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性圖示與認知

2.2.1 指示性圖示

人類利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等各種感覺器官，借以感知形、色、音、

味、等訊息，其中以視覺接收的訊息最多，透過看的見圖畫、顏色之記號為界面

，非語言的傳達資訊，即是所謂的視覺傳達( Visual Communication )。以功能而言

，視覺性的記號可分為指示性、說服性、象徵性、說明性等類別；應用於認知環 境之指示性記號，一般通稱為標示或指標，而避難標示設備即透過視覺認知而理 解環境，因此屬於「指示性圖示」的一環。

在 Young and Wogalter (1990) [7]的研究中即發現，良好圖形化設計的標示能夠 有效地幫助資訊的傳達，其能夠讓使用者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清楚地瞭解其 所要表達的意義；反之，若標示圖形的設計讓人感到困惑，標示就無法達成預期 的功效，甚至可能陷人於危險。

在人員避難的過程中，對於標示意義的認知時間，是標示設備在設計時所需 要考慮的重要依據。由於人員在避難時並不是處在靜止的狀態，標示設備上的文 字在時間上可能無法清楚地告訴人員避難標示所代表的意義，人員避難往往必須 憑藉著標示上的圖形設計來瞭解當時的路徑況為何。在 Shapiro et al. (1987) [8]的研 究即發現，以圖形符號傳達的標示設計會比以文字傳達的標示對於受試者認知的 時間(perception time)及可閱讀的距離(legibility distance)上更有效率。而許多的研究 結果也支持這樣的說法，如 Jacobs et al. (1975) [9]則評估年輕人觀測圖形及文字型 標示的可見度距離(visibility distance)，他發現圖形標示會比文字標示少兩倍的距離 就可以觀測到。Ells and Dewar (1976) [10]的研究也發現，受試者對於圖形標示的 口頭反應(verbal reaction)會較文字的標誌快，而且在眩光下更明顯。Kline et al.

(1990)[11] 研究在白天(daylight)及黃昏(dusk)對於交通標示的視覺績效影響，他發 現圖形交通標誌的觀測距離都遠比文字的觀測距離好很多。Kline and Fuchs (1993) [12]在模擬白天的照度狀況下，探討文字及標誌種類理解力(comprehension)及能見

度(visibility)，研究的結果也發現受試者對於圖形的交通標示會比文字的交通標示 的績效要好。

Janice & Dewar (1981) [13]以機場和奧運標誌符號為研究對象，各挑選出兩類 標誌符號八種圖形意義，每個圖形意義由四種不同圖形呈現，其研究針對各圖像 符號的識別距離、理解性、偏好程度及瞬間識別性作評估。結果顯示具象徵性意 義的圖示例如：奧運的五色環標誌、獎牌上的桂冠圖示及以飛機的圖示象徵機場 等，有較高的理解性、偏好程度及瞬間識別性。Cairney & Sless (1982) [14]以一組 職業性安全符號為例，針對不同使用族群 (澳洲人、越南人) 進行研究測試，用來 說明不同族群對不同的圖像符號所產生的易學性與記憶性，結果發現不同的族群 在圖像的認知上會有些微的差異，其原因可能來自於生活習慣、環境或文化，但 明顯的不同族群對圖像的認知差異並不大。Kacmar & Carey (1991) [15]探討使用者 介 面 的 圖 像 使 用 情 形 ， 進 行 電 腦 的 文 字 (text) 、 圖 像 (icons) 及 文 字 圖 像 混 和 (text-icons) 三者之使用者的認知準確率及反應時間之研究。結果顯示文字和圖像 混和的型式準確率最高。但在反應時間上，三種型式之間並無很大顯著差異。Baber

& Wanking (1992) [16]以汽車儀表版上的圖像符號為樣本，針對各種符號、文字、

標題的組合方式，對受測者做識認上的測試比較，結果顯示以「文字+標題+符號

」的組合方式，受測者的反應時間最短。

根據標示設備的特性可知，標示設備圖示中的「箭頭」可提供方向性的指示

，而「緊急出口」的文字說明可提供安全的指示性概念，因此對於空間中動線的 理解可藉由標示設備具有的指示性功能予以達成。

2.2.2 圖示的認知

由於解析標示設備的認知內容係屬於心理學的範疇，故本研究將引用皮亞傑 (Jean Paul Piaget，1896-1980)的認知發展論(congnitive-development theory)進行探討

。對於皮氏來說，他認為「認知」並不是一種既存的狀態，而是一種「發生」的 過程，它並不存在於進行認知的主體，也不存於被認知的客體之中，而是發生於

主體對於客體進行認知時，所構成的交互關係當中，而「知識」便是這個過程所 產生的結果。在其理論建構中有四個關鍵的概念，分別為：基模(schemata)、同化 (assimilation)、調節(accommodation)、平衡(equilibrium)，而這四個概念便是構成認 知發展過程的重要要素。

1. 認知過程的產生

質的改變 量的改變

人 新的事物

認知過程 嘗試以現有的基模去進行同化

暫時的認知平衡

改變基模

創造基模

做出調節 得到平衡 同化與調節的平衡

圖 2-4 認知過程簡示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認知的過程首先以既有的基模去進行新事物辨別，試圖從中找到類似的與差 別的基模而予以理解新的事物，若因差異太大而無法於既有基模中進行理解對比 時，則須以改變既有基模(學習)或創造新的基模(實驗)來進行認知，並從而做出調 節，直至達到認知平衡為止。這樣的概念不斷重複於新事物的認知上，皮氏也認 為此過程不會因為年齡不同而過程有所差異，對於所有事物的認知均依此模式而 進行學習。因此對於避難標示認知的學習而言，年齡的差異應不會是構成認知結 果不同的主因，無論各年齡層對於事物認知的方式均以此而發展，差異的形成與 要因應另有其構成原因。

在認知的過程中有兩個極為重要的觀念，它決定了知識的成長與否，這兩個 觀念分別為：同化與調節。調節是知識結構的成長，意義在於新基模的創造或舊 基模的修改擴大，屬於質的提升；同化則僅是基模的生長及數量的增加，並不會 引至基模的發展或演變，屬於量的改變。

2. 認知差異的解讀

由於認知的差異在於「認知結構」的內容變化而非關乎年齡，認知結構係指 抽象概念經由學習、教育經驗組織而成的一種形式，因此學習與教育為構成認知 差異的主要原因，於是為避免避難標示認知的差異產生，除標示本身的一次認知 與固定性(堅固性不變動性)之外，學習與教育為最有效手段。

認知的差異不只是生活經驗所造成之數量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品質方面的 差異，於是年輕專業人員對於標示設備解讀結果的正確性大於非專業的年長者可 視為必然現象，標示設備解讀的正確性不會因閱讀次數的增加而有所助益(因為一 次之認知性作用)，因此必須在既有知識結構中進行改變或創造，而達成改變或創 造的手段仍為學習與教育。所以可推論商場內員工與一般顧客對於避難標示設備 的首次認知結構應會約略相同，但員工的認知結果會較理想，因為員工對於避難 路線的熟悉度來自於生活經驗的學習，而較無關於標示的說明性，於是標示設備 應以何種方式來呈現其存在意義，則涉及標示符號性的討論，應由符號學的觀點 來進行基礎理論的解析。

3. 避難標示設備的認知

在避難標示設備認知的過程中，與一般新的事物認知應有所不同，因為我們 可輕易從日常生活週遭找到類似於避難標示設備符號的其他形式，例如：公共場 所中的各類標示符號，均以明示性及方向性為其主要功能不斷地向使用者進行展 現，故對於避難標示符號認知而言並不屬於全新事物的認知，使用者可從既有的 認知模式中找到類似的基模而予以同化，類似舉一反三。因此這些基模早已存在 無須創造或改變，僅需進行重新排列組合，但改變或創造產生認知的結果是否能 符合原圖像意義頗令人質疑，因為創造的過程恐已產生美學符碼的內容而發生錯 誤的解讀。由此看來，教育與學習似乎成了避難標示設備認知的最佳途徑。另有 關標示設備所具有的安全性隱含意義功能，設計者要如何透過精簡的符號方式來 傳達亦考驗著設計者的符號編碼能力。

4. ISO 對於圖像認知的規定

ISO (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是目前全球的圖像符 號規劃的組織，其中負責圖像符號的調整事務是由 TC145 Department 所管轄，

Zwaga & Easterby 把公共標誌設計的原則與程序加以整理，被採用為 ISO 公共標誌 設計的標準程序 ( ISO TC145/SCI )。建議一個標準的公共標誌，必須通過一連串 的偏好(排序)測試、識認測試等，如果滿足 ISO 建議 67% 的正確識認率以上，才 能採用為標準的公共標誌，( Zwaga & Easterby，1976 )[17]。另外在「Theoretical review of the Methodology for evaluating Pictorial Symbols」，可觀察 ISO 在測試一 個 標 誌 符 號 必 須 所 經 過 的 程 序 與 步 驟 ， 其 測 試 的 方 法 為 Ranking test - Comprehension test 是由 ISO 組織研發出來協助設計師們，測試圖像符號的辨識率 之方法與步驟，(池蓉姬，1992 )[18]。

除 ISO TC145 部門在繪圖文字的規劃外，日本人太田幸夫將語言中的名詞、

動詞和形容詞以直線、斜線、曲線、圓弧和圓圈做成可延展 87 個以上的圓形，建 立 ( Lovere Communication System ) 圖案傳達系統(厲忠發，1996)[19]，將圖形以 規則化的文法組合表達語言的意義，例如以幾個圖案即可表達：媽媽去移動嬰兒 車或長頸鹿跨過欄杆去喝水等，簡單的圖形符號來取代傳達，以減少文字的數量

。在 1971 年由查爾斯‧比里斯(Charles Bliss ) 為加拿大的殘障兒童制定一套嚴密 合理且簡單的符號系統，它結合了較具象的圖像符號意形符號以及較抽象的符號

，這一百個基本符號組合後可以表達不同的意義，無論是太田幸夫或是年由查爾 斯‧比里斯他們的研究都試圖將圖像符號取代複雜的文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