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文字與中文之識字歷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研究目的分為四節，分別為拼音文字與中文之識字歷程、閱讀理解理 論、閱讀發展階段及錯誤類型分析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拼音文字與中文之識字歷程

多數學者皆認為閱讀的歷程包含識字(word recognition)與理解(comprehension) 兩部分。而閱讀的基礎是識字(柯華葳，1994；林清山，1997；洪儷瑜，1997；胡 永崇，2001；Mercer & Mercer, 1993；Catts & Kamhi, 1999；Lerner, 2000 )，唯有 透過識字才能達成閱讀理解，因此識字是閱讀過程中非常關鍵的要素。洪月女 (2009)使用 Goodman 的閱讀理論來比較中英文閱讀的異同，她提到高層次的閱讀 理解策略(如：預測、推論、引證、修正…等)使用情形，中、英文讀者是相同的(洪 月女，2009；鄒美雲，2005)，但不同的文字系統在書寫符號層次中，讀者會發展 出不同的後設語言覺知及策略來學習閱讀(洪月女，2009)。部分學者亦認為中英文 的閱讀歷程雖相仿，但識字歷程較與文字的特性有關(洪儷瑜，1997)。如：Guron 與 Lundberg(2004)針對美語、瑞典語為母語的三歲和六歲的學生進行拼字紙筆測 驗(美語較瑞典語字母－音素對應關係複雜)，分析其錯誤類型和錯誤發生頻率。結 果發現以這兩種語言的平均組和低分組學生而言，使用美語的學生會在測驗過程 中對拼字做更多嘗試，也易犯更多錯誤，而使用瑞典語的學生則傾向訂正自己的 錯誤。由此可知，不同語系的讀者拼字使用的策略會有差異，這可能與其識字歷 程有關。

拼音文字由字母所組成，形音對應關係較強；中文屬非拼音文字，字體結構 是由基本字形、聲旁、部首組合而成，具有空間的獨特性。中英文的識字歷程理 應有所不同。本章節主要比較中英文識字歷程之差異。

一、拼音文字系統的識字歷程

拼音文字的識字歷程，一般被歸納成下列三種模式：由下而上的模式

8

(bottom-up model)、由上而下的模式(top-down model)、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 (胡志偉，1989；林清山，1997；洪儷瑜，1997 ；林寶貴、錡寶香，2000；McClelland

& Rumelhart, 1981；Samuels & Kamil, 1984；Samuels & Kamil, 1988)。

(一)由下而上的模式

此模式重視從視覺刺激到內在表徵的知覺歷程(林清山，1997) ，涉及語音轉 錄到詞彙觸接，解析語法、語意，最後建立文本意義，因此特別強調基本識字技 能的重要性(林寶貴、錡寶香，2000)。此模式以 Gough(1972)所提出的理論為代表，

細述如下。

Gough(1972)提出的識字歷程模式，主要放在文字辨識過程，將字母作為基本 單位。一開始，眼睛會掃視印刷字，然後以視覺輸入字體形態(Iconic Representation) 來辨識字母(Letter Identification)，接著使字符對應心裡字典中的單詞(The Mapping Problem)，再搜索詞彙 (Lexical Search)…等，由部分到整體的建構歷程，較不重 視讀者的先前知識或經驗(Samuels & Kamil, 1984)。

(二)由上而下的模式

此模式認為讀者根據自己擁有的先備知識和語言能力，作出暫時性的預測，

並從繼續閱讀的過程中印證其假設(林清山，1997)。由於此模式不強調認字能力，

認為提取字詞是依賴先備知識與過去經驗，因此單由此模式亦不能涵蓋全部的識 字歷程。Cattell(1886)以整字為單位作辨識，搜尋過去的先備知識或語言經驗來知 覺字的意義，即為這類模式的代表。

(三)交互模式

包含由上而下(先備知識與結構性的認知歷程)、由下而上(對視覺刺激的知覺 歷程)的雙向歷程(林清山，1997)。以Rumelhart(1977)為代表，細述如下。

Rumelhart(1977)將「由下而上的模式」與「由上而下的模式」相結合，提出

「交互模式」。認為識字歷程是經過：閱讀者預期訊息跟視覺訊息的輸入交互處 理而產生。預期的訊息，來自於知識結構的基本假設，包括：字母、單詞、短語、

9

句子…等，由上下文脈絡而來。視覺刺激輸入產生視覺訊息後，與預期的訊息交 互運作，將不同層次的假設同時交互作用，直到獲得具體的預測結果(McClelland &

Rumelhart, 1981)。而McClelland與Rumelhart(1977)提出交互激發模式(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將識字歷程分成幾個層級，由低層級到高層級依序為：1.特徵層 級：是字組成的特徵(如：∣、／、＼…等)；2.字母層級：依特徵輸入來尋找、配 對辨識出字母(如：a、n、t…等)；3.字母群層級：讀者針對常用的字母群形成假設 來猜測(如：辨識出t後，t常與h相連，而猜第一個字母群是th)；4.字的層級：字在 心理字典中的相關訊息，被假設與猜測，最後猜出the(林清山，1997)。而每個層 級中都有節點，做為不同層級訊息傳輸之用，訊息傳遞後，各層級是否能被激發 或抑制，取決於節點與節點的關係。如：辨識字彙時，會同時進行多層次的分析 來辨識，字母、字形…的節點可能「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來傳遞訊息，傳 來的訊息相關時會被保留，不相關的訊息表徵則會被抑制，直到猜測被確定(林清 山，1997；McClelland & Rumelhart, 1981)。

此外，Neal Johnson (1991)將識字歷程分為三階段，一為將知覺到的視覺訊息 載入視覺處理系統(visual processing system)；接著，將視覺訊息編碼，此時不再只 是圖像，已有訊息表徵；最後，在心理字典(lexicon)搜尋出相對應的字(引自洪儷 瑜，1997)。

就拼音文字的識字歷程，Coltheart(1979)認為可用兩條不同的路徑說明，稱之 雙路徑假說(引自鄭昭明，2006；引自黃芸，2003；引自李素卿，2003)。第一條為 直接路徑：亦稱詞彙路徑，指經由讀者辨識字形後，到心理字典搜尋、對應此字，

再提取其語音，即可念出。第二條為間接路徑：亦即非詞彙路徑，字形輸入後，

經過「形素－音素」的轉換，再連結到語意。形素－音素轉換(grapheme phoneme conversion 簡稱 GPC)需經由兩個步驟完成。一為形素剖析(grapheme parsing)，將 字分解成幾個形素，每一個形素對應一個音素；二為音素指定(phoneme

assignment)，針對每一個形素指定一個音素，來形成字音。此兩步驟也會有例外，

10

因此將字區分成規則字與例外字來檢驗，發現規則字只要經過「形素－音素」轉 換，就能念出發音，語音轉錄時間和心理詞彙判斷皆較例外字快。而例外字無法 使用「形素－音素」轉換得到正確的語音，需要利用直接路徑，經由已存在的心 理字典，才能讀字。

二、中文識字歷程

目前中文識字歷程理論主要有曾志朗(1992)提出的「激發－綜合」二階段理論 和胡志偉和顏乃欣(1995)提出的「多層次字彙辨識理論」，細說如下。

(一)「激發－綜合」二階段理論

根據 Fang、Horng 與 Tzeng(1986)的實驗結果，曾志朗(1992)提出「激發－綜 合」二階段理論，來說明中文識字歷程。

此理論認為在記憶系統中，中文字的形、音、義等訊息是以平行分佈的方式 儲存，為了有效認字，必須同時採用字音與字形…等多重線索所提供的訊息，在

「激發－綜合」二階段理論中產生共謀效應。其中 1.激發階段：是一個自動化的 歷程，刺激字的各種相關訊息被激發，一致性高的字反應時間短，例外字、歧異 字多時，反應時間會加長。至於 2.綜合階段：綜合被激發的訊息(漢字字形和發音)，

來合成最可能的發音，各線索間相互合作，讓個別推測率低的線索，綜合後產生 高推測率，使讀者能迅速識字。

(二)多層次字彙辨識理論

胡志偉、顏乃欣(1995)提出「多層次字彙辨識理論」，認為讀者是依賴多年的 習字與閱讀經驗，來分析呈現在視覺系統中的文字。當有豐富的閱讀經驗後，儲 存在長期記憶中的字形記憶，其與字義、字音和形似字的記憶，都有或強或弱的 聯結性，來彼此產生激發或抑制作用。

當字出現在視覺系統中，字彙辨識歷程會以多層次的方式，同時收錄與分析 視覺刺激中的各種構形。歷程如下：1.文字進到視覺系統時，此字的各種構形，

11

會使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的相關字形記憶同時被激發，如：「好」字會同時激發出

「好」、「女」與「子」字。2.被激發的字形記憶又會去激發形似字的字形記憶，

接著會收到形似字字形記憶的回饋，如：「女」字再激發出「奴」、「如」…等字。

3.激發後，又會激發組成形似字的相似字形記憶，如：形似字「奴」也激發出與 其形似的字「努」、「弩」…等字。4.由於被激發的字形記憶其活動位階會有高低 之差異，活動位階高的字會抑制活動位階低的字，最後活動位階最高的字形記憶 會聯合其相關之字音、字形一起超過閾值到達意識層面。

綜合上述拼音文字與中文的識字歷程可知，拼音文字有強烈的形音對應關 係，文字和字音依循 GPC 規則，字的辨識比較是字形經由字音而後字義的過程，

且多數研究發現形音對應強的拼音文字，語音是優先被提取的訊息(洪月女，

2009)。但中文字是意符文字(logograph)，雖具有表音的聲旁，但沒有嚴格的形音 對應關係。因此以 Coltheart(1979)的 GPC 規則 來解釋，中文是不需經由語音轉 錄(曾志朗，1992；鄭昭明，2006)，此解釋是很大的誤解。由於中文字 80%以上 都是形聲字，部分學者認為形聲字沒有提供明確的字音線索，但謝娜敏(1982)、

Ho 與 Bryant(1997)的研究發現中文字彙觸接亦須經由語音，但不像拼音文字明確。

上述兩個中文識字歷程，又可發現中文識字歷程並非由單一線索可推知，而 是同時搜尋字形、字音和字義多種線索結合成字。由 Flores d’ Arcais(1992)的研究 顯示中文字形會比字音、字義先被激發，字彙辨識的過程為不浪費認知精力，會 以辨認部件為主，高頻(常用)字也會比低頻(不常用)字先被激發(胡志偉、顏乃欣，

1995)。且閱讀的目的在於理解文義，為了讓閱讀順暢，辨識完詞會緊接著辨識其 他字詞，因此詞彙辨識不一定要經過字彙辨識，高頻詞可能會比該詞的字更先被 激發(胡志偉，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