1733 年，清雍正十一年，大清帝國在八里設立八里坌巡檢，當時八里 坌巡檢管轄的範圍，包括今天大台北地區與基隆。換言之，十八世紀北台灣最大 的地方官吏便駐守在八里坌。1788 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大清帝國將八里坌訂 定為「正口」，是當時全台僅有的三個官定口岸（另兩個是鹿耳門與鹿港），加上 清國軍隊輪調或官糧運送，均由正口，使得八里極盛一時（陳宗仁，19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