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對於導覽志工與故宮展覽場域之間，主、客體有機互動的關係，以「時 間向度」做為探討分析的經緯線，因此本章先從故宮的博物館性格，就其皇室收 藏的特質、研究菁英的養成、以及四十年發展的取向，作為分析故宮自台北開館 以來配合國家發展主軸的討論框架（framework）；然後，再以故宮展覽的今昔、
文物導覽的傳統、以及故宮觀眾的改變，來說明展覽與導覽相互產生動力場的關 聯性。
壹、故宮的博物館性格
對於故宮的博物館性格的理解，研究者採取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
說過的：「身處其中，但置身事外」之觀點，1讓自己扮演「他者」的腳色，希望 以一種反思的意識，用較為客觀的眼睛來端詳故宮在社會變遷的處境(situationess) 下如何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規訓功能並以傳遞知識為主的社教機構。當然，對於此 一性格之理解，必須從其根本，也就是故宮皇室收藏的特質來掀開探索的起點。
一、皇室收藏的特質
博物館典藏來自皇室的，除了台北故宮以外，其他如法國的羅浮宮和俄國的 聖彼得堡冬宮也都是舉世聞名的例子。皇室收藏之所以特別引人注目的原因，除 了大眾一向對皇室懷有混雜著好奇的思古幽情之外，更有許多論述認為皇室收藏
「搜奇聚珍」的內容，其實反映了上層階級在過去所擁有的權勢、品味與財力，
故而皇室收藏「示富誇耀」的魅力固然是一般平民所無法想像的，其所象徵的權 力意識也更非一般平民所能理解（Hooper-Greenhill 1992, Anderson 2005）。但也 正因為如此，皇室收藏所呈現的一種帶有夢境和令人崇敬的想像空間，往往就是 羅浮、冬宮以至故宮之所以對觀光大眾最有吸引力的關鍵所在。
然而，較之羅浮或冬宮的皇室收藏，故宮的收藏特質更具有另一層政治文化 的意義，這層特殊的意義經由故宮第四任院長石守謙指出：
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在於皇室收藏所具有的強烈政治與文化的象徵 性格。諸如繪畫、書法、陶瓷、玉器與銅器等物品通常不只是因為
1 促使研究者「離開」故宮固有格局，並試圖從社會的立場去反思多年來故宮發展的處境，是受 到哈佛教授R.A. Heifetz和M. Linsky在《火線領導（Leadership on the line）》一書中所提到「在 行動中觀點比實際策略還重要」的影響。（江美滿、黃為譯（民 92）: 84-86。）
其藝術或經濟價值而被皇室典藏，而且是因為這些文物意謂著某種 至高德行的涵蘊，那不僅是文物之所以完美的最終極理由，而且其 之聚集亦見證著聖王理想政治之存在，因此可以被視為天命之所歸 的象徵。在此觀念的論述中，文物的聚集於皇室是王朝統治合法性 的自然結果，而其流散便不只是因為皇權的衰落，也意謂著該王朝 之不再具有天命。2
因此之故，具有天命象徵的皇室收藏既然被理解為傳承了統治者的合法性，於是
「國立故宮博物院」在 1925 年成立以後，不僅「中止」了末代皇室所享有的「法 統」，同時也在「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掌理下，開始進行皇室收藏「博物館化」
的初步整理工作。3
然而，故宮皇室收藏的「博物館化」進程，卻因戰爭威脅日益不安的政局，
而致使「天命所在」的收藏特質，再被轉化為「政府存續與否之所繫，以及國族 文化之精華」的命題。是以，故宮皇室收藏在「博物館化」進程中所遭遇的挑戰，
4實非羅浮宮或冬宮博物館所能比擬，而其所背負歷史命題之「大敘述」脈絡
（context），亦始終影響台北故宮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社教功能的博物館性格。誠 如故宮近年為《導讀故宮（民 93）》一書所刊登的文宣廣告所言：「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品是珍貴的國家寶藏，更是文化延續與傳承的表徵。」5可見時至今日，
故宮藏品仍被博物館本身視為具有表徵「國家」及「文化」的特殊意義，而證諸 四十年來故宮業務蒸蒸日上的事實，它也確實未曾將國家（政治）文化的主軸，
置於其博物館發展的考量之外。6
以故宮四十年致力於文物收藏「博物館化」所建置的登錄管理系統言之，其 登陸文物的作業一方面顯示今昔觀點之差異，7一方面也透露內部典藏單位（器
2 石守謙 2003。
3 從 1926 年 6 月，清室善後委員發現溥儀「賞溥傑」之文件，並以《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 種》為題刊行，其後又在七月點查養心殿文物時，發現溥儀密謀復辟的罪證等。可見清室善後委 員會對皇室收藏所做的初步登錄核對工作，也夾雜著揭露政治陰謀、捍衛民國的強烈國族意識。
4 石守謙 2005。
5《導讀故宮》的廣告詞見 2005/6＜故宮文物月刊＞。267 :33。
6 如故宮台北開館後的第一個工作報告謂：「惟是今日之博物院，應與國家一切成一整體，更應 迎頭趕上世界各大博物院；不能故步自封，亦不能推諉應負之責任。故本院之在今日，應積極推 行文化復興運動，發揚民族精神教育，提高學術研究，供應研究資料，以中國文化與藝術之收藏 中心與研究中心為嚮往之目標，始能配合國策復興中華文化以領導世界。…」（見＜國立故宮博 物院六年工作報告＞（民 60），頁 84）以至杜正勝院長任內（2000-2004）為積極配合國家彰顯 台灣主體性的政策，於其主導之重要展覽【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台灣、荷蘭與東亞】（2003）以 及故宮赴徳借展【天子之寶】（2003）之諸多作為，亦皆如此。（Chen Yuan Tseng 2006）
7故宮的皇室收藏因 1948 年國家局勢動盪不安遷運來台，而故宮早期為維護文物安全所持續展開 文物修裱（書畫部分）清查、編目及登錄等「博物館化」之管理作業，從故宮皇室收藏之「博物 館化」進程而言，這段期間整理文物的奠基工作，實得力於為數不少「名不見經傳」的故宮前輩 從業人員。以至 1970 年代登錄系統先以『箱、件』計數，繼而以『來源別』再演進至「一物一
物處、書畫處、文獻處）從早期致力於文物之整理與管理，以至近年積極以各項 具有主題性的展覽，向外界披露其學術研究的成果。
二、研究精英的養成
回顧自 1965 年台北故宮開館以來，當時中國大陸尚未對外開放的情況下，
就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而言，故宮收藏的書畫確屬藝術史界公認的第一手資料，因 而早期專程前來台北故宮研究皇室收藏的中、外學者絡繹不絕，知名者如曾任教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前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特別顧問方聞、前華盛頓佛 利爾博物館館長 Dr. Thomas Lawton、 加州大學教授 Prof. James Cahill、密西根 大學 Prof. Richard Edwards、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鈴木敬等世界各地研究中國藝術 史的專家。
當年不僅這些中、外知名的專家曾到故宮申請提件觀覽，以作為各自研究的 依據，歐美各地攻讀中國繪畫史之博士候選人等，更每每透過指導教授之推薦，
前來故宮做長期或短期之研究工作，因而益加促使故宮欲以其豐富收藏，建立一 個「成為全世界研究中國藝術史之資料中心」8的目標。以故宮自 1966 年發行迄 今四十年的學術性刊物《故宮季刊》而論，9它的編輯方針自創刊以來就旨在刊 載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故宮收藏之研究及有關中國文化藝術之論著，而故宮同仁 也始終積極的在這個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以獲得同業社群的肯定和重視。
此外，故宮早期也不遺餘力的派送年輕世代同仁出國參加會議和進修，10並 始終以修習藝術史學門最受重視。及至 1970 年代，故宮與台大歷史系合作開設 藝術史研究所，11而其後該所的畢業生更紛紛進入故宮典藏研究單位，發揮所學 一展長才。是以，蔣復璁院長在 1982 年發表之「國立故宮博物院十七年來工作
號」登錄系統之建置，皆可見出前輩辛勞之成果。
8 同註 7，故宮開館六年計 155 位國外學者來訪。另詳＜故宮簡訊＞民 69/12,（1）, 9：5）。Prof.Cahill 曾追憶 1970 年在故宮舉行的一個關於中國古畫的討論會是「第一次大型國際的中國繪畫專家會 議」，其後所集結成冊的《中國古畫討論會》論文集更發表了許多重要且有突破性的議題。（王靜 靈譯 2005）然而，自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台北故宮被視為中國藝術史研究中心的「優勢」
開始逐漸消退，而它原來預設「成為全世界研究中國藝術史之資料中心」的願景，就客觀情勢而 言也逐漸改變。
9 蔣院長任內，故宮研究人員之成果除發表《故宮季刊》外，尚有《故宮文獻》、《故宮圖書季刊》
及《英文故宮雙月刊》等院內刊物。同時故宮也鼓勵同仁投稿其他學術性或文藝性刊物，以宏揚 研究之效果，並於必要時替研究同仁出版專書。（詳＜國立故宮博物院六年工作報告＞民 60：
41）。民國 72 年以後，《故宮季刊》更名為《故宮學術季刊》仍以學術論述為主，民國 83 年秋季, 並增列英文刊名、目次、篇名、內容摘要及關鍵詞等，以更符合學術刊物之體例。至民國 89 年
《故宮學術季刊》改版為橫式書寫發行。
10 詳＜國立故宮博物院十年工作報告＞（民 64）附表七、八。
11 故宮與台大歷史系於 1971 年 6 月合作創設中國藝術史研究所，並向亞洲基金會請款補助以資 辦理，1965 年 7 月資助中斷後,才由台大自行辦理所務而由故宮協助之。其第一屆招收的五名本 地研究生中，有四名曾在故宮服務過。因為當時的學程設計，以故宮專家將專業知識傳遞給藝術 史系研究生為主要導向，所以既安排研究生在學期間於故宮工讀並撰寫論文，並促進博物館與大 學的合作關係。
簡報」中，綜述故宮人才培養之三個管道為：（1）新進人員向院內前輩從業學習 保管、鑑定之經驗與方法。（2）前述台大研究生出國進修，獲得美國博士學位而
簡報」中，綜述故宮人才培養之三個管道為：（1）新進人員向院內前輩從業學習 保管、鑑定之經驗與方法。（2）前述台大研究生出國進修，獲得美國博士學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