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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在台灣，民主是人們生活的框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一個人面對自己的 權利義務時，思考的是履行公民的責任，然而當落實於政治世界，以實際行動參 與政治，卻彷彿隔了一座高牆，難以翻越。本研究希望探討何種原因能夠促使民 眾更積極的參與政治？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民眾於何種情況下願意為自己、
為公眾挺身而出，捍衛其應有的權利。以下，筆者由政治參與的文獻出發，檢視 政治參與的不同形式，以及政治參與可能的影響因素，與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再 由心理途徑切入，爬梳以政治效能感做為政治參與解釋因素的相關討論。
一、 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在政治理論中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從規範面的角度看來，參與有助 於民主政治的運作。Barber 以強勢民主的用法來解釋民眾的政治參與，認為強勢 民主是現代形式的一種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需要仰賴公民自行治 理的觀念覺醒。透過參與此種動態的過程，能夠藉由個人的想法來改變社會，才 能夠展現民主的未來與民主動能 (Barber 1984)。從實際面的觀察，民眾與政治體 系的聯繫愈趨緊密，對於統治菁英而言，治理也會更具正當性。
（一） 政治參與的類別
政治參與的概念上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除了定義上的差距，亦有因為定義而 衍伸出不同的分類方式。Verba、Schlozman 與 Brady（1995）對政治參與的定義 為：「在民主社會中，公民控制政府官員以及影響政府作為的活動。政治參與提 供公民傳達政治興趣、偏好與需要，以期對政府施加壓力的資訊溝通的管道」， 這樣的定義並不被活動的範圍或是場域限制，反而是以政治活動的目的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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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只是心理上的關心，更是實際的作為。
在分類方式上，有依照運作範圍的大小以及運作場域的區別來劃分：狹義的 政治參與指的是傳統政治場域中的活動參與，由於涉及到權威性價值與權力的分 配，對於社會中的弱勢者較為不利；同時是在政治系統內的成員，以直接、自願 的方式參與政治活動。廣義的政治參與，是將政治的概念擴充為公共的概念，透 過直接或是間接的行為，企圖了解或影響政治。除了以參與所牽涉的範圍大小來 分類之外，另一種分類是以運作的場域來分類，Barnes 與 Kaase（1979）首先提 出政治參與可以分成慣常性(conventional)與非慣常性(unconventional)兩類，而 Conway(1985)更仔細地將兩個類別清楚的描述。慣常性的政治參與指涉的是被政 治文化視為合理的行動、包括投票、競選、參與競選活動、試圖去影響改變政府 作為政策的相關作為。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包含了示威遊行、抗議等活動，包括 了合法與非法等體制外的政治作為。也有許多學者依照此一分類進行後續研究 (Norris 2002; Dalton et al. 2010)。
除了上述兩種分類方式，還有依照行動積極程度、行動種類的劃分方式。
Milbrath(1965)將政治參與看成「單一面向」(unidimensional)的選舉行為，包括高 低 程 度 的 選 舉 活 動 ， 且 依 照 參 與 的 程 度 劃 分 為 激 辯 者 (gladiator) 、 旁 觀 者 (spectator)與冷漠者(apathetic)。而 Milbrath 與 Goel（1977, 10-21）將單一面向的 架構修訂為「多元面向」(multi-dimensional)，認為參與行為不僅限於選舉活動，
更應該將範圍放眼到其他影響政府，甚至單純表態支持的各種行動。
亦有因行動種類有關的分類方式：如 Verba 與 Nie（1972, 54）認為政治參與 主要有四種類型，先行以選舉行為(electoral activity)與非選舉行為(non-electoral activity)，再細分次類別的項目：與選舉行為相關的類別，包含競選活動與投票兩 種；與非選舉行為相關的子項目，則可分為透過社團來解決集體問題以及透過政 府接觸來解決個人問題兩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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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各種政治參與之間，可以視為單一面向的各種活動。不同活動彼 此之間乃是高度相關且可相互置換的(Berelson, Lazersfeld, and McPhee 1954)。亦 有學者認為不同的政治參與行為存在階層的關係，參與成本較高的政治活動者，
也有可能參與成本較低的政治活動。Verba 與 Nie（1972）抱持不同的意見，認為 階層化的政治參與行為並不存在。由於不同的參與，是立基於不同的動機、且花 費不同的成本、最後會有不同的功能導向。
（二） 影響政治參與的個人因素
面對行動，則必須要考量到行動本身所產生的成本，此因素也是政治參與的 關鍵。政治參與所必需的資源條件，取決於個人客觀的社會結構以及情境因素。
對於社會經濟地位因素(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可能影響個人參與政治的型態，
Verba、Schlozman 與 Brady（1995）的研究發現，政治參與不僅與個人的動機與 機會有關，同時與公民技巧及資源更是息息相關。因此在上述的基礎提出兩種參 與模式：資源模式(resource model)以及公民志願模式(civic voluntarism model)，來 解釋兩者之間的連接關係。
資源模式強調民眾個人的所擁有能夠運用的時間、經濟能力、以及公民技巧，
能夠對於政治參與做出強而有力的詮釋。對於個人擁有資源的指標，有一個客觀 的標準較為容易測量，如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職業類別等等，因此得以解釋美 國的政治參與情況。公民志願模式則強調個人受到不同的制度環境的影響，從各 種能夠促成政治參與的原因一一剖析，藉由家庭中對於政治議題的討論、學校中 的互動、工作環境的參與，學習並獲得不等的政治資源，來解釋政治參與的差異。
再者，年齡對於參與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在數種不同理論觀點上，不同年紀 的個人所進行的政治參與也會有所不同，而最具重要性的解釋路徑上分別是世代 效果 (generational effect)，特定時期效果(period effect)，與生命週期效果(lif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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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geing effect) ( 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89)。在世代效果上，出生在同一個時 期的民眾，由於處在共同的社會環境下，培養起這個世代特有的成長經驗，因此 會產生獨特且相近的政治態度。因此若以世代作為年齡的劃分依據，則會產生不 同世代的民眾對於政治參與的有不同影響效果。特定時期效果則是指在特定時間 裡，社會上發生的特殊事件，或是整體社會文化脈絡的發展趨勢，都會對個人的 生活及行為造成影響。而生命週期效果，是強調個人對於政治資訊與經驗的累積，
會因為年紀的增加而有所成長，促成個人參與政治活動機會的提高。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民眾之所以會參與政治，是因為他們擁有能力、擁有企 圖、累積到足夠豐富的經驗與知識，進而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個人所處的社會結 構與環境，決定了個人參與的資源與能力，進而影響個人的政治參與。
（三） 社會學途徑對於政治參與的解釋
Tocqueville(1969)在《Democracy in America》中明確指出，民主政治需要靠 良善的制度與法治約束之外，才得以避免其危險性。然而可以透過民主落實在鄉 鎮自治組織，同事藉由組織的多元性與積極性，對社會產生制衡力量，遏止多數 暴政的發生。如此一來，Tocqueville 認為個體民眾的社團參與可以讓個人成為活 躍的公民；社團的組成可以凝聚個人力量，同時落實個體的參與，所以民主國家 若沒有結社的傳統，其民主與文明必遭威脅。
而這樣的社團參與經驗在政治的面向上，被認為承載有利於民主運作的功能，
就個體層次來說，個人的政治興趣、對政治事務的瞭解、政治參與的技能，都可 在社團參與過程中培養。Putnam(1993)認為社會資本不僅僅是個體所擁有的資源，
更是整體社會共同擁有的資產，社會資本可以透過數種要素，如網路、信任或規 範，來增進合作並提高社會效率，因此社會經濟及民主發展，與社會資本的關係 著實非常緊密。《Making Democracy Work》一書中，Putnam 從義大利南北方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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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來看待因不同的公民社團活動所造成的經濟發展差異。北方城市因市民對於社 團活動的參與非常熱衷，整個社會因此擁有互助互信的風氣，致使北方城市的地 方政府在財政預算、法律、社福與工農改革等政策實行都相較於南方城鎮來得穩 定(Putnam 1993)。
而在台灣的相關文獻中，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團對於政治意識的提升，或是參 與程度的增加有不同的成果（林聰吉、楊湘齡 2008）。而林珮婷（2012）對於 社會資本相關理論的整理，認為社會資本能夠培養公民參與的技能、提高公共興 趣與公民義務，藉以提高參與的數量；而在團體內的合作、協調、意見彙集等民 主價值的傳遞，則是對於政治參與的質量有更進步的提升。因此在社會資本的觀 點中，其實愈緊密的社會連結，是透過民眾更多元的參與政治，來達到更完善的 民主效果。但是社會網絡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效果，仍然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
即便個人參與了團體，但擁有了豐富的社會資本時，並不見得要去使用它。社會 資本發揮作用的時機，僅有在個人企圖使用整個網絡時，才會開始搜尋其所擁有 的社會資本。換句話說，社會資本能夠提供民眾參與所需要花費的成本，但是並 不是個人在參與政治活動上的主要動機。因此，本研究更關切的是從社會心理途 徑，從主觀動機的角度，來觀察態度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
（四） 影響政治參與的社會心理因素
社會心理學途徑，強調的是民眾個人內在的人格特質，價值體系與政治態度，
是塑造其對於政治的認知、投票行為以及政治參與的關鍵因素。而政黨認同在心 裡學途徑中對於政治參與的解釋非常重要。由於政黨認同是民眾在成長時期養成 的重要政治態度，甚至會影響其他政治態度的形成，民眾大抵也透過此一概念，
作為政治資訊處理過程中的捷徑，藉以將複雜的事物簡化成足以判斷的基礎。也 可能成為是否參與政治的評估準則(Campbell et al. 1960; Converse 1964; Milbrath
作為政治資訊處理過程中的捷徑，藉以將複雜的事物簡化成足以判斷的基礎。也 可能成為是否參與政治的評估準則(Campbell et al. 1960; Converse 1964; Milbr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