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務力思想的價值

戰國末葉，韓國國內的朝政因受到了重人的把持，不是主張行從衡之術，就 是尊崇末作奇巧之人，使得國勢日益的衰微，最後終至地削而主卑。因此，韓非 有鑒於此，故為求能在短時間之內可以提振國勢，於是便全力批評當時權貴所持 之外交縱橫之術與仁義治國之說：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今人臣之言從 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

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 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 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以尊矣，

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 ? 之說，而儌倖其後？（＜五蠹＞）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 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罪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

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取、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 黃帝，不能治也。（同上）

由上可知，韓非以為人主若聽從外交縱橫之術，而使士民縱恣於內，那麼要國家 至於富實兵強的地? ，實是不可得。這是因為大臣之言外交從衡者，除了是「 縱 橫之黨」（《韓非子．五蠹》）外，便是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同上）因 此，韓非認為外交縱橫之術（靠外力），不但無益於治國富強，反而使國家遭受 到更大的損傷，故唯有農戰以富強，而反求於諸己，方能立於不敗之地。故《韓 非子》言外交之失與農戰之功時說：

齊將伐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

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 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

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 則國弱，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救 小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敵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 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 矣。……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

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 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 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

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五蠹＞）

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 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

公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

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

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 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榖之國雖小，卒以悉起，願 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

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

使者還報，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

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 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 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 者，則國削之患也。」（＜十過＞）

是以韓非認為外交與末作之學，實是不足以用來保國衛土，故惟有依恃著自我力 量的發展，才是國家真正的「不亡之術也。」（同上）而此不亡之術，正是韓非所

說之「農戰」，也就是「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同上）的真正意涵。

因此《韓非子》說：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 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

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

而承敵國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

古秦之俗，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 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 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必重；告 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 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是以國治而兵? ，地廣而主尊。（＜姦劫弒臣

＞）

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 。（＜飾邪＞）

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

是 故 無 事 則 國 富 ， 有 事 則 兵 ? 。（ ＜ 五 蠹 ＞ ）

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 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

顯 學 ＞ ）

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 名息。……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難一＞）

人主明於治之數，便是要富實農戰之士，而積力於田疇，所以民以力而富，以功

而貴，因事而受賞，是以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故一國勝敗強弱的關鍵，實 在於人主是否能務力於農戰。因此，人主治事務本，無功則不得以尊顯，有功則 賞之厚且重，使其名實賞罰各得其宜；如是民則歸之於農耕戰陣，民歸之農耕戰 陣，則樸實而易使，民樸實而易使，則粟 多 而 國 富 ， 國 富 則兵強，兵強則戰 勝 ， 戰 勝 則 地 廣 ， 地 廣 則 主 尊 而 人 朝 也。所以，境內之民皆披甲而輕敵，耕 耨而事農，則國之言事者少，而用力者多，如此，乃為帝王之道。《韓非子》說：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 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和氏＞）

正說明了惟有農戰一法，方得以速濟一國之弱，而救亡圖存於當世。 是以，農 戰法術之治，便是人君治國圖存而至於富強的唯一路徑。

韓非認為一國之所以能富強主尊，在於人主是否務力以行農戰，並對於一切 有礙農戰的主張，或是其他有損於農戰之利的工商，皆應視其為末作。故凡庶民 所為合於農戰，切於時用者，則為有益之民；所為不合於農戰，不切於時用者，

則為無益之民。故曰：

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積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 人主之心。其言談者，偽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 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

具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 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消滅之朝，亦勿怪矣。

（＜五蠹＞）

依韓非之見，凡民遠離農戰本業者，皆應視其為愚誣之學與雜反之行，而予以反 對⁸³。所以，韓非為務求農戰之本業能順利的推展，便主張制抑商工末作等五蠹

83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頁 287，批評韓非人性論不問德性與清廉仁智之行，而僅求於農戰實 效之功利，不但否定了學術文化的價值，也破壞了社會分工所自然形成的互補基礎，如此則使整 個社會走向機械冷酷般的世界。

之民，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寄趣本務而趨末作。」（＜五蠹＞）雖然，

韓非主張欲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多歸農戰之本業者，然其真正的重心卻是在 如何使其（工商之民）「少」和「寡」上，而非是要完全地消滅工商、末作之民；

也就是要將二者「多」、「少」之比例，作一合理的分配，然而其間的比例到底為 何？且機制又是如何的建構等，目前所見之《韓非子》則無所論述，故二者的分 配只能說是比例大小上的差別而已。所以《韓非子》之抑商、工而實農戰之旨，

實非意欲完全地摒棄工商之民，因此欲國之富強，是否非得去商、工之民，而專 行農事戰陣方得以成之，我想答案是否定的⁸⁴。而這可以從同樣以重農思想為主 的《管子》身上找到證明。《管子》曰：

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 多 則 國 富 ； 姦 巧 不 生 則 民 治 ， 此 王 之 道 也 。（ ＜ 治 國 ＞ ） 這 說 明國 家的生存與否，端視其能否充分地開發境內的土田資源，與均衡 商、工、農、士等四民之利益，而使各行各業所獲之利「 無道相 過」（ 同上 ），

如 此四民互利而相安，則 民作一而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 足食，兵足食則王之道也。所以說，《管子》的重農並非是意欲削弱或抑制任何 一種行業，而是要其能均衡發展無所相害。故《史記．管晏列傳》曰：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 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 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管仲之所以能使齊富而強者，便是因「通貨積財」、「與俗同好惡」之故，而通貨 積財、與俗同好惡，就是順應齊地早已通行之商、工交通之往來，亦是使各地之 商品貨物能適時的調節，以穩定整體物價的波動，進而帶動社會國家的富強，故 曰：「貴輕重，慎權衡」（同上）。如上所述，《管 子 》的 重 農思想 是要主政者以

管仲之所以能使齊富而強者，便是因「通貨積財」、「與俗同好惡」之故，而通貨 積財、與俗同好惡，就是順應齊地早已通行之商、工交通之往來，亦是使各地之 商品貨物能適時的調節，以穩定整體物價的波動，進而帶動社會國家的富強，故 曰：「貴輕重，慎權衡」（同上）。如上所述，《管 子 》的 重 農思想 是要主政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