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設之勢的設置看農戰的推展

韓非以為一國之所以能振衰起蔽，主要是人主能啟用法術之士，推行農耕戰 陣之業，使國家達致富實兵強之境。但是欲使官吏，聽用，庶民壹行農戰之本業，

則須「人主」依人情之好惡，而行法（爵賞、誅罰）治國。所以業師徐漢昌說：

「法的實質就是被名為憲令的制度、政令和被稱為刑罰的法律，這是一個國家和 一個政府行事的依據，是根本大事。在君主時代，有權制定和頒布憲令，以及最 有權執行法律的人，是國君⁷⁸。」《韓非子》也說：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民安，事亂則邦危。法 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 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 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制分＞）

因此，欲國富兵強，除了需法術的設置外，主要還是有賴於人主的推行；然國君 之所以能行治於天下，是因掌有生殺、賞罰的大權，亦是「勢」的威利與震赫。

故《韓非子》說：

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 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

（＜難勢＞）

所以，臣民之所以聽從君上的指揮，而效命於戰陣農耕之上，實是懼畏人君 所擁有的威勢與法令。然而，韓非認為世之君主「堯、舜、桀、紂，千世而一 出，……。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

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

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世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 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

78 徐師漢昌：《韓非的法學與文學》，頁 176－177。

亦遠矣。」（＜難勢＞）也就是說，歷代的君王大抵是以中才之主為多，其同於上 智與下智者甚少，故中才之主，在下雖不為桀、紂，但上卻也不及於堯、舜。因 此，韓非恐怕下主在位，使得「勢亂者則不可治」（＜難勢＞）故要求國君抱法處 勢以行治於國，此即韓非所謂「人設之勢」，故「人設之勢」便是用以補中主之 所不足。是以業師徐漢昌說：

實行法治就是要在政治上樹立「公」的精神，立公即在去私，……法治所 依賴的是「法」，因此，法的良窳又關係法治的成敗。所以立法時要兼顧 自然天道與人情，以求其合理可行。為了要臣民由知法、守法而行法，立 法時又要注意易知、易行的原則。法的訂定，要求統一、固定、成文，以 便公布於天下，令臣民皆知。猶不足，更以法為教，務其人人皆知，務求 人人皆守。……凡此等法治觀點，都是為多數中才國君設計出的治平之策

7 9。

韓非認為中才之主治國臣民，只須依勢以行法、術，而使臣下「 散其黨，收其餘，

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 者誅，國乃無賊……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 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越官而有功，

不得陳言而不當。」（＜主道＞）如是，中主只需依韓非所說將法、術、勢三者合 一，即可「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 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群臣守 職，百官有常。」（＜主道＞）所以「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智去舊，臣乃自備」

（同上）才能避免過失，而依法行政。這樣，中主便可無為於上，而窺知臣下之 陰情，使臣下無以朋黨行姦以亂政，進而保障農耨戰陣之士，是以群臣儘盡其職，

庶黎便皆樂於戰陣生產之事，故國富兵強。由上，韓非便認為上古仁義賢智之說 實是無益於國之治強，故惟有中主依勢以行法治，方是治國富強的根本。

79徐師漢昌：《韓非的法學與文學》，頁 176。

因此，韓非在排除儒、墨學者等所主張賢智教化可能的同時，便以「人設之

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聖賢之戮死哉！＜姦劫弒臣＞

因此，中主如欲行之農戰務本之法，便須使「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城市；黨與 雖眾，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 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愛臣＞）而使其身「虛靜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 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 而善會。言已應，則執其契；

事已會，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產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 其事，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

則誅。」（＜主道＞）也就是說，人主一切只要依法術而行，便得以治強而兵實矣。

故＜有度＞曰：

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 兵強而敵弱。

所以，中主只須依「人設之勢」，而行之以賞罰，便無須凡事親行親為，而使境 內之民壹行於農耕戰陣之上，終至富國強兵之實。以當時君主世襲之大前提下，

使普遍而多數的中主，修德以上達堯舜，時間上是有所不及，即使主有堯舜之德，

民亦不服於仁義，而屈於勢，＜五蠹＞說：「民者，因服於勢，寡能懷於義。」

因此，中主難成堯舜，即使成為堯舜，民亦未必服於仁義。在此現實的情形下，

用法術加強中主的勢，也就成了不得不如此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