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談的是搶救運動發生的歷史背景。若沒有考古學，以及考古學的田野挖 掘，「考古遺址」便不可能存在；要建構史前遺址的社會價值，也必須先有考古 學知識的存在。因此，要理解這個歷史背景，必須從與考古遺址關係密切的考古 學著手。第一節回顧日殖時期迄今，台灣考古學知識的社會關連，並指出考古學 知識與政權遞嬗、意識型態變化、國族主義的密切關係。其次從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期的政治環境切入，描繪出一個保存遺址的社會運動存在的可能政 治條件。接著藉「本土化典範」作為理解保存運動訴求內容的具體線索。最後以 破壞遺址的關鍵力量──「污水下水道」計劃與其現代化的想像作為本章結尾，
同時拉開搶救運動──第三章──的序幕。
第一節 「台灣」考古學：知識的社會關連
台灣學界對考古學學術史有幾種不同的分期。最早的分期為金關丈夫、國分 直一（1990）所做日本殖民時代的三個分期：1896~1930、1930~1939、1939~1945。
日籍學者米澤容一（1987）綜合金關丈夫、國分直一，以及他個人的看法，將台 灣考古學的發展分為日殖三期、戰後三期共六期不同階段。但劉益昌認為米澤容 一「對台灣考古並不是非常瞭解，因此他的分類有相當多的偏頗」（劉益昌，1993：
88）。李光周（1986）也曾以研究取向的不同，對台灣考古史做過四個分期：
1896~1930 年代早期的古器物研究取向（objected-oriented）；193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早期的歷史研究取向（historically-oriented）；196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早 期的人與環境相互關係取向（ecologically-oriented），以及 1970 年代中期之後的 人類學取向（anthropologically-oriented）。另外臧振華（1995）、劉益昌（1993）
也做過不同的分期。劉益昌（1993）的劃分即是綜合了金關、國分氏，以及李光 周的分期。
然而上述這些分期是以學術圈內的方法學、思想演變為基準，並沒有結合政 治經濟結構或社會文化的轉變。劉益昌（2000）曾試著提出一個結合社會發展的 可 能 分 期 方 式 ： 殖 民 地 知 識 體 系 的 建 構 （1896~1928 ）、 學 術 研 究 的 黎 明
（1928~1945）、傳承與轉變（1945~1949）、民族主義式的學術思考（1945~1980）、
新民族主義的思考（1980~）。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考古遺址價值的社會建構，故
此分期法較符合本研究的旨趣，本節乃借用之並加以補充，以粗略簡要的描述台
一、考古學在台灣的發展 I─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
（一）殖民地知識體系的建構（1896~1928）
日殖時期，政府對殖民地詳加調查，進一步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乃是為了
（二）學術研究的黎明（1928~1945）
此時期是考古學系統化、組織化以及建制化的時期。1928 年台北帝國大學
12 楊南郡（2005）指出：「據說，這個講座的英文名是Ethnology（民族學），但是處於政治局勢 正急遽變化的時代，民族或民族學等用語，很容易被誤認在殖民地搞民族主義運動或分立主義，
所以官方避用此名，另創了『土俗人種學』這個怪名」。
鹿野在該文中提出了從繩紋、網紋、黑陶一直到鐵器等台灣史前七個文化層的說 法，日後陸續被學者所引用並修正（宋文薰，1991：103）。此外，一系列的論文 也涉及台灣史前文化與大陸文化關連性的問題。金關丈夫的論文《關於台灣先史 時代北方文化的影響》強調，台灣史前文化除了受到大陸北方文化色彩的影響之 外，南方文化亦從大陸東南海岸傳播到台灣。
二、考古學在台灣的發展 II─戰後迄今（1945~）
（一）傳承與轉變（1945~1949）
1945 年，日本在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隨著二次大戰結束，但直到 1949 年 國民政府全面遷台為止，仍有部份日籍學者如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宮本延人留 任，培養出第一代考古學者如宋文薰、劉茂源等人。另一方面，1949 年隨政府 遷台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的學者，包括李濟、董作賓、高去尋、石璋如等 人，是曾參與安陽考古的學者，以殷墟遺址，甲古文研究為主。台北帝大土俗人 種學研究室和中研院史語所這兩個不同的傳統匯聚，成為台灣戰後考古學發展的 源頭。
（二）民族主義式的學術思考（1945~1980）
杜正勝（1997）指出：「本世紀二○年代，經典文獻受到質疑時，傳統兩千 年的古史觀隨之動搖，具有遠見的學者紛紛寄望於方興未艾的考古學以重建古 史」，（杜正勝，1997：13）因此「考古學與歷史的結合正是中國考古學幾十年來 發展的特色」（ibid：13）。楊照（1991）對此則較持批評的角度。他認為，西方 現代考古學是在人類學傳統下建立起來，主要研究問題是人類文明的起源、發展 與演進問題。然而中國本身已存在百年歷史的古物學（即金石學）傳統，當此一 學科傳入中國時，「立刻就變了樣子」（楊照，1991：90）。因為：
古物學研究的是「自己」的東西，是同一個文化源流下產生的「祖先遺 產」。考古學方法進入中國，卻和古物學意識型態融合在一起，於是中 國考古學打一開始就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工具性色彩，在中國考古意圖 發掘的不是人類的「原始」階段，而是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民族的歷 史13（Ibid：90）。
13不過，考古學研究旨趣和對象，從人類文明的進程到單一民族的起源，這樣的轉變不是廿世紀 初期中國的特殊案例。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世界的考古學，同樣受到民族主義風暴的襲捲，致 力研究各民族的起源以及族群活動的歷史疆界變遷，做為國族起源的神話或國界紛爭的佐證。另
另一方面，他認為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日本學者，「到台灣來從事
249-250）。
此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為，台東南王部落卑南遺址的發現和破壞。卑南位於
而是當時台灣沒有解嚴，報紙只有兩張半，字小小的。你要有什麼事
日殖時期並沒有「搶救考古」（Salvage Archaeology）的概念，也未曾發現有 工程與遺址的衝突事件14。當時一方面沒有大規模的工程進行；一方面也沒有國 家保護文化資產的概念。而且，「搶救考古」此一方法至1980 年才由考古學家李 光周由美國帶回來（黃湘玲，1992：90）。
正常處理遺址的程序是，有研究必要時才開挖，平時則原封不動保存在地層
1973-74
國母山、網寮、 市政府），並由當時總督府民政局指定成為「史蹟」（劉益昌，1992：70）。
1980 苗圃、火燒樟、
資料來源：呂理政（1993）、黃湘玲（1992），筆者整理製表。
考古學原本就是相對冷僻的學門，史前遺址的破壞或許對專業者而言是珍貴
第二節 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社會條件
欲探究搶救十三行運動發生的原因，以及種種訴求與論述的背景，必須先對 時空背景有所瞭解。然而，台灣自1980 年代以來的國家、政治、社會結構轉變 的歷史因素複雜多元，也有許多研究成果（張茂桂，1989、吳介民，1990）。為 了避免脫離主題太遠，本節將焦點集中在包括三月學運在內的幾個1990-1991 年 間的社會政治事件。
一、黨國體制的挑戰與反對運動的衝撞
1947 年七月，國民政府下令總動員戡平共黨叛亂，以「總動員法」為根據，
政府可以對經濟物資、交通工具、反動集會宣傳、罷工採取限制甚至禁止的措施。
1948 年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制定了臨時條款，提供行政部門使用緊急處份 權的根據。1949 年五月廿日，台灣開始進入戒嚴時期，警備總司令部發布相關 命令，防止非法行動、管理書報、非經許可不准集會結社、禁止遊行、請願、罷 課、罷工、罷市、罷業等一切行為。1950 年代，內戰失利的國民黨政權遷台，
以蔣介石作為唯一且最高領導者的國民政府，在法理上憑藉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與戒嚴令，在武力上靠著大批軍、憲、警與特務，「摧殘了台灣社會生活中 既存的自主政治意識與社會組織」（台社編委會，2003：3），也「把民眾殘存政 治性格割除乾淨」（ibid：3）。是以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整個社會部門，從知 識份子、資本到地方社群，皆一律臣服於威權主及其耳目牙爪」（ibid：3）。此時 期任何社會運動均無開展的空間，更不用說保護文化資產了。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國際情勢開始逐漸對中華民國不利；另一方面，國內 多年未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也威脅了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因此國家於 1972 年修法制定定期改選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1979 年中美斷交，國家根據臨 時條款，動用緊急處份停止當年的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
黨外精英遭大量逮捕，但黨外的政治主張在美麗島大審時透過媒體傳送到全島，
也凝聚了民主運動的力量。
1986 年三月，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中確定了政治自由化的基本政策，同 年的九月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 年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後，經歷三十八年的戒嚴 令終止，1988 年報禁解除，蔣經國去世。1990 年年初，在總統選舉的過程中，
國民大會代表要求擴權的舉動，加上國民黨內部流派鬥爭，引起學生不滿，爆發 三月學運。同年六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通過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決定隔年
（1991）年底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應全數退職。1991 年四月國民大會通過憲法
增修條文，五月一日李登輝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在法律上結 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關係。然而五月一日剛廢除臨時條款，九日就發生「獨 台會」案，法務部調查局援引「懲治叛亂條例」，配合刑法一百條的言論叛亂罪，
箝制打壓台獨思想，引起一連串知識界、學生與民眾的街道抗爭。立法院終於在 1991 年五月十七日廢除懲治叛亂條例，隔年（1992）五月十五日通過刑法一百 條修正案。
1980 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政治部門一連串劇烈變革，開啟了社會運動 的空間，街頭上演一波波的抗爭、自立救濟。張茂桂（1989）認為，台灣 1980 年代的社會運動「主要是由於國民黨的政權先已發生統治危機，失去完全鎮壓政
1980 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政治部門一連串劇烈變革，開啟了社會運動 的空間，街頭上演一波波的抗爭、自立救濟。張茂桂（1989）認為，台灣 1980 年代的社會運動「主要是由於國民黨的政權先已發生統治危機，失去完全鎮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