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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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娛樂性質的旅行之中，同化精神又該如何展現，又是以何種方式對旅行者進 行潛移默化？因此，筆者希望藉由耙梳日治時期關於修學旅行的紀錄，來檢視日 治時期修學旅行在教育、政治、文化等方面，對學生所造成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回顧
國內方面在日治時期觀光旅行方面的研究為數不少，針對日治時期的觀光旅 行雖有不同角度的研究，但大多數都集中在旅行環境的塑造，也就是交通工具所 帶來的影響。葉龍彥、蔡龍保、呂紹理都認為1908 年（明治 41）縱貫鐵路通車，
是帶動台灣觀光普及的開端，不過蔡龍保進一步說明鐵道部與台灣觀光旅遊活絡 的關連性。他指出，1908 年（明治 41）縱貫鐵路完工後，隨即成立「旅客係」
作為招徠旅客的機構，1931 年（昭和 6）鐵道部正式接手，1937 年（昭和 12）
在鐵道部下設觀光係，換言之，鐵道部在台灣觀光事業發展中居主導地位。
呂紹理更將日治時期鐵道部對台灣觀光旅遊的影響，解釋為旅行活動從「個 人探險」進入到「制度化」旅行的關鍵。此外，他和蘇碩斌都注意到旅行活動中 對「觀看」的詮釋：呂紹理認為旅行是促使台人觀看日本近代化的重要管道，也 是讓日人及全世界看到日本統治台灣成功的方式，亦即台灣旅遊環境與社會兩者 之間的變化，便構成旅遊活動的複雜樣貌；蘇碩斌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
一書中，則從景觀空間的角度，剖析台北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動。1然而，如單就 修學旅行而言，目前尚無專書對此進行討論，有關修學旅行的紀錄，多半只有附 加說明之性質。再者，有關此方面的資料較為瑣碎，蒐集不便，不過仍可從探討 部分日治時期教育史的論文，以及與旅行、景觀社會學相關之研究當中，逐步拼 湊出修學旅行的樣貌。
日治時期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多少都提及修學旅行，然而所佔份量之多寡，
便端看此活動對該學制影響的程度。就筆者所分析的結果，初等教育由於年齡尚 淺，參加修學旅行的程度不若中等以上學制高，因此由修學旅行所呈現出旅遊「制
1葉龍彥，〈一九○八年在台灣觀光史上的意義〉，《台北文獻直字》151（台北，2005.3），頁103-135。
蔡龍保，〈日治時期台灣鐵路與觀光事業的發展〉，《台北文獻直字》142（台北，2002.12），頁 69-86。呂紹理，〈日治時期台灣的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 表述與文化構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290-326。蘇碩斌，《看不見與 看得見的台北》（台北：左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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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的狀態並不明顯，且對學童的影響恐怕也有待商榷。根據游鑑明的研究，
修學旅行僅限於高年級學童，但因費用較高，參加者不比另一類校外教學活動—
遠足來的多。2唯蕃童教育所例外，鄭政誠曾以專文介紹理蕃政策下的蕃童修學 旅行。3文中指出：總督府一方面以隘勇線威嚇原住民，一方面則以教育等方式 安撫之，觀光旅行則屬於後者，是日方用來對原住民加以規訓、啟蒙的統治手法。
不同於其他教育體制以團體方式進行修學旅行，原住民學生的修學旅行則是由個 別「模範學生」為開端。此外，透過修學旅行，日人也有意使原住民學生瞭解本 島人與日人的差異，特別是強調日人文明較優越，藉此對日本產生認同之感。
至於其他學制方面，由於國語學校是師範教育的龍頭，也是各級學校的源 頭，因此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肩負了台灣地區教育的重責大任。是故在日本國內 由師範學校率先舉行修學旅行，日治時期的國語學校自然也開創台灣教育界的首 例。謝明如在〈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一文中，4也處理了修學 旅行的部分，她認為當時的修學旅行的特色即是依年級來區分路線，在1910 年 代之後更走向制度化；此外，國語學校也相當注重修學旅行中「教育」的意涵，
行前的知識準備自然不可省略，學生透過修學旅行可得到額外的新知識以及難忘 的回憶。然而，作者亦表示，修學旅行除了教育的用意之外，也具有「同化」的 作用，如1912 年之後補助台籍學生至日本修學旅行，主要還是為了鞏固國民性，
感受母國文化；至於是否對台籍生造成影響，她則認為修學旅行帶給學生的是「對 文明的嚮往」。
另外，除了針對台籍學生而使修學旅行被賦予「同化」的功能外，在日籍學 生方面，黑崎淳一研究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時，也關注到該校舉辦修學旅行的部 分。5他指出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是貫徹總督府「南進政策」的策略性學校，因此 該校校內所設立的南洋經濟研究會，即是作為研究南洋的專門機構。而該校的海 外修學旅行也都是由此組織主辦，所以地點多半以南洋為主。且舉辦南洋修學旅 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親自接觸未來畢業後活動的地方，作為努力向上 的動力。然而，此類旅行型態與其他學校不同，相當著重研究考察的成果；因此
2游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3鄭政誠，〈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修學旅行—以蕃童研究所為例〉，台灣教育會會訊
4謝明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 士論文，2007。
5黑崎淳一，〈台北高等商業學校與南支南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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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也規定參加的學生必須事先準備研究題目，以便利用旅行進行調查與資料蒐 集，待回台後公開發表報告。
至於日治時期旅遊活動的詮釋，則多半圍繞在「宣揚殖民母國統治成效」、「加 強對日本認同」的論調上，儘管並無針對具備學校性質的修學旅行進行探討，但 由於此類研究具備理論基礎，因而在剖析旅遊活動中人們的狀態、觀看的景象 時，往往能藉由理論而將其架構化，使零碎的旅行概念，成為一套完整的體系。
前述曾提到，呂紹理著眼在旅行過程中「觀看」的層面上，因此他採用 Dean MacCannell 的「前／後台」概念，分析旅遊手冊中景觀的意向，進一步指出旅 行中的觀看角度自始即與宣揚統治殖民統治成果的目標相連結。
而張倩容則以呂紹理的理論為基礎，在〈日治時期台灣的觀光旅遊活動〉6一 文中重建日治時期觀光旅行活動的背景：基本上，當時台灣是與日本國內同步進 行，透過官方的主導，而以「早熟」的方式來發展；由於此時的觀光旅遊型態受 到交通建設的影響頗深，因此她便透過耙梳日治時期鐵道部所出版的各類刊物，
如作為觀光宣傳之用的台灣鐵道旅行案內，還原當時旅遊的景況；也提到鐵道部 門開始負責觀光事務，使得當時的旅行活動乃進入「制度化」的階段。然而美中 不足的是，通篇論文雖然引用甚多日治時期的一手史料，但在註解上卻有疏漏的 情形，若干數據無從得知出處，不僅在論述上沒有佐證，對日後的研究者而言，
也可能發生引用失當的錯誤。
另外，劉方瑀在討論日治時期台灣形象建構的過程時，亦觸及到修學旅行；
7她認為修學旅行乃是殖民者在教育方面規訓台灣人的手段，更是台灣為殖民母 國之附屬品的再現：從舉辦的時間上來看，島內修學旅行由於需配合內地修學旅 行的時間（春季），而多選擇在秋冬，顯示台灣是從屬於日本；旅行景點方面，
無論是島內或內地，多半選擇參觀近代化設施以及參拜神社，具有殖民者展現國 力強大的企圖。她更進一步指出，修學旅行背後還具備骨牌效應：不僅將學生納 入在認同殖民母國神聖化的一環，甚至還擴及到學生親友。劉氏站在後殖民的立 場，企圖看穿日治時期修學旅行背後之真相，與呂紹理的論點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在史料的運用上卻明顯不足，參考樣本太少，造成在立論上稍感薄弱，相當
6張倩容，〈日治時期台灣的觀光旅遊活動〉（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7劉方瑀，〈被選擇的台灣-日治時期台灣形象建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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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
如前所述，有關修學旅行的專門性研究，台灣國內較為缺乏，因此目前仍以 日本方面較多；再加上修學旅行源自於日本，因此釐清修學旅行發展的脈絡，勢 必有助於瞭解日治時期台灣修學旅行。筆者曾至日本蒐集修學旅行相關的研究文 獻，因此以下將就這些文獻，來分析研究有關修學旅行的現況與未來尚可延伸的 部分。
所有與修學旅行相關的日文研究，幾乎都會觸及到修學旅行的歷史發展，有 些是宏觀的視野來說明修學旅行在日本發展的過程，短篇論文有佐藤秀夫〈遠足
‧修学旅行の歴史〉、伊東香織〈修学旅行の歴史〉8。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佐藤 秀夫整理了明治以降的教育史料，將其以註解的方式穿插在正文之中，作為論述 的佐證，使文章更加具有說服力，且對於相關研究者而言，亦無須費力地四處查 閱、對照一手文獻，可謂十分便利。而專書的部分，鈴木健一在《修学旅行の理 論と実際》9一書中，前半部由修學旅行的技術層面切入，完整地呈現修學旅行 從規劃至實施，以至活動結束的細節；後半部則從時間的縱軸來探究修學旅行的 歷史脈絡，透過搭配不同學制、事件的橫切面，可看出修學旅行的多元與多變性。
‧修学旅行の歴史〉、伊東香織〈修学旅行の歴史〉8。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佐藤 秀夫整理了明治以降的教育史料，將其以註解的方式穿插在正文之中，作為論述 的佐證，使文章更加具有說服力，且對於相關研究者而言，亦無須費力地四處查 閱、對照一手文獻，可謂十分便利。而專書的部分，鈴木健一在《修学旅行の理 論と実際》9一書中，前半部由修學旅行的技術層面切入，完整地呈現修學旅行 從規劃至實施，以至活動結束的細節；後半部則從時間的縱軸來探究修學旅行的 歷史脈絡，透過搭配不同學制、事件的橫切面，可看出修學旅行的多元與多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