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文人處境與自我調和 文人處境與自我調和 文人處境與自我調和 文人處境與自我調和
本節先從社會、經濟活動面向來說明士人在地位變動之際，與消費奢靡的氛 圍的影響下，其價值觀的變化。
一 一 一
一、 、 、 、考驗 考驗 考驗 考驗─ ─ ─士人地位變動與價值觀的流動 ─ 士人地位變動與價值觀的流動 士人地位變動與價值觀的流動 士人地位變動與價值觀的流動
中國傳統的社會階級一般區分為士、農、工、商，士人經過選才制度進入政 治核心，而廣大的農民階層則做為社會經濟的主要支撐，是保守而堅實的分層。
黃仁宇曾說，這樣的社會結構有如「潛水艇夾心麵包」，以士人與農民作為厚實 的外層，中間則是文化精華、科舉考試、施政方針等道德指標，然而在邁向現代 化的世界潮流中，這樣的社會結構缺乏應變的能力6。以利益為導向的新型態，
使得文人地位產生變化，但大部分文人仍固守傳統價值觀，立志顯名官場。
中國人口的急遽增長凸顯了社會轉型的趨勢與必要，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初 中國人口增長一倍，，衝擊到了經濟型態的改變，人口增加超過農業社會需求，
糧食欠缺是迫切的問題，過多的農業人口溢流至商業、手工業，這樣促使了商品 進行交流的體系，商品經濟開始形成。此時正是準備進入分工的工商業社會前 身，人口的壓力使得傳統農業社會進行轉變，開始大量生產經濟作物，且提高單 位面積生產力，以進行商品交換，明中葉以後，東南地區由於中國市場的需求以 及海外貿易的增加，城市間有著頻繁的商業活動。
各種新形態的階級開始產生，過多的人口也造成科舉名額的相對緊縮，自明 代中期開始，士子在仕途上受阻，科場弊端百生，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
提到：
6 參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頁 269。
明清兩代的科場規制極嚴，又因應試者多，中額有限，錄取不易。兩代 還都因科場案大屢興大獄，科場案之起，有由於政治或個人恩怨的原因 者，清代尤多，但要之仍以違背科場規則，如通關節、營私，賄買等為 主7。
除了疏通關節賄賂之外，尚有懷挾，包世臣其《上戴大司寇書》即論科場挾帶歪 風8。亦有冒名頂替等情形，清代學子從進學到中舉，各省皆有定額，而南方文 風發達，因此自康、乾、嘉三世皆有士子冒籍應考康熙五十一年，浙江、江南冒 直隸等處北籍或代人應考9；嘉慶十二年諭，京師大、宛兩縣，多有南方士子冒 籍應考10。而這些現象都指出文人在科場中遇到的困境與無奈，科舉錄取率自明 中葉到清中葉下降的速度驚人，到嘉慶年間，已不到百分之一，這使得經濟困難 的士人必須另謀出路。
而明代中期以後蓬勃發展的商業日益繁榮，則為他們提供了最便捷的途徑，
許多士人在功名不遂的情況下，不得不轉為經商，開啟士人「棄儒從賈」。這個 現象在十六世紀就很常見，從商所迅速累積的財富，也使得商人在重視經濟利益 的明代社會中，獲得地位上的提升，因此原本被視為社會階層末流的商人，促使 社會結構和道德觀念產生變化，士商之間的鴻溝不再明顯，在明代的短篇小說《三 言》、《二拍》中皆可見到商人的例子11。
商人可觀的獲利作為文人投身於商業的誘因之一，可見「儒商」的產生反 應了明清社會經濟與文化交融造成的結構改變，以及傳統文人對於「利益」的新 觀念。文人與商人不再處於對立的狀態，甚至在生活中有了互動，明代有許多文 人開始為商人撰寫墓誌銘、傳記、壽序等，一向鄙視商人的文士為商人歌功頌德，
7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年)，頁 52。
8 王德昭還提到除了科場內的作弊情形外，尚有在頭場畢後請託外簾官點竄頭場試卷者，或買通 謄錄書手改竄或割換試卷、或於謄錄硃卷時上下其手者，其道不一。」，同註王德昭：《清代科 舉制度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年)，頁 136。
9《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46，《禮部：貢舉：外廉事宜》，雍正二年下。(臺北：文海出版社，
1992)
10 同註 7《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1024，《都察院：各道：鄉會試監察》，嘉慶十二年下。
11 (明)凌濛初撰《二刻拍案驚奇》〈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裡提到「卻是徽州風俗，
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明﹞凌濛初撰：《二刻拍案驚奇 》(合肥：黃山書社，
2008 年)，頁 541。
也凸顯兩階層的隔閡逐漸消弭。余英時曾說：「這一事實的本身便說明了士商之 間在日常人生的世界中已漸漸融成一片12」。
余英時曾以「潤筆」的現象來探討明清士商關係的變化，「潤筆」的作品也 反應文人對商人的重新詮釋，王陽明提出的「新四民論13」，則把商人的社會地位 提高與文人相等，認為道德準則表現在各行各業的標準齊一，則四民無分高低。
余英時曾對此分析，認為
這是一個全新的命題，其最為新穎之處是在肯定士、農、工、商在「道」
的面前完全處於平等的地位，更不復有高下之分。「其盡心焉，一也」
一語，即以他特有的良知「心學」普遍地推廣到士、農、工、商四「業」
上面。陽明的新四民論不只是一個抽象的理論。通過泰州學派王艮（1483
－1541）的社會學，這個理論已實際上傳佈到商賈農工的身上。明清社 會結構的最大變化便發生在這兩大階層的升降分合上面。不但士人早已 深刻的意識到這一變化，商人亦然14。
余氏認為此時傳統的「四民」觀已經邁入截然不同的階段，這不僅只是經濟狀況 的表層改變，而是商人階層整體社會地位的抬昇，這其中提到思想對士、商的地 位變動之影響，此一因素留待第二節討論。
清代的鄭燮甚至曾說：
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 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15。
社會經濟的變動，為人民帶來了利益，諷刺的是，士人地位的低落的原因有部分 是在於其對利益的逐漸重視，買官、魚肉鄉民，一連串的道德淪喪，使士人尊嚴 大受打擊，多數士人在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的轉型中，在日漸腐壞的政治體制裡
12 余英時：《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68。余英時以 李維楨的《蔣次公墓表》為例，析論李維楨為新安商人辯解，在地利惡劣的環境下，不得已從 商，但新安商人的「材智氣節」只能表現在孝弟上，若以孝弟為標準，則商與士「異業而同道」，
李維楨受取金錢為賈人撰寫墓表是士商互動的途徑之一，而余英時認為李維楨的言論表現了當 時一部分文人的對士商關係的新觀點。
13 見於王陽明《節庵方公墓表》：「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14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湖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98−199。
15 鄭燮：《鄭板橋集》(臺北：宏業出版社，1987 年)，頁 121。
存有對科舉的幻想，卻也在現實中產生許多矛盾，此時商人的地位卻相對提升了。
「士商」的形成有著複雜的因素，這是文人和社會、科舉、政治交互影響的 結果。這樣的結果有助於文人、商人觀念的改變，長期以來被視為重利的商人，
也開始了自身對道德的要求。卞良君認為：
明清小說的大力倡導商德觀念，其原因和時代密不可分。16 世紀─尤 其是 16 世紀中葉以降，中國的資本主義得到初步發展，經濟貿易往來 頻繁，商業的高度發展已是當時十分顯著的一個現象。人們逐漸承認了 物質追求的重要，商人日益成為社會生活舞台的重要角色，受到普遍重 視。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尤 其是傳統的四民觀已得到相當的改變，商人已不再是末流16。
地位變動造成原本不同的階級觀念相互流通，文人開始必須考量周遭環境的改變 與生活中的利益需求，文人因為社會經濟結構而改變，反之，變動的社會經濟亦 帶動著文人生活，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士與商所重視的「義」、「利」相互碰撞後，
產生的「義利之辯」也是文人在調解現實、裡想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議題。
二 二
二 二、 、 、 、享受 享受 享受 享受─ ─ ─縱欲 ─ 縱欲 縱欲、 縱欲 、 、消費 、 消費 消費 消費， ， ，對功名的暫時擱置 ， 對功名的暫時擱置 對功名的暫時擱置 對功名的暫時擱置
人口增加與商業經濟的發展，帶動社會階層的改變，牽引著各行各業參與消 費與生產，商品經濟蓬勃發展使物品大量流入市面，又反向促使商人從事長程貿 易，將舶來品、絲綢、瓷器、煙草、茶葉等經濟商品帶到城鎮間進行交換。人們 享受著多種類商品帶來的舒適性，消費與遊觀活動的活絡也在各階層引起效應，
儼然使成為一種時尚。多元的物質文化也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消費活動活絡 也漸漸形成「奢靡」之風，巫仁恕提到，明中葉後的江南文獻常提到民眾的游觀 活動，如進廟燒香、遊船、酒肆茶樓飲宴……等活動，而豪華的私人林園更不只 是侷限於城市，次一級的市鎮也能見到，有的甚至是半開放性質，變成文人酬遊
16 卞良君、李寶龍、張振亭：《道德視角下的明清小說》(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0)，頁 54。
的場所，有時亦收費讓市民入內17，種種奢靡空間的拓展與交流，使下層文人也 能見識仕紳的休閒享受。
除此之外，聲色場所的遊樂使文人的傳統道德價值也受到了衝擊，李明軍提 到：
聲色之樂為晚明文人行樂縱欲之主要形式。縱情聲色成為一種風氣，如 皇甫妨近聲色，喜狎遊；黃士康客居揚州，冶遊無度；唐獻可蓄養聲妓，
征歌度曲為樂；王伯稠捨棄科舉流連於妓院；吳兆聰流連妓院，被推為 風流領袖；張獻翼等海內明士與秦淮名妓 40 餘人一起參加齊王後裔朱 承彩組織的中秋大社18。
對性的開放逐漸由原是私密的行為走向半公開甚至暴露於市井的態度。事實 上在晚明甚至公然刊刻春宮畫且於市井中販賣，這些春宮畫並非獨為市井小民的 樂趣，明代文人也會在詩文集旁配上精緻的春宮畫，而市井書坊刊刻的春宮畫多
對性的開放逐漸由原是私密的行為走向半公開甚至暴露於市井的態度。事實 上在晚明甚至公然刊刻春宮畫且於市井中販賣，這些春宮畫並非獨為市井小民的 樂趣，明代文人也會在詩文集旁配上精緻的春宮畫，而市井書坊刊刻的春宮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