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此節分別就:「中文學界對《史記》與司馬遷思想的研究」、「對《史記》英譯 本的研究」、「西方學界對《史記》及司馬遷的研究」,概述學界相關於此三大主題 的研究狀況和動向,意圖藉回顧前人的研究情形,顯示既有的研究成果。

一、中文學界對《史記》與司馬遷思想的研究

本論文既由文本的解讀入手,就不可忽略注解譯評本的選用。此方面成果,

除有最通行的《史記三家注》外,尚可參考日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及 張森楷(1858-1928)的《史記新校注稿》。11張氏書注解詳盡,取材豐富,頗具參 考價值,只是流傳不廣。近年來,又有各種白話譯本及注解本在市面上通行,其 中較好者有韓兆琦(1933-)注譯的《新譯史記》12、《史記選注匯評》13,前者為

《史記》全注本,除有注釋、語譯外,並於篇首附有題解、篇末附有研析。後者 擇取《史記》若干重要篇章,為之注釋,且又於篇末,將各家評論與自己的評析 並置。

透過上述各家的注本,雖能讀通字句,瞭解內容,但對《史記》微言大義的 闡釋,仍需在一定程度上,參考前賢若干評說,並在此基礎上,通觀全篇、審慎 體會,以避免反被評說拘限,始能對字句內涵作出最大密度的解讀與關注。

明代凌稚隆所輯《史記評林》14為一採集各家評議之作,體式分為上下兩欄:

上欄收有各家評論及自己贊語,下欄則收錄《史記三家注》文本,以相對照。輯

11 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1967 年 10 月)。

12 韓兆琦注譯:《新譯史記》(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 2 月)。

13 韓兆琦編注:《史記選注匯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4 月)。

14 〔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日〕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臺北:蘭臺書 局,1968 年 11 月)。

6

評內容豐富,且由於凌氏的贊語是針對篇中關鍵處而諸家未見評論者,故實具備 獨立價值。清代以考據為主流,清人評點《史記》也有極豐碩的成果,頗多精要、

新穎的評說。例如:吳見思《史記論文》15,其中評點頗能發掘太史公於各篇寄寓 的微旨,亦對《史記》表體的使用、列傳編寫的體格章法,詳加研討。吳汝綸

(1840-1903)《史記集評》16,則較關注各篇作意和主旨,以及全書章法脈絡之評 說。

評議之作,能自出新意者,以魯實先(1913-1977)及錢鍾書(1910-1998)為最,

魯實先閱讀《史記》常有獨到的見解,其《史記會注考證駁議》17最能體現他的博 學慎思,他常藉由精確解詁讀通原文,所糾舉瀧川氏《史記會注考證》中的七種 失誤:體例未精、校勘未善、采輯未備、無所發明、立說疵謬、多所剿竊、去取 不明,皆來自於蘊積已久的用功與思索。錢鍾書析論《史記會注考證》中五十七 篇,舉凡字義、文筆、史事、史觀,均在討論之列,且能隨時引述相關典籍內容

(範圍包括經、史、子、集及西方古今著述)作為論據,是得力於時代的菁華積 累,故能成就其視野之廣博,發前人所未發。18

再者,《史記》由於流傳既久,很多內容疑難之處,都是因後人傳鈔、刊刻甚 至妄改所致,王叔岷(1914-2008)的《史記斠證》19考證精詳,對資料引證及字句 校理用力最深,斠證內容包括:字句整理、史實探索、陳言佐證、佚文輯錄、舊 注斠補等,透過細心收集資料及斠勘,解決《史記》在閱讀上的一些問題。

在綜合性論述的專書上,韓兆琦能分述司馬遷的民族觀、政治觀、經濟觀、

生死觀等,進而談到《史記》中語言的藝術特質及《史記》在文體上的繼往開來20。 周先民選擇多面(人物、思想、情感)地對《史記》論述剖析,書中兼論及《史 記》結構和描述、議論的表現手法,筆者以為其言頗能掌握司馬遷的政治寄意及

15 〔清〕吳見思評點:《史記論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11 月)。

16 〔清〕吳汝綸評點:《史記集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5 月)。

17 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議》(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年 7 月)。

18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1 月),第一冊,頁 249-400。

19 王叔岷:《史記斠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3 年 10 月)。

20 韓兆琦:《史記博議》(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11 月)。

7

對治亂的評述。21李長之(1910-1978)能把握司馬遷從事創作背後的時代精神,

對《史記》的藝術成就,提出獨樹一幟的創見,尤其強調《史記》的抒情性,將

《史記》同時比為史詩和個人傳記。22此三者雖論述及經營方式各異,但均能麤探 司馬遷思想寄意,兼述及《史記》此書體裁及文學性質。另外,賴明德(1938-)

《司馬遷之學術思想》23,論及司馬遷書寫《史記》的時代及心理背景,並分章專 探其人之經學、史學、諸子之學、文學、曆學及政經思想,內容廣泛。張大可(1940-)

在其《史記研究》24中,涉及《史記》成書的歷史條件,考辨其斷限、殘缺,並系 統性論述全書體例結構及表現方法。後又分章專探司馬遷的歷史觀、政治觀、戰 爭觀、經濟觀、民族觀、文學觀等。

上述著作中,皆有專章討論司馬遷作《史記》之思想寄意。在單篇論文上,

阮芝生及林礽乾都曾藉關注〈報任安書〉一文,探討司馬遷發憤著述之隱衷,前 者透過〈報任安書〉探討司馬遷幽微的思想與感情25,後者則透過對篇首六字——

「太史公牛馬走」的辨析,釐清前賢疏解的分歧異說,最終將司馬遷的職銜演變 與他創作的心路歷程,綰合在一起。26以上專書及專文,雖在本論文中能為筆者解 決一些初步的問題,但亦引發筆者欲型塑一套自己對《史記》理解架構的需求。

有感於司馬遷作《史記》,背後必有一套歷史意識運作,此種對歷史的理解,

在其作書歷程中,則漸發展成選擇、詮釋及創造。故如欲瞭解司馬遷在《史記》

中欲藉述史寄託之思想,則必先瞭解司馬遷的歷史哲學與史觀。

學界對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頗多。周虎林(1938-)不僅對《史記》全書綜合組 織與義法詳加論述,並有專章討論司馬遷在「太史公曰」之下所隱含的歷史哲學。

27周一平(1949-)亦提供了一些可在《史記》中進行史學研究的思想觀點,例如:

21 周先民:《司馬遷的史傳文學世界》(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73-108。

22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 4 月)。

23 賴明德:《司馬遷之學術思想》(臺北:洪氏出版社,1983 年 2 月)。

24 張大可:《史記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 1 月)。

25 阮芝生:〈司馬遷之心——〈報任少卿書〉析論〉,《臺大歷史學報》第 26 期(2000 年 12 月),

頁 151-205。

26 林礽乾:〈太史公牛馬走析辨〉,《中國學術年刊》第 20 期(1999 年 3 月),頁 91-118。

27 周虎林:《司馬遷與其史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年 10 月),頁 242-252。

8

9

雖已能將司馬遷大一統的史觀,置入時代脈絡及政治制度的轉移中解釋,但在論 證過程中,卻未能引足《史記》中相關記述,支持自己的論點。

由上述資料,筆者已可見司馬遷於述史時,必同時兼有政治思想的寄託與運 作,難以將之全然斷截為兩端。本研究既欲討論《史記》中的政治思想,亦必不 得自外於此種述史脈絡。

緊扣思想觀點,重新解讀《史記》述史架構,以彰顯司馬遷在各代興亡及政 體轉換的書寫中,所寄託的積極政治思維,及其對治世、亂世政治舉措的評析去 取,以鄭師圓鈴《史記黃老思想研究》37為最深入有得。是書以《史記》為論述依 據,理清黃老思想自戰國經秦至漢,遞衍轉化的軌迹,並彰明各代政治措施因勢 更張之理。間接突顯人類在歷史轉捩點上,雖感受巨大憂懼與不安,但為謀求長 治久安,而愈發展現出應對的智慧。鄭師藉梳理《史記》,歸納司馬遷於當中寄託 的政治主張,並以司馬遷主張謹慎立嗣、推行教化、任賢去惡、善進善退,論證 其能洞見遠禍、防患未然;以司馬遷提倡因俗簡禮、鼓勵貿易、富厚民生,來調 節貧富,說其能針砭時弊。在歷史的動態中,此作彰明司馬遷政治上實用主義的 眼光,其中論證,無不謹慎精嚴、字斟句酌。再者,對《史記》中世界觀及漢王 朝發展趨勢有精闢見解者,是林聰舜的《《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

38,全書分為三編:第一編為「《史記》的理想與表現方式」,討論司馬遷作史的用 意,並藉文景朝皇權與功臣、諸侯王的矛盾說明歷史發展的趨勢;第二編為「理 想人生的寄託與價值觀主宰的行動世界」,當中說明范蠡、張良、刺客、游俠的生 命境界,並述及項羽的性格轉折及生命彈性;第三編為「世界觀、戰略思維與成 敗」,主要討論韓信被殺、周亞夫平吳楚,最後述及三蘇父子對項羽及劉邦的議論。

此書議論詳實,文字卻相當平易。

其他關於司馬遷政治思想淵源及內涵的探討,還有李寅浩之碩士論文《司馬

司馬遷研究會編:《司馬遷與史記論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第一輯,頁 129-137。

37 鄭師圓鈴:《《史記》黃老思想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98 年 1 月)。

38 林聰舜:《《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 年 4 月)。

10

11

涉或剝奪48;韓兆琦在此基礎之上,又提出司馬遷認為物質財富決定了人的階級,

進而,提出掌握經濟權之人可操縱社會輿論。其並指出司馬遷認為經濟發展的基 礎,將會決定一個統治集團的政治動向。49此見解值得以《史記》為依據,再去深 入探討。提出與上述意見不同者,有韋葦《司馬遷經濟思想研究》50,其講到國家 經濟管理體制,實是因應歷史形勢,而有所沿革,故漢代經濟政策由與民休息到 國家干涉主義,是能宏現司馬遷的治國思想。

在軍事外交上,韓兆琦著眼於理清司馬遷對各民族的態度,及其反對暴掠侵 奪的思維51;張大可除此之外,又提出兵、德並行之用,且能關注司馬遷藉評武帝 伐匈奴一事,提出應詳參彼己、擇任將相的作戰方略。52朱枝富則以武帝伐匈奴事 為例,凸顯出司馬遷分析戰事得失,實稟歷史及經濟眼光。53施丁(1933-)注意 到《史記》寫勝負、寫得失,均有其特殊性,可惜未能進一步析論其中評判因素

在軍事外交上,韓兆琦著眼於理清司馬遷對各民族的態度,及其反對暴掠侵 奪的思維51;張大可除此之外,又提出兵、德並行之用,且能關注司馬遷藉評武帝 伐匈奴一事,提出應詳參彼己、擇任將相的作戰方略。52朱枝富則以武帝伐匈奴事 為例,凸顯出司馬遷分析戰事得失,實稟歷史及經濟眼光。53施丁(1933-)注意 到《史記》寫勝負、寫得失,均有其特殊性,可惜未能進一步析論其中評判因素

相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