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學校新行事：日治時期修學旅行的引進
第二節 從殖民角度出發的官方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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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殖民角度出發的官方視野
日治初期新式教育尚未於台灣扎根之前，1897 年（明治 30）即已出現國語 學校至日本修學旅行的紀錄，此也為台灣史上首次修學旅行；特別的是，自此之 後在台灣所推行的修學旅行模式，即表現出學術參觀的性格，相較於在日本發展 的初期，尚兼具軍事訓練的功能，台灣的修學旅行，則是已
，可見當時台灣乃是直接銜接同時期於日本，由長途遠足變體並逐漸獨立成形的 學校活動。其次，直到甲午戰爭後，日本國內才有海外修學旅行的紀錄，此時的 修學旅行，除擴大學生視野之外，尚包含培養學生統治殖民地的能力，以待日後 開發該地之用。但日本領台初期，反而是從殖民地台灣到殖民母國日本內地旅 行：將殖民地人民送往內地旅行，見識殖民母國各項「文明」的建設。此舉在教 育上的意義外，是否還隱含其他動機？
另一方面，除了至日本修學旅行之外，殖民當局也不忘進行台灣島內的學 生旅行；然而日治初期，台灣島內治安狀況尚未穩固，交通設施也簡陋有待建設，
島內的移動困難度也較高；因此，如何將「蠻荒落後」的海外殖民地，轉換為「文 明開化」新天地，透過學生的旅行活動，來塑造統治成功的標竿，此過程也是值 得留意的。其次，參加旅行的學生中，不僅有台人，亦包括日人。因此，雖然名 為修學旅行，但動機與目的，卻可能因對象不同而出現差異；亦即殖民者與被殖 民者的修學旅行，是否因角色不同而被官方賦予不同的任務？
總而言之，透過耙梳官方史料，來理解日治時期實施修學旅行時的官方立 場；是故本節將以「認識」與「教化」兩個重點，於上述影響官方在修學旅行思 維的因子之上進行歸納。
一、 「認識」母國、殖民地
日本明治維新後，亟欲擺脫過去的閉鎖形象，並以成功的海外拓殖躋身世界 列強行列；因此除了尋求外部的認可之外，身為殖民母國的日本，也努力將國內 進步文明的一面展現在殖民地面前，以證明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必須高高仰望的
「母國」。再者，自甲午戰爭獲勝，成功領有台灣後，對於日本而言，台灣不再 只是一個蕞爾小島，同時也是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新領地；身為日本第一個海外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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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台灣的形象不僅攸關統治成效，也是殖民地人民認同政權的條件。換言之，
無論是進步的母國，還是待重整的台灣，都是日本當局冀盼殖民地人民能夠伸手 觸碰的。
而作為推展國家政策最佳的協力者—學校教育，便是轉換人民思維的巨大機 器：透過課本的文字描述，將內地刻畫為建設相當進步、具有高度文明的地方；
島上富饒的物產，藉由便捷的近代交通工具運送到各地；使得於教室內閱讀文本 的學生們，能夠在平面的世界裡盡情想像、認識有別於他們所認知的台灣，以及 陌生的日本。此外，在課餘時間舉行的修學旅行，乃是實踐了16 世紀以降唯實 論所主張「透過感官經驗來主動獲得知識」的論調；於是在島內或前往日本進行 學術研究與遊覽的修學旅行，即是讓學生走出教室，進入社會，體驗真實生活，
進一步將課本內容立體化，構築起對該地的認知網絡。
因此，無論是島內或是日本內地，旅行的範圍與景點，必然是以能代表「該 地」為重要選擇之條件；至於該地點的形象為何，並非有一套客觀標準，而是主 觀地由官方所認定。然而，不管是島內還是日本內地，所選擇的區域幾乎都以文 明進步為首要，或者是能凸顯與參觀者差異的地點。島內方面，政治中心所在地 的北部，近代建設也較島內其他地區來的多，因此往往成為學生旅行必經之地。
尤其是久居山區的原住民，理蕃課在每年三月底左右，都會安排蕃童教育所的畢 業生參觀平地的文化，在州理蕃課從事蕃人撫育事務的尾崎蕃仙，便曾帶領蕃童 學生至基隆修學旅行。45而內地旅行，則必遊歷日本古都京都，參拜大大小小的 神社寺廟；到大阪見識大型工業城市；前往東京近郊的日光、鐮倉等地，領略日 本中古文明等等。在20 餘天的旅程中，學生儘管「像個鄉巴佬般，對於眼前所 見的一切新奇事物東張西望」46，但在他們內心，卻逐漸將殖民母國日本，樹立 起一個歷史悠久，文教程度高，又兼具近代化的國家形象。井上清丸便指出：
……讓擔任教育未來「國民」的師範部學生，使他們本島人嘗試一次內地 旅行，感受內地的文化、勇武、慈愛，特別是參拜莊嚴的皇城…參觀巍峨 的大學校，感受文化的發達；參觀大型工廠，感受機械的精細與學術之進
45尾崎蕃仙，〈國語普及の必要を痛感したるまま〉《理蕃の友》（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3），
頁7。
46林茂春，〈內地修學旅行記〉，《芳蘭》第十號（台北：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校友會，1937），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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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47
當然，明治中期興起的國家主義教育觀，也忠實地呈現在旅行活動中，例如台北 州立第二商業學校在內地修學旅行的說明中，便提到「對伊勢神宮、宮城其他國 民精神涵養有深厚關係的神域叩拜，在橿原神宮進行一天的奉仕。」48以及女學 校特地挑選在春天櫻花綻放之際，帶領學生前往日本修學旅行，體驗日本風俗、
文化之美，並使其穿著日式服裝參拜神宮，藉此培養國民性趣味。49
根據劉方瑀的分析，將島內旅行景點歸納為四點：少接近自然風景，多殖民 統治色彩；北部現代化，南部產業發達；軍事景點的選取；神社參觀。50由此可 見從日方殖民論述之下的島內旅行之中，學生所認識到的是：一個正在從傳統農 業社會，經過日本統治之後，朝向象徵近代的日本前進的台灣社會。換句話說，
島內旅行中所看到的台灣，是包裹著日本統治外皮的台灣，作為殖民母國的對照 組。51
另一方面，就旅行對象而言，面對語言、風俗完全不同於日本的台灣，國語
（日語）教學便成為殖民統治上的首要重點工作；由日治初期由日本來台，進入 國語學校作為日籍師資之預備人員的日人學子，普遍對台灣缺乏認識，因此透過 修學旅行，不僅有助於使其瞭解台灣社會，也對日後擔任教職時，教導本地文史 自然等方面有所裨益。這種情況直到1930 年代仍存在，台中師範學校島內一周 旅行對象設定為普通科升演習科的學生，主要是因為這些學生多數是畢業於日本 內地的中學，所以對台灣本島的事物並不熟悉，因此為了使其親身體驗島上的風 土民情，便舉行島內旅行以達此目的。52除了島內旅行之外，由國語學校改制而 來的師範學校，該校學生畢業後是擔任島內初等教育的教師，為了日後教學上的 需要，在瞭解本島風土民情、文化之外，也必須認識內地的事物。53
此外，日治時期理蕃教化的「蕃人觀」，認為台灣原住民缺乏理解力與想像
47井上清丸，〈母國觀覽の便を與ふべし〉《台灣教育會雜誌》第36 號（1905），收錄於阿部洋編 集，《近代日本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台湾の部5）》第 34 卷（東京：龍溪書舍，2004），
頁356。
48台北第二商業學校報國校友會，《青雲》創立五周年記念號（台北：該校，1941），頁 23。
49台北第三高女，《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1934，頁 123、158。
50劉方瑀，〈被選擇的台灣—日治時期台灣形象建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頁74-76。
51劉方瑀，〈被選擇的台灣—日治時期台灣形象建構〉，頁 77。
52〈島內修學旅行〉《台中師範學校創立十周年記念誌》，1933，頁 29。
53〈修學旅行記〉《芳蘭十周年記念號》（台北：台北師範學校校友會，1938），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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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而易於感情用事，所以想要教化、啟蒙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直覺的刺激；
54是故在蕃童教育所階段，當局便以選樣的方式安排原住民進行島內與內地旅 行，透過至先進地區觀光所產生之娛樂性來引起學童興趣，使其啟發智能，進一 步達到教化的功效。
又，透過修學旅行，除了建立認知的架構外，修學旅行也有澄清、修正偏見 的功能。由於修學旅行的範圍，也與當時的外在環境有著密切關連，然而在日治 初期，許多基礎建設尚處起步階段，造成交通不便的問題之下，台灣背負了蠻荒 之地的惡名。不過，在1903 年（明治 36）師範部甲科的島內南部旅行中，卻有 學生表示，「希望這些人（排斥台灣的人）趕快來到台灣，如此一來，當他們看 到這雄偉的原野時，這些謬誤，便會立刻消失無蹤。」55由此可見，學生在修學 旅行中對外在環境的良好觀感，使得他們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台灣適合旅行」
的見證者。
然而，即使只是伸手所及的範圍，卻也都受到官方的掌控與主導：旅行中所 見所聞，經由刻意的包裝，而被構築成所謂的「假事件」。布爾斯丁（D.J.Boorstin）
認為，與當地環境和居民隔離的觀光客，總是成群結隊地跟隨著導遊，一路上盡 情享受人為設計的失真景致，傻呼呼地陶醉在「假事件」裡，絲毫不見周邊的「真 實」世界。56也就是說，學生在修學旅行中所看到、認識到的日本與台灣，並未 真實地反映出當地的情況，而是經過刻意揀選而來的。因此，儘管殖民當局以「加 強對內地與島內的認識」為由，舉行修學旅行，表面目的是使課堂所學之平面知 識立體化，然實際上則間接傳達了殖民官方的統治理念，亦即，透過旅行欲確立 學童心中的殖民母國的崇高偉大的形象，57以及一改台灣過去茹毛飲血的落後印
認為，與當地環境和居民隔離的觀光客，總是成群結隊地跟隨著導遊，一路上盡 情享受人為設計的失真景致，傻呼呼地陶醉在「假事件」裡，絲毫不見周邊的「真 實」世界。56也就是說，學生在修學旅行中所看到、認識到的日本與台灣，並未 真實地反映出當地的情況，而是經過刻意揀選而來的。因此，儘管殖民當局以「加 強對內地與島內的認識」為由，舉行修學旅行，表面目的是使課堂所學之平面知 識立體化，然實際上則間接傳達了殖民官方的統治理念，亦即，透過旅行欲確立 學童心中的殖民母國的崇高偉大的形象，57以及一改台灣過去茹毛飲血的落後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