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博物館的性質為何，蒐藏的物件類型為何，物件在脫離原環境脈 絡，進入博物館蒐藏的領域後，便開始博物館詮釋、再現的歷程，在 這個歷程中，物件會產生一連串去功能性、去時間性、神聖化…等本 質與意義上的改變，這個認知、詮釋、再現的過程可以被稱為博物館 化過程（廖靜如，2006：67）。
以上所述，是「博物館化」眾多定義中的一種，指涉博物館如何再現所蒐藏 的物件。本論文認為，物件本身為何在特定時間點受到重視？為何會被「博物館 化」？這個問題和物件本身如何被詮釋、再現同等重要。
十三行遺址的博物館化是一段漫長的時光，向上可追溯到1989 年八月，考 古學者首度獲悉遺址即將不保之時。向下更可延伸至2006 年六月，指向尚在持 續進行的八里左岸第三期工程。本論文以「博物館化」去指涉在這段時間內發生 的搶救遺址運動，以及以十三行博物館為統籌策劃單位，對八里進行的一連串空 間改造過程。透過對歷時十七年的博物館化過程之分析，追尋十三行遺址對當代 的八里可能具有的進步、反身性意義。對「水岸‧社區‧博物館」計劃的批判，
則帶出了透過博物館這個機制，去實踐這個進步、反身性意義的可能性。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台灣一路跌跌撞撞的朝向國家正常化目標前進。在 政治上，解嚴、動員勘亂時期結束、國會全面改選等等政治領域的變動，提供了 社會運動一個伸展的縫隙。長年被國民黨以意識型態所掌控的學生也走出校園，
以組織團體的形式，串聯起來發聲。在這些力量的背後，是更早就開始，在學術、
文學、音樂、藝術等領域開展的文化本土化運動。當政治領域逐漸鬆動，言論不 再遭受箝制後，社會運動者也在思索如何轉進文化領域，奪回主導權。在此時空 背景之下爆發的搶救十三行運動，其所背負的重量，不再只是考古學的學術專業 知識可以承受，它勢必延伸出考古學領域，轉化為文化意義、歷史記憶的詮釋，
以及政權統治、族群認同等等一連串爭議。這也是本論文欲突顯出的，十三行搶 救運動在台灣的國家∕社會∕文化結構劇變過程中的歷史意義。
大規模的搶救挖掘，加上保存部份遺址，並指定為二級古蹟，以及興建文物 館的許諾，成為十三行遺址紛擾爭議的最後結果，然而故事並沒有因此結束。90 年代後半期，國家機器開始進行國族打造工程，以凝聚「生命共同體」為號召，
或輔助或主導的推動一系列地方社區再造計劃。搶救十三行運動中，念茲在茲的 台灣認同、歷史記憶書寫，一躍而成文化政策的主導方向，而後更透過「文化經
濟」、「文化產業」等等概念，進入國家經濟政策的領域。台灣的文化政策由國家 論述（state discourse）逐轉向市場論述（market discourse）的同時，也將原來計 劃中小規模的十三行遺址文物陳列館，擴大成為編列數億經費，以生態博物館為 名的「水岸‧社區‧博物館」計劃。
經過以上述的研究過程，本論文在此提出四點結論，並進一步針對博物館可 能扮演的地方角色提出建議。
一、遺址保存運動的族群∕認同政治與缺憾
1989 年專業考古學者面對國家強勢的工程計劃所提出的保存呼籲，在 1990 年代初期的台灣政治環境裡發酵。「搶救十三行遺址文化遺址行動聯盟」作為一 種本土化論述鬥爭的策略性介入，藉由保存可能代表平埔族文化的十三行遺址，
將目標指向狹隘、帶有本質論色彩的漢族中心主義與中國國族意識型態。爭議事 件就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成為帶有統獨爭議的「大政治」，進一步質疑國家 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相對的，國家選擇將十三行遺址詮釋成兩岸文化交流的 物質證據。
然而，早在十三行遺址搶救運動發生之前，地方居民就進行了抗爭，只不過 抗爭的原因非關十三行，而是土地徵收、房屋拆遷的過程粗暴，以及補償金額的 問題。雖然事件爆發之時，國家已經完成土地徵收的程序，但並不表示搶救運動 和居民之間沒有連結的可能。由於行動聯盟策略性地進行國族論述的對抗，所建 構的遺址價值也因此而封閉在認同政治的範疇之內，無法進一步開展為反思地方 發展的意義來源。雖然我們不能事後諸葛的去宣稱結合地方居民的保存運動，會 有不同的結果，但本論文認為這的確是當時搶救運動的缺憾，或許也是往後欲開 展類似運動者可以借鑑之處。
二、國家的贖（脫）罪展演
在「考古」博物館的場域裡，遺址的破壞乃是倫理上絕對的負面價值，故十 三行博物館內的搶救過程，成為國家贖（脫）罪的展演，卻也窄化了可能的歷史 詮釋空間。十三行遺址的破壞不能僅僅歸咎於不同政權的施為結果，博物館應該 提供觀眾更具有歷史觀、結構性的解釋。同樣的，國家權力也滲入對地方歷史的 詮釋，官方書寫的地方史忽略了改變八里空間結構、地域屬性、人文生態的關鍵 國家「現代性」力量，也壓抑了生態∕社區博物館凝聚地方力量，指向「未來」
想像的可能性。
展示之所以如此呈現的原因，部份在於公立博物館本身，乃是作為國家權力
運作機制一環的本質性局限；以及在缺乏地方民眾的參與下，完全由上而下一手 包辦的展示規劃設計。
三、扭曲失真的「生態」博物館
在國家專斷的整體規劃下，八里長期承受大台北都會區的鄰避設施，造成地 方的「不發展」與「被忽略」感。同時，地域國家（local state）則希望透過「社 區總體營造」、「創造城鄉新風貌」、「城鎮地貌改造計劃」等等幾個國家推動的大 型計劃來解決人口流失、經濟衰退、邊陲化等等問題。在這樣的時空脈絡下，十 三行遺址設立文物陳列館的計劃，便鑲嵌在台北縣的文化∕地域計劃裡，朝向生 態∕社區博物館前進，作為對八里鄉民的「發展」許諾。也實踐了縣府對「文化」
生活的想像，作為召喚縣民政治認同的一部份。
然而，生態∕社區博物館在八里的地域實踐卻產生了理念的落差，主要展現 為官方由上而下打造的、「去地方脈絡」的觀光空間，與地方傳統產業文化脫節。
「水岸‧社區‧博物館」計劃，完全以觀光人潮作為操作目標，沒有從社區培力、
凝聚地方共識著手。脫節的原因在於生態博物館的理念被扭曲，把「生態」作為 觀光的賣點，忽視生態博物館改造地方、催化社會變遷的積極意涵。
「生態」不應該是以官方想像、觀光主導的地方空間再現；也不應該是某種 異國浪漫情調突兀的橫向移植，而是地方、「生態圈」裡面，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的想像與實踐。
如同前文提到的生態運動政治理念：「國家勢力的消亡，是生態學家所期望 的，村莊鄉鎮的行政區，被認為是社會建築的基礎要素，是能代表人類生活所有 基本運作的生態系…在此小範圍之內可以建立有機的經濟體系，也是地方練習民 主的地方，其意義即相當於「社區」（張譽騰，2003：22）。然而，這樣的目標該 如何著手？
四、未完成的博物館化
林崇熙（2003）提出「地方性科學知識」作為地方博物館對抗「普遍性科學 知識」的方案。他認為：「當科學知識被視為具有普遍性時，面對問題時就易指 向單一解決方案的取向，例如缺電就蓋核電，缺水就蓋水庫等。而這正是權力者 所需，也容易得到科學家的背書與支持」，然而，「任何問題都是在地性的，而 解決問題的方式也必然是在地性的」（ibid：22）。因此，地方博物館應該「以 公共論壇的形式提供反省式的多元思考、多元意義、與多元價值的可能性，藉以
促成相互對話與競爭」（ibid：22）。
本研究呼應上述看法，在此提出一個「正視（face）」地方的博物館，做為 對十三行博物館的期許與論文的結尾。這裡的「正視」有一種政治姿態的意涵，
意味著揭開被政治語言、發展願景所包裹的地方，直視被粗暴的現代性力量所破 壞的人文生態環境。正是因為長期以來城鄉差距與不平衡發展，十三行博物館才 被地方高度期待，希望能成為八里「脫胎換骨」的機會。對搶救十三行遺址事件、
地方發展史的重新書寫，能夠反省現代性的力量對地方人文生態的破壞；對地方 近年來的地景、地域屬性變遷做反身性思考，能讓居民對八里的未來有想像的空 間。上述理念的具體實踐，可以是地方史的調查、書寫與出版，或地方議題的公 共論壇等等不同形式，上述做法也是博物館對自身所揭櫫的生態∕社區理念的具 體實踐。然而，本論文對地方政治的理解，僅立基於簡單的觀察，博物館要如何 面對居民之間的內部矛盾、異質性與地方利益的衝突，還需要更做更細緻的社會 分析。不過，博物館有國家的經費支援，也不需要對地方派系或政治利益直接負 責，是有可能避開糾結纏繞的地方利益共生團體，直接面對大多數居民。
本論文對十三行遺址博物館化的研究，是試圖理解劇變中的地方的一個初步 嘗試。這一兩年八里鄉陸續出現獨立於博物館之外的文史工作室55、社區大學課 程，進行鄉內文化資產的調查與歷史書寫，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讓我們拭目以待。
55 參見八里坌文史社網頁：http://tw.myblog.yahoo.com/bali-2006。
八里坌文史遍覽：http://blog.xuite.net/evanhoe/bali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