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習得語言之時,我們將聲音─意義─給予我們的經驗,並依據思考的 特定方式、依據那在我們進入語言之前便存在的特定話語,來理解我們的經 驗。這些思考方式構成了我們的意識,而我們由已認同的位置則結構了我們 對自身的感知、我們的主體性。154
這是Weedon 闡述對於主體性與語言位置下的觀點,「主體性」可以是指涉 個人的意識及潛意識的思想和感情,是一種自身感知以及了解自我與世界關係的 方式155。透過語言或文字建構出當時回憶畫面,書寫下當時童年記憶底層那曾經 被淹沒的回憶,再次地重現。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論中,透過無意識所累積的 心理創傷與記憶,形成精神的主體 (psychic subjectivity)156。兒童與女性,如同 受男性壓迫的群體,成為男性眼中的「他者」存在,想脫離這樣的既定印象,必 須透過主體性的再次重建,身份相互拉扯與被壓抑之下,喚起再次被壓抑的記 憶,從書寫中是另一種解脫的方式。強調壓抑而並非忘卻;壓抑而非斥。佛洛伊 德強調的壓抑並不排斥,它既不逃避也並非不排除外力,它包含一種在自身中勾 勒出某種抑制空間的內在表象。這裏,那種表象了某種力量─即書寫─的東西曾 經被括在語言之外─但這種東西對語言來說既是內在的又是本質的157 (Derrida:
398)。透過壓抑後的主體重現,被閱讀過後的深度意涵也才得以提及呈現;這也 是在茱莉亞.克莉絲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所闡述的超越性主體 (transcendental ego) 她認為不以溝通或意義為導向,而著重在分析說話主體在表意過程中扮演 的角色,並且認為文學,文學 (特指現代主義正文) 是特書的記號學實踐 (particular semiotic practice),不能化約而受一般語言學 (normative linguistics) 管
154 克莉絲.維登 (Chris Weedon),《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頁 39。
155 同上註,頁 38。
156 參閱至《關鍵字 200》,頁 250。
157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書寫與差異》,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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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換言之,面對異於傳統書寫行為,克莉絲斯蒂娃不再將文學正文視為靜止的 語言現象,而語言又僅是再現的工具,而背書其顛覆傳統立場158 (127)。歸論上 述論述,透過文學書寫的再現,往往是牽動著作者與讀者的連結,更彰顯出作者 文字底層隱含的巨大力量。
意義往往是需要透過敘述或意象來表達,因此在傳統意義上,「再現」有兩 種方式,一種是政治的代表,這個字和選舉或間接的代表制度連結在一起,史碧 瓦克 (Gayatri C. Spivak) 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 論文中特別明顯提出,如 何站在他們的地位替他們設想,來再現他們的想法以替他們發聲。而另一個意義 則來自於文學的敘事表現,在這個意義中,「再現」往往和意象與模式有關,不 認為意義是透明的,而是模擬的再現 (mimetic representation),一定要透過故事 敘述或意象,以文字來表現世界發生了什麼事159。從童年視野出發的成長經驗與 記憶,猶如心理分析過程中所建立的病歷史一般 (case history),整部成長/病歷 史蘊含了仍待詮釋釐清的隱藏文本 (latent texts),等待分析者來探鑽屬於被分析 者個人以及其生長時代的欲望與焦慮。在心理分析討論主體建構的論述中,拉岡 便曾指出:「主體是在大對體 (the other) 之中建立了主體性」。這個概念放入實 際的成長經驗來說,指的是每個成立主體性的必經過程160 (邵毓娟: 54)。喬伊斯 在文本所書寫的不僅僅是他所觀察或經歷過童年視角的小主人翁通往成人世界 前因所瞧見、聽見或感受見後的心靈頓悟,不僅是與自己童年,而且更重要的與 愛爾蘭民族性的緊緊連結,傳達出大環境下的集體意識的精神麻痺的概念。
158 朱崇儀,〈分裂的忠誠:書寫/再現?:記號學/女性主義?〉,《中外文學》,第23 卷.第 2 期,
1994.7,頁 127。
159 廖炳惠,《關鍵字 200》,頁 228。
160 邵毓娟,〈來自帝國的福音或詛咒:探討《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中個體與群體糾葛的文化
難題〉,收錄於莊坤良主編的《喬伊斯的都柏林:喬學研究在台灣》中,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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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回首童年頓悟
個人的故事除了會過去,是不是也意味什麼?儘管我的懷疑態度,我還是心 存一點不合理的迷信,有像這種古怪的信念:相信我遭遇的事情都有不只一 種意義;相信它象徵某件事;相信生命以本身的奇遇對我們說話,漸漸向我 們揭露一項秘密;相信生命像一個待解的謎般呈現,相信我們經歷的故事同 時形成我們一生的神話,這個神話持有真實與神秘之鑰。這樣的想法是幻覺 嗎?有可能,甚至非常可能,可是,我不能抑制這種不斷解讀自己生命的需 要。161
本論文主要探討喬伊斯在《都柏林人》關於童年意象中〈兩姊妹〉、〈邂逅〉、
〈阿拉比〉與〈伊芙琳〉的四篇短篇文本,圍繞在兩大重點面向─「童年欲望意 識」與「童年頓悟的幻滅」,角色必須透過腦海意識語言的重現,再次掀起喬伊 斯最主要寄託於文本的概念,即為精神麻痺理念。童年階段的兒童,是在嬰兒期 之後,開始擁有記憶的階段,而童年階段處於一個懵懵懂懂的無知時期,開始對 於所不知道的一切擁有著一股好奇與探索的心態,經過吸收、理解後,當時的兒 童已是長大成人的樣貌,而回顧當初童年時的自我,藉由文字,將童年意象書寫 下來,透過書寫的語言,將當初所體驗的經驗建構整理出有完整、條理的文字。
循序「頓悟」(epiphany) 模式,〈兩姊妹〉中神父死亡造就男童理解成人世 界的身心靈麻痺、〈邂逅〉中男童透過怪老頭,對性的啟發與言語的麻痺、〈阿拉 比〉中小男孩對美好愛情的幻滅與〈伊芙琳〉在選擇留下的猶豫之身心靈麻痺,
皆是一種透過事件下,導致童年角色內心產生焦慮感,透過焦慮的自省,周遭的 觀察與建構自我主體性的概念,也再次呼應了喬伊斯透過書寫文學不僅是再現自 體意識,更是從《都柏林人》中傳達的精神麻痺理念。童年欲望的無意識,是指
161 米蘭.昆拉德 (Milan Kundera),《玩笑》,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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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出現將兒童與母體拆離,這麼一來,如前所見,就把兒童的慾望屈辱隱密 的無意識。依此意義而言,與無意識慾望的肇始,是發生於同一時刻:兒童只有 承認父親所象徵的禁慾或戒律時,才會將其罪惡的慾望壓抑下,而那種慾望正是 所謂的無意識。……當兒童在語言的領域中無意識地學習這些教訓時,他也無意 識地在性的世界裡學習同樣的教訓。陽具所象徵的父親之存在,教導兒童必須在 家庭中扮演一個角色,此一角色是由性別差異、排除 (不可當父母的情人)、匱 乏 (必須放棄早期與母體的聯繫) 所界定 (207-209)。
在選定文本中,童年角色通常為細膩的心思且被忽略與壓抑的無聲書寫,在 自我意識反覆思索過程中,如同處於一種無意識的未建構自我主體的狀態,所獲 得的不一定是正面的成長,必須透過事件的頓悟,才能獲得啟發性;在幻滅之中 所獲得的成長啟蒙,是一種另類的肯定自我意識、建立自我價值的存在方式。如 何從成長過程中獲得啟蒙,內心反思/內心思考行為對於小說中的主人翁在歷經 成長過程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觀看著外在世界/環境與成人渲染下成長 的青少年與兒童,角色中的青少年或兒童必須透過內心的自我反覆思考,才能認 清楚自己內心與外在成人社會的差異。
在這場兒童在通往成人世界的「通道」,路途上充滿未知變數,〈兩姐妹〉的 小男孩前往死亡定義啟蒙的通道、〈邂逅〉的小男孩前往英雄冒險的通道、〈阿拉 比〉的小孩男前往初戀的通道與〈伊芙琳〉前往自由/婚姻/家庭的通道,每個童 年角色所抱持的出發點都不同,但卻是同樣以「頓悟」概念結尾。「時間是壓抑 個體生命的東西,單調重複,毫無特點。一個人在時間上僅只是一個人,一個從 來如此沒有特徵的人。而在空間上,一個人可以成為另一個人162 (Sontag: 10)。」
當中提及的時間與空間相互的概念,時間本身是一個直線,所以在單向的時間上 人就是一個人,時間在前進,但是在空間上可以是有形的,如不同的環境;也可 以是無形的,如網絡,人在這樣不斷地洗禮、體驗下,在空間上逐漸以形塑成一 個不同於先前的個體,獲得成長、啟蒙生命。
162 Susan Sontag 收錄於《班雅明作品選:單行道、柏林童年》中的〈導讀─在土星下的星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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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每個階段都擁有它不同的存在意涵,無論是童年再現或隱喻整個大環境 下的精神麻痺理念,這些曾經記憶會有被忘卻於內心深處,但相信於某個時間 點,回憶它會再次出現於生命之中,喚起那曾經被遺忘的過去,也看著過去自我 與現在自我相互重疊,或許已經不是曾經的那個自我,而這段回憶意識,是種語 言的形式,浮現在腦海中,透過文字再現,隨著走向頓悟道路的過程,是一種反 思自我、更是投射的重現的那面鏡子,找出與頓悟自我內心深處的想法。
也許對於我們來說,童年的意義不是過去的,因為我們總會在某些不經意的 時刻中發現童年的自我交融於我們現時中的樣子,也許我們還與童年一樣喜歡看 海、喜歡在早晨某個特別的時刻醒來,有時候會覺得,這就像是雙腳踏在家鄉那 個淡水、海水交融的鹽分地帶裡,過去與現時正共釀起一段屬於自我的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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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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