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系創造的強制性「同意」，因此用「甘願」為宜，參見：Michael Burawoy，《製造甘願 : 壟斷 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05），頁 33
15 Principled particularism ， Walder 區分一般性的 Particularism（特殊主義，用人唯親原則）與 實存的共產主義社會下類似的現象的差異在於共產主義社會不但和傳統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
一樣保持「傳統」上的用人唯親，同時，由於計畫經濟體制照顧到每個人，組織的用人原則還得 注意到與黨的政策維持一致，參見： Andrew G Walder，《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 : 中國工業 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第 1 版），頁 27
16 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Verso，1985）； Michael Burawoy，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
Andrew G Walder，《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 : 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第 1 版）
17 Tim Cresswell，Place :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Blackwell Pub.，2004）
絡與文化意義共同建構。18也因此，本文在觀察的視野上採取和前述理論類似的 立場，將「地方」（Place）視為是群眾集體的情感和生活脈絡建構的空間，而
「地景」（Landscape）視為解讀地方的入口，除了實際存在的建築結構外，在文 本中再現的地景具有了更豐富的意涵，讓我們得以了解人們對當下時空的認知。
除了上述的理論外，本研究涉及幾類相關研究領域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成果：
教育史與以文化史角度研究的都市史與政治史，並將透過鄉土教材、教育與生產 勞動相結合運動為結合這些相關研究的媒介，討論在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後，如何 透過教育的方式進行空間再現，以及其政治意涵，以下將簡單的對這幾部分過去 的研究進行回顧。
1.都市與政治的文化史
歷史學界針對中共建政後的都市史研究目前仍不多見，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 取向為近年來發展的新文化史與社會文化史領域。
洪長泰以新文化史進行的相關的空間變化的歷史討論，洪長泰最初以《到民 間去》一書開展了以 193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離開城市到地方上重編歷史與蒐集 民歌的過程，並以此認為中共後來的革命，不論是 1960 年代的村史或廠史都是 繼承了這樣的知識傳統，而其運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主要見於《新文化史與中國 政治》，他認為可以以文化變遷等細微的解讀重新討論中國當代政治史，並稱其 為「新政治史」19。雖然其名詞的適當性可能有待討論，但該書中揭櫫了如華北 的秧歌、陝西的年畫在中共革命中的歷史意義，他認為雖然這類事物不是往昔討 論當代中國政治的核心，但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再現」了當代中國政治（並且比
「實存」的政治在社會上能流傳更久）。在晚近的《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
中，洪長泰則以建築與空間規劃如何作為中共樹立其政權合理性的角度探討了 1950 年代以來北京市主要政治地景的變化。20洪長泰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政府檔案 中如何描述地景建築的過程與相關的政治儀式如何圍繞其展開，但可能囿於資料 所限 ，其對於中央或地方政府如何將地景與地方結合，將其轉化為地方感的一 部分少有著墨。
Barbara Mittler 在 A Newspaper for China? :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18 Manuel Castells，“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Designing Cities:
Critical Readings in Urban Design，Alexander R Cuthbert ed.（Oxford：Blackwell，2003）
19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 （臺北市：一方出版，2003，第 1 版）
20 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 （香港：牛津大學，2012，第 1 版）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一書中對於現代中國的報紙則提出了一個有趣 的觀察點，他認為過去學者總將報紙等文本視為理所當然的史料，但未曾注意這 些新媒介本身的文本邏輯，Barbara Mittler 指出當報紙這類新媒體在上海灘初次 登場時，本身就宣示要「塑造新人」。21本文研究的鄉土教材對於 1950 年代末的 上海市政府而言屬於一種前所未有的教育形式，因此這類教材與城建局經常撰寫 的城市介紹有何差異，教育單位在最初的階段也不斷試圖廓清，這也讓我們可以 在教材內部文本的變化中看到教育場域內外的變化。
其他著作亦偶有觸及中共如何塑造新地方空間的，如 Paul A. Cohen 的
Speaking to History :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最後的 部分以勾踐在 1990 年代後如何作為杭州等地新興的文化旅遊產業宣傳品進行探 討22。Paul A. Cohen 的目的在於討論勾踐的意象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變遷，因此集 中討論地方政府為了「浪漫」的旅遊氣氛，如何地方政府重新書寫西施與勾踐等 人的愛情故事，至於與勾踐相關的「古蹟」（建築）在故事中如何再現，亦鮮有 著墨，此外，1990 年代的政治－社會氛圍改變，雖然 Cohen 的研究能讓我們推敲 中共地方政府的運作，但與 1950 年代的關聯並不大。
2.教育史
中共建政後的鄉土教材的編審權限在地方教育單位，雖然自大躍進後迄今各 省市均有編輯，但各地保存的情況不一，也難以確認其教學內容，李慶剛的
《「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扼要的討論了大躍進時期全國教育發展，
但對其教學內容則付之闕如。23而近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專題史叢 書」《中小學教育史》中也僅是抄錄了幾段中央政令，足見其研究之缺乏。24
部份海外研究者對於 1958 年的教育革命中，地方自主編輯教材運動有所關 注，但多半只是蜻蜓點水式的提及。近年來，中國大陸內部的研究始於中央民族
21 Barbara Mittler，A Newspaper for China? :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 ’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 14
22 Paul A Cohen，Speaking to History :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
23 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
24 卓情君、李仲漢，《中小學教育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專題史叢書》 （海口：海南出 版社，2000，第 1 版）
大學滕星教授及其學生，在其與李素梅的《中國百年鄉土教材演變評述》中，指 注對其他歷史時期教育的研究，Peter Zarrow 最近以辛亥革命後教材與新聞討論 新中國的認同如何產生的研究也值得我們關注，該研究中提及民國以來新的敘事
27 Peter GueZarrow，After Empire :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 -1924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78–180； Peter GueZarrow，
“The New School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Late Qing”，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Robert J Culp, Tze-ki Hon ed.
（Leiden,Boston：Brill，2007），pp. 21–55
中，將過去只記載於地方志上的敘事方式轉化到了現代教育體系中。28程美寶所
28 May-bo Ching，“Classifying Peoples: Ethnic Politics in Late Qing Native-Place Textbook and Gazetteers”，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Robert J Culp, Tze-ki Hon ed. （Boston：Leiden，2007），pp. 55–79
29 John Rodden，Textbook Reds: Schoolbooks, Ideology, and Eastern German Identity （University Park, 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 Press，2006）
30 對於專業的研究，可以參考：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 （北京：中共 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 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敎育革命」》 （廣州 市：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 1 版） ，時代較近的通史類著作則可參考： 林蕴暉，《烏托邦 運動 : 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第 1 版）；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最近兩百年中國史》 （台北市：聯 經，2001）； 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 （石家莊市：河北人 民,，1992，第 1 版）； John King Fairbank、Roderick MacFarquhar，《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囯史 (1949-1965)》 （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 1 版） ；教育史方面的著作晚近可參考的
並重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的發展，以下分別介紹這前人研究的成果。31
比較不同的是 MacFarquhar 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詮釋，他將將教育 組織擴大與當時的掃盲運動放在一起討論，並提到了由於教育體系的擴大，農民
Roderick MacFarquhar，《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囯史(1949-1965)》 （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第 1 版），435–449 大躍進時期，這類「農民科學家」對人民公社的生產機具、方式的改 良屢見不鮮，結果各有好壞，因此對於他們是否是「科學家」，或許不應過度樂觀
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研究上，陳蘊暉認為學校辦工廠的風氣在大躍進的浮誇風
陷，也提供了本文進一步發展研究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