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及其譯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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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東亞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司馬遷《史記》及其譯本研究 A Study on Sima Qian’s Shiji and Its Translations. 研究生：李鍑倫. 撰. Fu-Lun Lee 指導教授：賴貴三. 先生. 鄭圓鈴. 先生. Advisor: Kuei-San Lai, Ph.D. Yuan-Ling Zheng, Ph.D.. 中. 華. 民國. 1 0 2 年. June, 2013. 6. 月.

(2) 誌謝回首本論文得以順利完成，實得力於師長、移地研究夥伴與家人的支持與鼓勵。首先，感謝賴貴三老師及鄭圓鈴老師的指引、教誨、鼓勵與包容，兩位老師學識淵博，更難得的是他們對我的愛心與關懷，無論是論文寫作或是生涯規劃，我都得到兩位老師的啟發與引導，在指導論文時，他們對審題構思、大綱擬定、論述結構及遣詞造句，反覆引導叮嚀，使我獲益良多。除此之外，他們更是我在每一次低潮時的明燈，由始至終都信任我、幫助我，他們真是我的楷模與表率！師恩浩蕩，再多言語也無法道盡我對賴老師和鄭老師的敬意與感激。其次，感謝蔣秋華老師、張素卿老師及周昭明老師，三位師長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不僅對我的論文提出精闢的指導，更提供我珍貴的研究材料。蔣老師與張老師治學嚴謹，除了在口試時對我循循善誘，給予我許多珍貴的意見，使論文更臻完備，也引導及啟發我思考未來發展的方向。周老師在我踏入教職暫緩論文寫作期間，對我的關懷與督促並不隨之停止，或是引導我反省思考，或是給予我正向的鼓勵及支持，當我興起放棄論文的念頭時，是老師的來信重燃了我的信心與鬥志。再者，我要感謝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的耿立群組長、廖箴、栩梅、玉琴、秀玲小姐及蔡慶郎先生，他們陪伴、照顧我，並帶領我走過在漢學中心的移地研究，為期六個月的停留，不僅使我在論文寫作上所需的研究資料更趨完整，在中心服務的他們也為我開啟了不一樣的學習視角。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親、母親與小妹，他們總是大力支持我，讓我能夠在最困難的考驗下重新振作，更讓我知道自己還有許多可能，儘管在我失去信心的時候，他們仍然相信我，並給予我一切他們所能提供的支持。因為他們，才讓我成為更好的人，感謝他們的愛護，感謝他們陪我一路走來。 i.

(3) 摘要本論文以「司馬遷《史記》及其譯本研究」為題，介紹國際漢學下的《史記》翻譯狀況，並以 Burton Watson 的英文譯本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與討論。全文共六章，分述如下：第一章概述研究此題的動機與問題意識，並說明研究範圍與材料，以及採用的研究方法與步驟，進一步剖析與分類已有之相關文獻與研究成果。第二章簡要介紹國際漢學，重點在回顧各國的《史記》翻譯概況，主要分為西方及東亞譯本，在西方譯本下整理了德、法、英、俄、捷克、芬蘭及羅馬尼亞的譯本，在東亞譯本的回溯上，則以韓國及日本譯本為主。第三章介紹司馬遷的《史記》，著重在探討作者司馬遷生平及經歷對其寫作的影響，歸納《史記》內容和結構上的特色，進一步探討司馬遷發憤著述下，《史記》抒情性的展現，並提出司馬遷在《史記》中寄寓了他對人類歷史及政治趨勢的觀察。第四章介紹及分析 Burton Watson 的生平和他的英文譯本，先比較他所作三種《史記》譯本的內容和結構，再針對他於 1993 年出版的三冊譯本進行篇章內容的研究，分析並歸納譯本特色和他所採用的翻譯策略，說明翻譯與原作間的差距及差距產生的原因。第五章比較研究英語世界現最通行的兩套《史記》譯本，分為形式上及內容上的比較，在內容上以〈太史公自序〉及〈秦始皇本紀〉為對象進行分析，並歸納與探討不同的翻譯目的及翻譯策略，是如何影響了譯本的面貌。第六章對本論文作出結論，總結了譯本對司馬遷《史記》的價值及意義。. 關鍵詞：《史記》、譯本、Burton Watson、抒情性、新生. ii.

(4)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interpret Sima Qian’s Shiji in light of Sinological Studies, Burton Watso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William H. Nienhauser’s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First I introduc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Sima Qian’s Shiji in nine languages, and discuss how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ng purposes and strategies influence their translations. Then I concentrate on the discussion of Burton Watson’s three different Shiji translatio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in 1961;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 in 1969;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in 1993. By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kinds of strategies that Watson uses in his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reveals a possibility of Watson’s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alteration of Shiji. Later, I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parities between Watson’s and Nienhauser’s translations in two related aspects: the text’s interpretive qualities, and the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reader, author, and translator. In analyzing the two most famous chapters in Shiji, “Tai-shi Gong zixu” and “Qin Shi Huang benji,” we see the text undergoing different kinds of changes. I close the paper with a discussion of translation as a unique art form in itself. I hope this study can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type of reading.. Keywords: Shiji, translation, Burton Watson, lyricism, new life. iii.

(5) 目次誌謝…………………………………………………………………..……..i 中文摘要……………………………………………………………..…….ii 英文摘要…………………………………………………………..………iii 第一章緒論………………………………………………………...……1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問題意識…………………………………………………………...……1 研究範圍與材料說明……………………………………………...……3 文獻回顧…………………………………………………………...……5 研究進路與方法………………………………………………...……..20. 第二章國際漢學與各國《史記》翻譯概況………………………..…...23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國際漢學發展概況………………………………………...…………..23 各國《史記》翻譯概況——《史記》的西方譯本………………….…26 各國《史記》翻譯概況——《史記》的東亞譯本…………………..45. 第四節《史記》翻譯成果整理與書目………………………………..………57. 第三章司馬遷與《史記》…………………………………..……….…59 第一節司馬遷其人……………………………………………………...……..59 第二節《史記》其書……………………………….………………………….64 第三節司馬遷的發憤著述…………………...………………………..………67 第四節《史記》中的「大一統」…………………………………………..…76. 第四章 Burton Watson 與其《史記》英譯本分析……………..………83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Burton Watson 與《史記》翻譯……………..………………..………..83 Burton Watson《史記》英譯本縱向比較…………………..…………..92 Burton Watson《史記》英譯本分析——以 1993 年出版的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為討論對象…………..……………………….…….105 Burton Watson《史記》英譯本中消失的篇章………………………..118. 第五章兩種《史記》英譯本的比較……………………………...……..125 第一節第二節. 兩種英譯本在形式上的比較………………………………...……....125 兩種英譯本在內容上的比較——作者的自影：〈太史公自序〉….128. 第三節. 兩種英譯本在內容上的比較——譯文中的史識：〈秦始皇本紀〉. 第四節. …………………………………………………………………...……133 小結——兩種英譯本綜合比較……………………………...…..…..143.

(6) 第六章結論…………………………………...…….………...……......145 參考文獻...……………………………...……………………...………..149.

(7) 表次第一章緒論………………………………………………...……………1 第二章國際漢學與各國《史記》翻譯概況………………..………..…...23 表2-1. August Pfizmaier的《史記》翻譯整理表……………….………………31. 表2-2. 韓國《史記》譯本整理表….………………………….………………..47. 表2-3. 日本《史記》譯本整理表…………………………...………….…….…53. 第三章司馬遷與《史記》………………………………………..…….…59 第四章 Burton Watson 與其《史記》英譯本分析………………………83 表 4-1.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第一冊篇目分項說明表. 表 4-2. ………………………………………………………………...……....94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第二冊篇目分項說明表. 表 4-3. ……………………………………………………………...…………98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Qin Dynasty 篇目說明表......…103. 第五章兩種《史記》英譯本的比較……………………...……...….…..125 第六章結論……………...………………………….……...………......145.

(8) 第一章. 緒論. 司馬遷（子長，145-86 B.C.）自述其作《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具體來說，他描述特定的歷史情境、分析歷史進程，首要目的在於發現並解釋歷史上的關鍵問題，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與方向，進而找出人類在這當中得以遵循的法則，使人生能得到合理的安頓，並希望透過作史的方式，保住他心中王道政治的理想與重現正義秩序。因此，他重新整理史料，藉由為不同人物立傳，強調某些歷史問題及人的價值。以《史記》作為研究對象，縱然它是一部史書，但作者司馬遷自己的人生經歷及思想，與其所刻劃的歷史事件、人物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強烈的「鏡射」 2. 關係，也因此《史記》中的各類人物，在歷史舞臺上所呈現的風姿，也格外動人，. 讀者或可藉人物的風貌，一窺當時的社會，或可從中讀出司馬遷寄託的歷史觀照，又或可藉司馬遷的史筆，看出人性的真實與高貴，凡此種種，都使《史記》除了能「通古今之變」外，更能跳脫傳統史書的格局，表現出不同於統治階層的價值判斷，最終成一家之言。.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基於上述討論基礎，可以進一步思考下列問題：《史記》作為一部史書，司馬遷個人的經歷如何造就了他對過去及當代歷史. 1. 2.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收入﹝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司馬遷傳〉，《百衲本二十四史——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 7 月），第 2 冊，頁 786 上。本論文中所引《漢書》之文皆出於此本，以下簡稱《漢書》。關於此種中國文學特質，可參見 Craig Fisk, “Literary Criticism,”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9：「中國人再現的對象（文本），是某個時間點上的心境，及其心靈與周遭世界的對應關係。」 1.

(9) 的認識與評價？他首創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在選擇體裁、人物時，已踏出了抒情的第一步，這又會使得《史記》在作為史傳書寫的同時，有多少程度是作者自身的投影？再者，作為一史家，司馬遷選擇將眼光留在秦、漢，藉由書寫秦統一六國，凸顯出歷史走向大一統王朝的趨勢。他藉由選擇這個世界（歷史）上的某一面向，去凸顯並試圖處理自身時代的關鍵問題，因此本論文將從此基礎出發，討論漢朝在初期為成就自己一統王朝的形勢，避免重蹈秦速亡的覆轍，是採用了哪些策略？進而，筆者會將《史記》拉入翻譯的領域，嘗試對其進行初步的討論。從譯本內容出發，探討原文是如何在翻譯上，因譯者主動地加入作者（文本）、讀者（解釋行為）的互動——反應模式3中，導致被改變。因此，本文也將由釐清譯本與原文的差距入手，並試圖探討譯本與原文間的差距是如何產生？探討譯者在作為讀者之後，如何去解讀和重現司馬遷筆下的歷史，以及其運作於文字之下的幽微心靈？包括譯者的翻譯目的（文化傳播、學術專業、教學）；譯者選用的翻譯原則或策略；譯者自己的文化背景或是其理解《史記》的方式，是如何影響了譯本？更有甚者，譯者在譯作的過程中，又是如何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的影子，糅入了原創之中？凡此種種，均是筆者在此次研究中，試圖討論並解決的問題。. 3. 當代讀者反應理論，對讀者與文本(作者)關係的討論，兼有兩種說法。關於閱讀在本質上的分裂性，讀者與文本實屬對立兩端，無綜合可能，可參見 Jonathan D.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67-76. 關於文本與讀者的不對稱現象，文本的斷裂只可由讀者填補，可參見 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65-167. 2.

(10)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材料說明.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材料為《史記》三家注本及美國漢學家 Burton Watson (1925-) 的《史記》三種英譯本。《史記》三家注——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八十卷、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三十卷及唐代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三十卷，此三家注原本都是各自單行，北宋以後才合為一編。現存最早的三家注本為南宋黃善夫刻本，後來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在其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由於三家注本使用方便，又具正誤、補充的功能，因此本論文採用的是世界書局印行，於 1983 年出版的新校本，根據世界書局編輯部的〈出版說明〉：「清朝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這個本子經張文虎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時本加以考訂，擇善而從，校刊相當精審，是清朝後期的善本。」4此本以金陵局本為底本，分段標點，並將原本散列在正文之下的三家注移到每段之後，使用起來較為方便。同時也參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由顧頡剛（1893-1980）等人分段整理之點校本。5 在譯本材料上，則以 Burton Watson《史記》三種英譯本為研究對象：一、出版於1961年秋天的《史記》漢代譯本：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6 共兩冊；二、於1969年出版的《史記》選譯本：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7；. 4. 5. 6. 7.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史記三家注》（臺北：世界書局，1983 年 12 月），頁 5。本論文中所引《史記》之文皆出於此本，以下簡稱《史記》。〔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11 月）。 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3.

(11) 三、1993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出版的：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8共三冊。第三套《史記》英譯本為本論文進行篇章內容分析及比較的主要對象，前兩冊是對於 1961 年《史記》漢代譯本的改版，其將書中使用的拼音系統由原本的「威翟式拼音」（Wade-Giles）改成漢語拼音（Hanyu Pinyin），並加入新譯的第三冊—— 秦代（Qin Dynasty）一起出版。此譯本為哥倫比亞大學「東方經典翻譯計畫」（Columbia College Program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的一部分，其所據以翻譯的《史記》中文本，為日人瀧川資言（1865-1946）的《史記會注考證》9，但 Watson 在譯本中也同時說明：. 這雖是最具可讀性及最方便可得的版本，但在許多細節處，我不全採用其中使用的標點符號。且在多處亦改由百衲本《史記》10及《漢書》平行的記述，採用較佳的版本。（RGH, Han DynastyⅠ: xxi）. 筆者將在下一節中，闡述國內外關於本論文主題的研究現況，並稍加分析其中的研究進路與方向。. 8. 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3 vol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本論文中所引錄的 Watson 英譯本文字皆出於此本，獨立引文時，簡稱為 RGH，冊數與頁碼均隨文夾注，若有特殊需要時，筆者會將其引用的文字自譯為中文。 9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10 ﹝南宋﹞黃善夫刻本，即現通稱之百衲本。 4.

(12)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此節分別就：「中文學界對《史記》與司馬遷思想的研究」、「對《史記》英譯本的研究」、「西方學界對《史記》及司馬遷的研究」，概述學界相關於此三大主題的研究狀況和動向，意圖藉回顧前人的研究情形，顯示既有的研究成果。. 一、中文學界對《史記》與司馬遷思想的研究. 本論文既由文本的解讀入手，就不可忽略注解譯評本的選用。此方面成果，除有最通行的《史記三家注》外，尚可參考日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及張森楷（1858-1928）的《史記新校注稿》。11張氏書注解詳盡，取材豐富，頗具參考價值，只是流傳不廣。近年來，又有各種白話譯本及注解本在市面上通行，其中較好者有韓兆琦（1933-）注譯的《新譯史記》12、《史記選注匯評》13，前者為《史記》全注本，除有注釋、語譯外，並於篇首附有題解、篇末附有研析。後者擇取《史記》若干重要篇章，為之注釋，且又於篇末，將各家評論與自己的評析並置。透過上述各家的注本，雖能讀通字句，瞭解內容，但對《史記》微言大義的闡釋，仍需在一定程度上，參考前賢若干評說，並在此基礎上，通觀全篇、審慎體會，以避免反被評說拘限，始能對字句內涵作出最大密度的解讀與關注。明代凌稚隆所輯《史記評林》14為一採集各家評議之作，體式分為上下兩欄：上欄收有各家評論及自己贊語，下欄則收錄《史記三家注》文本，以相對照。輯. 11 12 13 14. 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1967 年 10 月）。韓兆琦注譯：《新譯史記》（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 2 月）。韓兆琦編注：《史記選注匯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4 月）。〔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日〕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臺北：蘭臺書局，1968 年 11 月）。 5.

(13) 評內容豐富，且由於凌氏的贊語是針對篇中關鍵處而諸家未見評論者，故實具備獨立價值。清代以考據為主流，清人評點《史記》也有極豐碩的成果，頗多精要、新穎的評說。例如：吳見思《史記論文》15，其中評點頗能發掘太史公於各篇寄寓的微旨，亦對《史記》表體的使用、列傳編寫的體格章法，詳加研討。吳汝綸（1840-1903）《史記集評》16，則較關注各篇作意和主旨，以及全書章法脈絡之評說。評議之作，能自出新意者，以魯實先(1913-1977)及錢鍾書（1910-1998）為最，魯實先閱讀《史記》常有獨到的見解，其《史記會注考證駁議》17最能體現他的博學慎思，他常藉由精確解詁讀通原文，所糾舉瀧川氏《史記會注考證》中的七種失誤：體例未精、校勘未善、采輯未備、無所發明、立說疵謬、多所剿竊、去取不明，皆來自於蘊積已久的用功與思索。錢鍾書析論《史記會注考證》中五十七篇，舉凡字義、文筆、史事、史觀，均在討論之列，且能隨時引述相關典籍內容（範圍包括經、史、子、集及西方古今著述）作為論據，是得力於時代的菁華積累，故能成就其視野之廣博，發前人所未發。18 再者，《史記》由於流傳既久，很多內容疑難之處，都是因後人傳鈔、刊刻甚至妄改所致，王叔岷(1914-2008)的《史記斠證》19考證精詳，對資料引證及字句校理用力最深，斠證內容包括：字句整理、史實探索、陳言佐證、佚文輯錄、舊注斠補等，透過細心收集資料及斠勘，解決《史記》在閱讀上的一些問題。在綜合性論述的專書上，韓兆琦能分述司馬遷的民族觀、政治觀、經濟觀、生死觀等，進而談到《史記》中語言的藝術特質及《史記》在文體上的繼往開來20。周先民選擇多面（人物、思想、情感）地對《史記》論述剖析，書中兼論及《史記》結構和描述、議論的表現手法，筆者以為其言頗能掌握司馬遷的政治寄意及 15 16 17 18 19 20. 〔清〕吳見思評點：《史記論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11 月）。〔清〕吳汝綸評點：《史記集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5 月）。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議》（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年 7 月）。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1 月），第一冊，頁 249-400。王叔岷：《史記斠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3 年 10 月）。韓兆琦：《史記博議》（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11 月）。 6.

(14) 對治亂的評述。21李長之（1910-1978）能把握司馬遷從事創作背後的時代精神，對《史記》的藝術成就，提出獨樹一幟的創見，尤其強調《史記》的抒情性，將《史記》同時比為史詩和個人傳記。22此三者雖論述及經營方式各異，但均能麤探司馬遷思想寄意，兼述及《史記》此書體裁及文學性質。另外，賴明德（1938-）《司馬遷之學術思想》23，論及司馬遷書寫《史記》的時代及心理背景，並分章專探其人之經學、史學、諸子之學、文學、曆學及政經思想，內容廣泛。張大可（1940-）在其《史記研究》24中，涉及《史記》成書的歷史條件，考辨其斷限、殘缺，並系統性論述全書體例結構及表現方法。後又分章專探司馬遷的歷史觀、政治觀、戰爭觀、經濟觀、民族觀、文學觀等。上述著作中，皆有專章討論司馬遷作《史記》之思想寄意。在單篇論文上，阮芝生及林礽乾都曾藉關注〈報任安書〉一文，探討司馬遷發憤著述之隱衷，前者透過〈報任安書〉探討司馬遷幽微的思想與感情25，後者則透過對篇首六字—— 「太史公牛馬走」的辨析，釐清前賢疏解的分歧異說，最終將司馬遷的職銜演變與他創作的心路歷程，綰合在一起。26以上專書及專文，雖在本論文中能為筆者解決一些初步的問題，但亦引發筆者欲型塑一套自己對《史記》理解架構的需求。有感於司馬遷作《史記》，背後必有一套歷史意識運作，此種對歷史的理解，在其作書歷程中，則漸發展成選擇、詮釋及創造。故如欲瞭解司馬遷在《史記》中欲藉述史寄託之思想，則必先瞭解司馬遷的歷史哲學與史觀。學界對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頗多。周虎林（1938-）不僅對《史記》全書綜合組織與義法詳加論述，並有專章討論司馬遷在「太史公曰」之下所隱含的歷史哲學。 27. 周一平（1949-）亦提供了一些可在《史記》中進行史學研究的思想觀點，例如：. 21. 周先民：《司馬遷的史傳文學世界》（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73-108。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 4 月）。賴明德：《司馬遷之學術思想》（臺北：洪氏出版社，1983 年 2 月）。張大可：《史記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 1 月）。阮芝生：〈司馬遷之心——〈報任少卿書〉析論〉，《臺大歷史學報》第 26 期（2000 年 12 月），頁 151-205。林礽乾：〈太史公牛馬走析辨〉，《中國學術年刊》第 20 期（1999 年 3 月），頁 91-118。周虎林：《司馬遷與其史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年 10 月），頁 242-252。 7. 22 23 24 25. 26 27.

(15) 天道自然觀、經濟觀、地理決定觀、法後王的變化進化觀等。28李紀祥（1957-）則在《史記》「家言」與「史書」性質的辯證中，提出了「造史意識」與「歷史塑成」等概念，對司馬遷的作史方法，進行了一次重新商榷。29 相關學位論文，早期有阮芝生《司馬遷的史學方法與歷史思想》，其中第六章「通古今之變」已能探《史記》中反映出的古今盛衰之變、義利之爭；第七章「究天人之際」，則藉天命、人德主題的辯證，探討司馬遷解釋歷史治亂終始的態度。 30. 另還有劉國平《司馬遷的歷史哲學》31，其中第二章由廣度、密度、深度與限度. 出發，討論司馬遷的歷史觀，第四、五章則探討司馬遷的歷史選擇與解釋。劉文星《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遷歷史哲學新探》32，討論「究天人之際」與司馬遷著史動機間的關係，解析司馬遷心中的歷史哲學。單篇論文上，則有徐復觀（1903-1982）〈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是以家世背景及思想淵源，探太史公之史觀型塑。其認為司馬遷的思想雖落實在政治，卻是以儒家為依歸。33鄭鶴聲（1901-1989）在〈司馬遷生平及其在歷史學上的偉大貢獻〉34中，則從「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賤貧」三個歷史觀點出發，簡要述及司馬遷的政治理論，可惜未能更深入詳盡地論述。林聰舜〈《史記》的「微言」敘事——「書法不隱」與「隱」的統一〉，則透過《史記》中的敘事方式，歸納司馬遷對《春秋》的繼承與發展，直探其作史目標及歷史識見。35孫文閣〈從司馬遷對分封制的論述看其大一統的歷史觀〉36，.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周一平：《司馬遷史學批評及其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12 月），頁 117-162。李紀祥：《《史記》五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98-163。阮芝生：《司馬遷的史學方法與歷史思想》（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2 年 6 月），頁 277-401。劉國平：《司馬遷的歷史哲學》（臺北：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5 月）。劉文星：《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遷歷史哲學新探》（臺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徐復觀：〈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收入黃沛榮編：《史記論文選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84 年 5 月），頁 11-34。鄭鶴聲：〈司馬遷生平及其在歷史學上的偉大貢獻〉，收入張維嶽編：《司馬遷與史記新探》（臺北：崧高書社，1885 年 11 月），頁 1-29。林聰舜：〈《史記》的「微言」敘事——「書法不隱」與「隱」的統一〉，《清華中文學報》第 5 期（2011 年 6 月），頁 89-121。孫文閣：〈從司馬遷對分封制的論述看其大一統的歷史觀〉，收入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陜西省 8.

(16) 雖已能將司馬遷大一統的史觀，置入時代脈絡及政治制度的轉移中解釋，但在論證過程中，卻未能引足《史記》中相關記述，支持自己的論點。由上述資料，筆者已可見司馬遷於述史時，必同時兼有政治思想的寄託與運作，難以將之全然斷截為兩端。本研究既欲討論《史記》中的政治思想，亦必不得自外於此種述史脈絡。緊扣思想觀點，重新解讀《史記》述史架構，以彰顯司馬遷在各代興亡及政體轉換的書寫中，所寄託的積極政治思維，及其對治世、亂世政治舉措的評析去取，以鄭師圓鈴《史記黃老思想研究》37為最深入有得。是書以《史記》為論述依據，理清黃老思想自戰國經秦至漢，遞衍轉化的軌迹，並彰明各代政治措施因勢更張之理。間接突顯人類在歷史轉捩點上，雖感受巨大憂懼與不安，但為謀求長治久安，而愈發展現出應對的智慧。鄭師藉梳理《史記》，歸納司馬遷於當中寄託的政治主張，並以司馬遷主張謹慎立嗣、推行教化、任賢去惡、善進善退，論證其能洞見遠禍、防患未然；以司馬遷提倡因俗簡禮、鼓勵貿易、富厚民生，來調節貧富，說其能針砭時弊。在歷史的動態中，此作彰明司馬遷政治上實用主義的眼光，其中論證，無不謹慎精嚴、字斟句酌。再者，對《史記》中世界觀及漢王朝發展趨勢有精闢見解者，是林聰舜的《《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 38. ，全書分為三編：第一編為「《史記》的理想與表現方式」，討論司馬遷作史的用. 意，並藉文景朝皇權與功臣、諸侯王的矛盾說明歷史發展的趨勢；第二編為「理想人生的寄託與價值觀主宰的行動世界」，當中說明范蠡、張良、刺客、游俠的生命境界，並述及項羽的性格轉折及生命彈性；第三編為「世界觀、戰略思維與成敗」，主要討論韓信被殺、周亞夫平吳楚，最後述及三蘇父子對項羽及劉邦的議論。此書議論詳實，文字卻相當平易。其他關於司馬遷政治思想淵源及內涵的探討，還有李寅浩之碩士論文《司馬. 37 38. 司馬遷研究會編：《司馬遷與史記論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第一輯，頁 129-137。鄭師圓鈴：《《史記》黃老思想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98 年 1 月）。林聰舜：《《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 年 4 月)。 9.

(17) 遷述儒道法思想之研究》39，其以司馬談（?-110 B.C.）〈論六家要旨〉40為基礎，簡略分述司馬遷與儒、道、法三家的關係，但最後只能論證司馬談確影響司馬遷極大。在《史記》政治人物的評析上，汪惠敏將《史記》中的人物（帝王、謀臣、武將等）依類畫分，述其典型及特質。41其他討論司馬遷政治思想之作品，賴明德主張司馬遷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發揚禮樂仁愛之治42；李長之、蕭黎說其主張賢人政治，抨擊暴政43；張大可講司馬遷在政治上能掌握歷代盛衰之因，有大一統的治觀44；朱枝富（1955-）兼講司馬遷的德治、刑法、人才思想，並闡明司馬遷思想體系中的理想政治，最後寫其於《史記》中批評武帝之用人及征戰45，可謂完備。又逯耀東（1933-2006）《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中，有〈「通古今之變」的「今」之開端〉46一章，則藉《史記》中的文字為論據，講司馬遷於「今史」中寄託的政治思想，首述賈誼（201-168 B.C.）之策不被採用，有其現實政治原因；再討論外戚問題，最後論述武帝絕對君權的形成，是系統性地討論漢代政治制度演變、發展的因果關係。另外，單篇論文方面，有覃啟勛〈論司馬遷對黃帝至秦政治文明成就的系統總結——讀《史記》前六本紀及諸表斷想〉47，分述上古五帝、夏、商、周、秦之政治文明成就，文中已關注到時代延續性為文明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可惜對各朝代政治成就之論述焦點，未能有更多向度的思考。在經濟思想上，賴明德、張大可、張可青均認為司馬遷主張人民之經濟活動應自由發展，肯定商人及商業活動對國家、社會發展的貢獻，反對國家以政策干. 39. 李寅浩：《司馬遷述儒道法思想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 6 月）。 40 ﹝漢﹞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史記》，卷 130，頁 3288-3292。 41 汪惠敏：《史記政治人物述評》（臺北：師大書苑，1991 年 4 月）。 42 賴明德：《司馬遷之學術思想》，頁 508-527。 43 參見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193-198；蕭黎：〈論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收入張維嶽編：《司馬遷與史記新探》，頁 155-172。 44 張大可：《史記研究》，頁 340-358。 45 朱枝富：《司馬遷政治思想通論》（吉林：延邊大學出版社，1999 年 8 月）。 46 逯耀東：《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5 月），頁 119-184。 47 覃啟勛：〈論司馬遷對黃帝至秦政治文明成就的系統總結——讀《史記》前六本紀及諸表斷想〉，收入陜西省司馬遷研究會編：《司馬遷與史記論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1 月），第五輯，頁 331-345。 10.

(18) 涉或剝奪48；韓兆琦在此基礎之上，又提出司馬遷認為物質財富決定了人的階級，進而，提出掌握經濟權之人可操縱社會輿論。其並指出司馬遷認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將會決定一個統治集團的政治動向。49此見解值得以《史記》為依據，再去深入探討。提出與上述意見不同者，有韋葦《司馬遷經濟思想研究》50，其講到國家經濟管理體制，實是因應歷史形勢，而有所沿革，故漢代經濟政策由與民休息到國家干涉主義，是能宏現司馬遷的治國思想。在軍事外交上，韓兆琦著眼於理清司馬遷對各民族的態度，及其反對暴掠侵奪的思維51；張大可除此之外，又提出兵、德並行之用，且能關注司馬遷藉評武帝伐匈奴一事，提出應詳參彼己、擇任將相的作戰方略。52朱枝富則以武帝伐匈奴事為例，凸顯出司馬遷分析戰事得失，實稟歷史及經濟眼光。53施丁（1933-）注意到《史記》寫勝負、寫得失，均有其特殊性，可惜未能進一步析論其中評判因素之複雜性。54 由於在中文學界，針對司馬遷或《史記》研究的專文及專書甚多，在此僅舉出能實際說明及回答，筆者在這次研究中，是如何選擇主題及解決問題者，其餘就不逐一列舉了，詳可見參考書目。. 二、對《史記》英譯本的研究. 比較《史記》不同英譯本之研究，此部分文獻以單篇文章及學位論文為主，今分為兩部分說明。 48. 49 50 51 52 53 54. 參見賴明德：《司馬遷之學術思想》，頁 527-547；張大可：《史記研究》，頁 403-419；張可青：〈論司馬遷的社會經濟思想和歷史觀〉，收入張維嶽編：《司馬遷與史記新探》，頁 125-153。韓兆琦：《史記博議》，頁 119-134。韋葦：《司馬遷經濟思想研究》（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8 月）。韓兆琦：《史記博議》，頁 101-110。張大可：《史記研究》，頁 359-382。朱枝富：《政治思想通論》，頁 414-430。施丁：〈史記寫戰爭〉，收入張高評編：《史記研究粹編（二）》（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 年 4 月），頁 481-497。 11.

(19) （一）西方對《史記》英譯本之比較研究. 其一為康士林（Nicholas Koss, 1943-）〈《史記》的三種英文譯本及其為文化產物之意義〉55，此文大致分為三個部分：(1)簡短介紹《史記》的三種英譯本；(2) 藉由實際翻譯的文字，舉證三種英譯本的不同處；(3)探討《史記》三種英譯本作為文化產物的意義。此論文所討論的三種英譯本，分別是 Watson 於 1961 年出版的兩冊《史記》漢代譯本56、楊憲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夫婦《史記》三十一章英譯本57，及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史記》全譯本計畫中的兩冊：第一冊包括《史記》前 7 章（由〈五帝本紀〉至〈項羽本紀〉），第七冊包括《史記》第 61 至 88 章58（由〈伯夷列傳〉至〈蒙恬列傳〉）。在文中，康氏對三種譯本之翻譯源起、目的、策略及方法，作了精簡的說明。再以《史記．項羽本紀》中幾段文字為例，實際比較三種英譯本在選用翻譯字眼上的差別，以爬梳各譯本背後不同的意識運作，進而品評其各自達成的不同效果。最後藉由討論三種譯本之出版社（哥倫比亞大學、北京外語學院、文建會贊助），將譯本放在不同的文化處境下，論述不同的文化背景將對譯作產生何種影響，又會使譯作帶有怎樣不同的文化意義。第二篇文章為杜瀾德（Stephen W. Durrant）的〈贖回司馬遷〉（Redeeming Sima Qian）59，文中針對三種英譯本進行討論，一是 Watson 於 1993 年重新出版的《史記》英譯本，此譯本亦是筆者本次研究的主要對象；另兩種則分別為倪豪士《史. 55. 56. 57. 58. 59. ﹝美﹞康士林：〈《史記》的三種英文譯本及其為文化產物之意義〉，收入王初慶編：《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3 月)，頁 125-169。 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共兩冊：Volume Ι: Early Years of the Han Dynasty, 209 to 401 B.C.、VolumeⅡ: The Age of Emperor Wu, 140 to Circa 100 B.C.。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9).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t al.,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6 vol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康氏只研究其中兩冊，Volume Ι: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VolumeⅦ: The Memoirs of Pre-Han Chian。當中第一冊是由臺北：南天書局所出版的。 Stephen W. Durrant, “Redeeming Sima Qia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4.2 (Fall, 1997): 307-313. 12.

(20) 記》全譯本計畫中之第一、第七冊，及英人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英譯本。60該文對三種譯本之內容、特色作了簡短的介紹，並將 Watson 重新出版的譯本與其 1961 年的舊譯本作了比較，使讀者得以藉此掌握 Watson 對其新作的調整與修訂。最後是倪豪士於 1991 年發表在《亞洲文化》（Asian Culture Quarterly）上的文章——“A Review of Recent Shih Chi 史記 Translations”61，在這篇文章中，他首次對 Watson、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以及自己正在進行的《史記》英譯本，進行了粗略的比較及介紹。至 1996 年，倪豪士收集了新的資料，並重新在《亞洲文化》上發表專文“A Century (1895-1995) of Shih Chi 史記 Studies in the West”62，當中以〈秦始皇本紀〉為對象，對四種譯本進行篇章內的分析與比較，包括法國漢學家沙畹（É douarde Chavannes, 1865-1918）的《史記》法譯本，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 Watson 及自己團隊所譯的英譯本。. （二）東方對《史記》英譯本之比較研究. 近年大陸地區對此題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對幾種《史記》英譯本進行討論與比較的篇目有：李俐的碩士論文《平衡於真實性與文學性之間——《史記》兩個英文譯本比較研究》63，他以兩套《史記》英譯本進行分析比較，一為Watson所譯，另一則為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所譯，文中選擇在「直譯與意譯」、「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以及「歸化與異化」三個主題下進行譯文的比較，最後指出這三組「二分法」其實各有重疊，並能互相印證與結合；透過西方翻譯策略檢視英譯本者，還有常小麗的碩士論文《從勒菲弗爾 60 61. 62. 63. Raymond Dawson,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A Review of Recent Shih Chi 史記 Translations,”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19.1 (Spring 1991): 35-39.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A Century (1895-1995) of Shih Chi 史記 Studies in the West,”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24.1 (Spring 1996): 1-51. 李俐：《平衡於真實性與文學性之間——《史記》兩個英文譯本比較研究》(上海：復旦大學英語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5 月)。 13.

(21) 改寫論看《史記》英譯》64，她在論文中借助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改寫理論，對上述兩套英譯本進行對比分析，並討論不同的意識形態、詩學及贊助機構等，對譯者選材與翻譯過程會產生何種影響；趙樺的〈20世紀50年代：《史記》在英語世界的譯介的轉折點〉65，也是針對上述的兩套譯本進行比較，強調要通過研究不同國家的譯者對同—件作品的翻譯策略，了解其背後的文化背景和翻譯規範，但由於分析過於簡略，其實貢獻有限。黃朝陽的〈文本旅行與文化語境—— 華茲生英譯《史記》與倪豪士英譯《史記》的比較研究〉66，討論的是Watson及倪豪士團隊的英譯本，文中簡短介紹兩套譯本的翻譯策略，但可惜沒有進入譯文做對比分析；吳原元〈略述《史記》在美國的兩次譯介及其影響〉67，討論的也是上述兩套譯本，他在文中將Watson的英譯本定位為「大眾化」的翻譯，倪豪士團隊的英譯本則被定位為「學術化」的翻譯。另外，吳原元在〈略述二十四史在美國的譯介及其意義〉68中，除了對同樣兩套譯本進行了類似的比較，更進一步梳理美國翻譯《二十四史》的具體狀況，以及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李秀英〈20世紀中後期美國對外文化戰略與《史記》的兩次英譯〉69，則將《史記》的英譯本拉入美國不同的時代背景下討論，著眼於分析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由不同譯者對同一部作品所採用的翻譯策略，探討其翻譯策略背後的文化動機。針對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英譯本，進行分析及研究者有：張政的碩士論文《接受理論視角下的楊譯《史記選》英譯研究》70，他從詞彙、語義、句法及風格等語言層面，分析與討論譯本，並以接受理論的框架來解讀譯者的翻譯策略。陳吉榮、. 64. 65. 66. 67 68 69. 70. 常小麗：《從勒菲弗爾改寫論看《史記》英譯》(成都：四川外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碩士論文， 2011 年 6 月)。趙樺：〈20 世紀 50 年代：《史記》在英語世界的譯介的轉折點〉，《大家》2010 年第 16 期，頁 152-153。黃朝陽：〈文本旅行與文化語境——華茲生英譯《史記》與倪豪士英譯《史記》的比較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頁 152-155。吳原元：〈略述《史記》在美國的兩次譯介及其影響〉，《蘭州學刊》2011 年第 1 期，頁 159-163。吳原元：〈略述二十四史在美國的譯介及其意義〉，《歷史教學問題》2011 年第 5 期，頁 94-100。李秀英：〈20 世紀中後期美國對外文化戰略與《史記》的兩次英譯〉，《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卷第 3 期 (2007 年 3 月)，頁 125-129。張政：《接受理論視角下的楊譯《史記選》英譯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2012 年 4 月)。 14.

(22) 劉瑩的〈《史記》英譯過程中的默認值研究〉71，主要從「單值語法默認值」、「多值語法默認值」以及「文化背景默認值」三個角度來分析譯本，最後強調譯者對這些默認值的顯化處理，才能真正提升譯文的品質。針對Watson英譯本進行分析及研究者有：周文蘊的〈從文化因素衝突模式看華譯《史記》對文化詞語的翻譯〉72，她從文化因素的四種衝突模式：阻隔式、變通式、放行式和結合式，考察Watson《史記》英譯本中對文化詞語的不同處理策略及其依據。在她的碩士論文《漢學家的中國古史畫卷：華茲生英譯《史記》研究》73中，則針對1993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出版的《史記》英譯本為研究對象，以動態對等翻譯論和歸化、異化的翻譯策略為基礎，從語言和文化兩方面分別考察了Watson的《史記》英譯本。兩者都是偏向譯本翻譯理論及策略的研究。趙樺的碩士論文《伯頓‧華岑《史記》英譯研究》74主要討論Watson 在翻譯時使用的策略，並藉Lawrence Venuti提出的「譯者的隱身」來分析Watson 譯文中的若干特點，論文中並有專章進行三個英譯本的比較：將Watson的英譯本與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及倪豪士團隊的英譯本做了一初步的比較研究。趙樺於2010 年再發表〈伯頓‧華滋生英譯《史記》述評〉75一文，但內容大都為自己碩士論文的中文翻譯。透過對Watson《史記》英譯本的研究，趙樺已注意到西方在翻譯策略上有兩種趨勢，一為異化策略，另一種為歸化策略，但他認為兩種都反映出英文的強權特質：異化策略用以展現中國文化的異質性和荒唐性，至於歸化策略的採用，則是因為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化沒有耐性和興趣。吳濤的〈勒菲弗爾「重寫」理論視域下的華茲生《史記》英譯〉76，將勒菲弗爾的「重寫」理論與Watson的英 71. 72. 73. 74. 75 76. 陳吉榮、劉瑩：〈《史記》英譯過程中的默認值研究〉，《外國語言文學（季刊）》2012 年第 3 期，頁 178-185。周文蘊：〈從文化因素衝突模式看華譯《史記》對文化詞語的翻譯〉，《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 年第 2 期 (2009 年 4 月)，頁 98-102。周文蘊：《漢學家的中國古史畫卷：華茲生英譯《史記》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6 月)。趙樺：《伯頓‧華岑《史記》英譯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4 月)。趙樺：〈伯頓‧華滋生英譯《史記》述評〉，《科技信息》2010 年第 17 期 (2010 年 2 月)，頁 180-182。吳濤：〈勒菲弗爾「重寫」理論視域下的華茲生《史記》英譯〉，《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15.

(23) 譯本結合，分析譯者對原文本重新編排的方式，並認為Watson的英譯本是成功地在原文與譯入語間求得平衡的作品。於2012年，吳濤與楊翔鷗聯合發表〈中西語境下華茲生對《史記》「文化萬象」詞的英譯〉77，兩人整理Watson對《史記》中「文化萬象」詞的四種翻譯策略：意譯、以註腳說明、替換及改寫，他們並認為 Watson對此類詞彙的翻譯及掌握，使其譯本成功地重現了《史記》的原始樣貌。最後是李秀英的〈華茲生英譯《史記》的敘事結構特徵〉78，她在文中介紹並比較《史記》原文及Watson譯文的敘事結構，認為Watson《史記》英譯本顛倒了《史記》原文的結構順序，把《史記》變成了一部歷史敘事小說。綜上所述，藉由回顧此部分文獻，筆者可掌握英語世界中《史記》譯述工作的梗概，及不同譯本的內容與性質，其中對 Watson 英譯本的介紹與研究，亦得稍揭筆者擇其譯本進行研究的動機，並對本論文後續的研究有所助益。. 三、西方學界對《史記》及司馬遷思想的研究. 此類下又可分為兩小目：. (一) 西方觀點下之《史記》研究. 由於理解到西方在進行譯作及研究的背後，必有其知識論在運作，故今藉回顧此目中的文獻，可粗略幫助筆者對理解國外研究司馬遷、《史記》及西方讀者（背後的背景知識或其閱讀進路）三者間的關係，作一些導航的工作。杜瀾德《暈翳的鏡子：司馬遷作品中的緊張與衝突》（The Cloudy Mirror:. 77. 78. 版)》第 10 卷第 5 期 (2010 年 10 月)，頁 104-108。吳濤、楊翔鷗：〈中西語境下華茲生對《史記》「文化萬象」詞的英譯〉，《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第 3 期 (2012 年 6 月)，頁 102-108。李秀英：〈華茲生英譯《史記》的敘事結構特徵〉，《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 年第 9 期，頁 52-55。 16.

(24)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79，本書實際上是藉由探討司馬遷對其書中各種不同歷史人物的認同與褒貶，推測《史記》的寫作動機與其欲設定的楷模，文中並述及司馬遷於《史記》中表達自己思維的方式。杜氏此作，將司馬遷對歷史的敘事與其對自己人生的敘事對看，揭示司馬遷與其創作間，一直存在著一個衝突與緊張的母題。進而，強調在司馬遷寫作《史記》以消融自己內在衝突的過程中，反而造就了另一種新緊張的出現。在此研究中，筆者特別要提及的是，杜氏對司馬遷史家身份定位的不滿足，其強調《史記》應是一種「實錄」及「自傳」間的平衡。這種界定來自他自己背後西方史觀的脈絡。此亦提示了筆者在進行譯本研究的同時，不可忽略原創者在譯者眼中的角色。格蘭特．哈迪（Grant Hardy）有博士論文《《史記》中的客觀性與詮釋》（“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80，其中以詮釋觀點來檢視《史記》，著重在論述《史記》中的二元特質。論文中緊扣司馬遷處理史料的方式，及其在《史記》中敘寫的部分內容，來闡發《史記》的歷史客觀性及作者的主觀詮釋性。由此觀點出發，哈迪重探了《史記》全書性質（包括形式及內容），例如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家，他是如何編輯各章史料？而其最後呈現出來的，又會是怎樣的一種「真確」？但哈迪研究《史記》的成熟之作，應是其《青銅與竹簡的世界》（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81，在此書中他採用了一個較新穎、大膽的論調，且此論點與杜瀾德正好相反：哈迪懷疑《史記》作為司馬遷自傳的解讀方式，強調《史記》應該是一個小宇宙的模型（microcosmic model），亦即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在書中，他並提出一個有趣的論點，認為司馬遷在《史記》中許多不一致的記述，雖看似違背了西方傳統史家筆法，卻也彰顯了同一事件可以有多重意義，而同一個行動亦可以有多重意圖的性質。哈迪並由此種多重敘述的模糊性出發，強調讀者應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不斷去對這部無法真正 79. 80 81. Stephen W. Durrant,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Grant Hardy, “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8). Grant Hardy,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25) 總結的文本進行詮釋。他更進一步推斷，這樣讓讀者持續詮釋《史記》，應該也是司馬遷真正的意圖：訓練讀者學習去解讀歷史。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司馬遷強迫讀者自己成為史家。82 哈迪稍晚的論述架構與西方讀者反應理論有一定的關聯性，其解讀方法提供了本論文一個新的參照指標，促使筆者思索，在司馬遷的經營下、在文本的敘事模式中，是否真隱含了作者對讀者的選擇和某種任務實踐上的期許。且此亦提醒了筆者，在進行研究時，應同時考慮譯者作為讀者，其在詮釋及理解文本時的主動性及文本相對而生的流動性。其他，尚有戴梅可（Michael Nylan）著眼於解讀《史記》內容及司馬遷著述動機中的宗教意味，建議應將全書視為當代信仰下的產物。83華裔漢學家簡小斌（Jian Xiaobin）博士論文《《史記》中的空間化》（“Spatialization in the Shiji”）84，內容除討論書中若干重要概念，例如：宇宙、循環等，亦注意到司馬遷在列傳書寫及安排上的一些特色，但筆者以為其在第一章討論的「敘事架構中的非敘事對話功能」（Non-narrative discourse functions within the narrative framework）、「非敘事架構中的敘事表述功能」（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functions within the non-narrative framework），為其以「空間化」作為對《史記》理解模式之具體方法。. (二) 西方觀點下對司馬遷的研究. 最直接的材料為 Watson 的博士論文“Ssu-ma Ch’ien: The Historian and His Work”85，內容簡述司馬遷生平、經歷、思想、貢獻及其書《史記》在歷史上的意. 82. 83 84 85. Grant Hardy 此書中第二、三章部份文字，轉載自其文“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The Multiple Narratives of Ssu-ma Ch’ien,” History and Theory 33.1 (Feb. 1994): 20-38. 第五、六章部份文字，則轉載自其文“Form and Narrative in Ssu-ma Ch’ien’s Shih chi,”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4 (Dec. 1992): 1-23. Michael Nylan, “Sima Qian: A True Historian?” Early China 23-24 (1998-1999):203-246. Jian Xiaobin, “Spatialization in the Shiji” (Ph.D. diss., The Ohio University, 1992).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The Historian and His Work”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6). 18.

(26) 義。由於 Watson《史記》英譯本是筆者今欲研究的主要對象，因此理解其眼中的司馬遷，對本論文而言，更為重要。此書作為研究素材，可據以理解譯者眼中的作者，但筆者卻因此發現了另一值得處理的問題。在 1961 年及 1993 年的英譯本中，Watson 都沒有選譯〈太史公自序〉，但此並非表示 Watson 不重視該篇，而實因該篇無法呼應其為譯本所自設定之縱軸（時間順序）、橫軸（群組性質）架構86，因此，Watson 選擇將〈太史公自序〉拉出《史記》外，而將之改置於另一本針對司馬遷進行研究的專書中。此獨立作書，並將〈太史公自序〉收入的舉動，頗值得玩味。因在一定程度上，此書雖彰顯了司馬遷作為一史家的角色及其獨立的歷史地位，但在另一層面上，卻也不禁讓人思考起，此種將〈太史公自序〉拉出《史記》的舉動，是否也會因此改變了整部《史記》的結構？綜上所述，即可發現，目前西方的研究成果，大抵是針對司馬遷其人：家世、遭遇、價值判準及史識褒貶；《史記》其書：性質、內容及形式；或綜合兩端，對司馬遷作為一史家，其編寫《史記》的目的、方法與態度，進行討論。至於對司馬遷在其述史架構下，寄託的那份隱微的價值判斷，雖也有部分討論，但目前所見不多，本論文欲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從《史記》原文出發，分析、歸納司馬遷藉由對人、事、史的敘事，所展露出的抒情及政治思維，並將原文轉入另一文化場域──亦即英譯本中──由譯文的實際運作，檢視原文中司馬遷思想的改變與重現。. 86. 請參見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 19.

(27) 第四節. 研究進路與方法. 《史記》研究的方法，早年多集中在「注解校勘」或「白話釋評」上，其後則漸在史學方法、歷史哲學、文學觀、或《史》、《漢》比較等方面深入。而自西方文學理論及比較方法被引進本土學界後，亦提供了我們許多新穎的研究方向。筆者在此次研究中，將以處理司馬遷在《史記》中表露出的抒情及政治思想為主軸，意圖從其思想出發，使自己在處理、評析譯本文字的過程中，得有一論述焦點與根據，不致只隨譯本表面文字的運作而搖擺，絕非欲以之作為評判譯者稱職與否、譯本好壞與否的標準。在研究方法上，欲以「處理原文及譯本文獻」與「分析作者、譯者、讀者，在譯本中實際的互動情形」為主。重新檢視，譯者是如何加入及運作於那由「作者、作品（文本）、讀者」及「創作、閱讀、詮釋、譯作」交織成的認知歷程網絡之中。預期將循序採用以下研究進路：. 一、文本分析法. 從司馬遷《史記》出發，探其於文中寄託的抒情性，及其對歷史和政治趨勢的理解與反省。進一步閱讀與整理 Watson《史記》英譯本中，譯者對《史記》整體結構處理、定位或呈現的方式。包括：譯本內容的選擇、篇章次序的安排等等。. 二、比較研究法. 進入譯文，並檢視譯文與原文的異同，試圖爬梳司馬遷的《史記》，將如何在譯文的運作及譯者的翻譯策略下有所改變。主要做法為舉用《史記》原文中的例 20.

(28) 證，對照譯文進行分析，並進而歸納出譯者的翻譯原則，了解不同翻譯策略造成的效果。在對原文及譯本整理、閱讀、分析、比較、歸納與整合後，筆者希望能在今日的研究主題上，呈現評析、反省式的研究成果，試圖反映西方譯作中，司馬遷的思想在譯者筆下「重現」後的面貌，進而大膽地給予譯本一個新定位：獨具生命的藝術形式。. 21.

(29) 22.

(30) 第二章. 國際漢學與各國《史記》翻譯概況. 本章簡要介紹國際漢學的開端及發展，在漢學研究的脈絡下，回顧西方及東亞的《史記》翻譯概況，藉由整理及分析各國譯本，比較不同的翻譯傳統與策略，探討每套譯本獨一無二的生命與價值。本章一覽《史記》在國際上為人關注與閱讀的情況，亦揭示唯有透過國際間的分工、互助，才能真正將《史記》的閱讀推廣。. 第一節. 國際漢學發展概況. 「漢學」，Sinology87或 Chinese Studies，是 19 世紀新興的許多知識領域之一，用以表示對中國學術文化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此一跨領域的學科涉及語言、文字、歷史、文學、藝術、哲學、人類學及考古學等各層面。德國學者傅海博（Gauting Herbert Franke）教授〈尋覓中華文化：對歐洲漢學史的一些看法〉88一文，已簡要對「漢學」一詞做出定義，並討論歐洲漢學史的起源、特色及未來的可能性。「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主任魏思齊（Zbigniew Wesołowski）89在〈美國漢學研究的. 87 88. 89. 英文 sinology 的詞源 “sino-”，表示「中國(的)」、「中國人(的)」、「漢語(的)」。 ﹝德﹞傅海博(Gauting Herbert Franke)著，古偉瀛譯：〈尋覓中華文化：對歐洲漢學史的一些看法〉，《漢學研究通訊》第 11 卷第 2 期（1992 年 6 月），頁 89-95。此文原為 4 月 17 日至 4 月 22 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所舉行的歐洲漢學史國際學術會議之開場演講詞。 1935 年聖言會的會士，德國漢學家鮑潤生（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936）創辦了一個漢學的學術性刊物。自此，以「Monumenta Serica」為名的學術期刊便產生了，「Monumenta Serica」中文翻譯為「絲域的史跡」，其中「絲域」代表中國，因此可解釋為「華夏文化的紀錄」。當時輔仁大學校長陳垣（1880-1971）親自為該刊物選定中文刊名「華裔」二字，意指華夏及裔遠之邦（指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友鄰國家，而非今日一般所謂之「旅居國外之華人後代」）。Monumenta Serica 自創刊以來即強調中西學者的密切合作，於 1949 年遷至日本後，先於東京，後於名古屋聖言會南山大學設立研究所。1963 年又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之邀，遷至該校東亞語言系。1972 年再度遷至聯邦德國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先歸入北區聖言會人類學研究所，其後才成為獨立的研究機構。魏思齊（Zbigniew Wesołowski）於 2002 年至 2011 年由聖言會會士擔任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23.

(31) 概況〉90中，定義「漢學」是以漢語（尤其書面語言）為基礎，對中國文化任一層面進行研究所得到的認識成果。歐洲漢學作為一種專業學術研究的開端是在 1814 年，這年巴黎著名的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開辦了「漢語及滿州語語言和文學講座」，1815 年 1 月 16 日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正式開講，從此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成為歐洲漢學研究的權威機構。早期的漢學家主要為歐洲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他們為進行傳教活動來到中國，在中國認識了語文和社會風俗後，便開始從事敘述或翻譯，透過他們的書寫，例如：習俗記載及遊記，歐洲知識份子開始對這片土地產生好奇，這些傳教士的著作也對歐洲各地的漢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西班牙傳教士曾為了傳教工作，編過一些中國方言辭典91，1731 年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èmare, 1666-1736）所翻譯的法文版《趙氏孤兒》面世後，英文譯本也出現於英國，在當時法國可說是英國皇家學院92認識中國的主要媒介。至於俄國雖與中國鄰近，但對中國文學發生興趣，或出現翻譯作品，卻要比英國和法國更晚一些，19 世紀 40 年代開始，聖彼得堡與莫斯科大學先後在東方語言學系中開設中文課程，並同時有雙向的翻譯工作及成果面世，目前被譯為俄文的中文作品已包括先秦、兩漢時期的散文，唐宋的詩詞歌賦，元朝雜劇及明清章回小說，甚至還有敦煌文學的翻譯，雖然當中不乏直接從中文或滿文翻譯而來的作品，但其實有很多都是轉譯自法文或英文。93 雖與歐洲漢學產生的時空背景不同，美國漢學仍以傳教士活動為先驅，例如： 90. 91. 92. 93. ﹝波﹞魏思齊：〈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漢學研究通訊》第 26 卷第 2 期（2007 年 5 月），頁 30-40。參見﹝西﹞雷孟篤（José Ramón Á lvarez）：〈西班牙漢學研究的現況〉，《漢學研究通訊》第 26 卷第 1 期（2007 年 2 月），頁 37。英國皇家學院成立於 1622 年，全名為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俄國漢學發展概況可參見﹝俄﹞李福清(B. Riftin)：〈中國文學在俄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 (上)〉，《漢學研究通訊》第 13 卷第 1 期（1994 年 3 月），頁 12-16；﹝俄﹞李福清(B. Riftin)：〈中國文學在俄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下)〉，《漢學研究通訊》第 13 卷第 2 期（1994 年 6 月），頁 65-70；歐茜西：〈俄國與東歐諸國的中國文學翻譯〉，《漢學研究通訊》第 12 卷第 4 期（1993 年 12 月），頁 241-244。 24.

(32) 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等肩負雙重使命的傳教士，即為此時期的重要代表，他們為了傳播福音來到東方，但這種奠基於精神上的宗教交流，亟需仰賴語言及文化的理解，因此需要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真正為美國漢學奠基的是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成立，之後各大學開始設立中文講座及和漢學相關課程，凡此種種都為他們的漢學研究有所貢獻，只是這時期的美國漢學，仍著重在中國古典文化方面，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情況才有了轉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開啟了新的漢學研究方向，轉向以近代中國發展與變遷為主的「中國問題研究」，以現代化的理論來檢視中國對外關係，並以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為主要對象，美國漢學從此走入了區域研究94的時代。雖然這樣的轉變是基於戰爭與經濟利益的考量，但美國對於古代、中古時期、宋、明、清等朝代的傳統漢學，仍藉由與其他系所合作的方式持續發展中，因此古典漢學（包括詩詞、小說、散文）的研究成果仍如雨後春筍般繁盛。. 94. 參見﹝波﹞魏思齊：〈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頁 38：「區域研究是由很多不同專業學科領域所組成的，……區域研究的結果並非『交叉科學』(如物理化學是物理學與化學之間的交叉結果)的誕生，而是包容各種專業學科領域並豐富之。」頁 39：「區域研究即沒有漢學或中國研究系，…… 每一個中國研究相關科系，在其他院系方面，從考古學到社會科學，會有作為中國研究的夥伴∕ 同仁。」 25.

(33) 第二節. 各國《史記》翻譯概況——《史記》的西方譯本. 在漢學跨文化及跨領域的對談中，翻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了對話、為了互相理解，語言成為我們必須克服的挑戰。為了準確傳達原文想表達的訊息，翻譯勢必要化身為原文的「喉舌」，它的重要性正如《格理弗遊記》第三部第九章中，當主角要晉見拉格那格島的國王時那樣不言可喻，他說：「我的舌頭在朋友的口中。」這個說法的意思是：「我請求帶我的口譯。」95無疑翻譯是我們與異文化溝通的重要工具。當語言傳遞時，當文化交流時，翻譯就像是中間人，處在兩種不同的語言及文化當中。翻譯雖然是溝通不同文化的重要途徑，透過翻譯更可將一種語文的知識、學問、思想、文化等，傳達給不懂該語文的人們。但其實翻譯不是文化史上的必然現象，例如：古希臘人不從事翻譯，因為他們認為四鄰都是蠻夷之邦，但在中國文化中，翻譯活動很早就開始了，《說文解字》也說：「譯，傳四夷之語者。」96東漢時僧人們就開始翻譯佛經，至隋唐時譯經的事業更是發達，故「翻譯」原本是指將佛典翻譯成漢語的活動。在宋代釋法雲的《翻譯名義集》97中，稱之為「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工作。透過「翻譯」，我們代代相傳的經典作品能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為說著不同語言的讀者們閱讀，並獲得他們的注意與更普遍的傳播。. 一、法文譯本. 95. 96. 97. 參見﹝英﹞綏夫特(Jonathan Swift)著，單德興譯注：《格理弗遊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4 年 10 月），頁 311。參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頁 102 上。 ﹝宋﹞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新北市：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5 月)，卷 1，頁 4：「夫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宋僧傳云：如翻錦繡，背面俱華，但左右不同耳。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其所無。故以此方之經，而顯彼土之法。」 26 圈點.

(34) （一）歐洲最早的單篇翻譯. 歐洲對《史記》的首次翻譯出現於 1828 年，是由 M. Brosset 所作《史記‧大宛列傳》的法文單篇翻譯。98在 1892 年 Lèon de Rosny 曾聲明自己要出版《史記》的法文譯本，但未見成功。99. （二）規模最完整的法文譯本——沙畹《史記》法譯本. 著名的法國漢學家沙畹，於 1889 年以法國使團隨員的身分來到北京，在清朝駐法國公使館參贊的幫助下，完成了《史記》的法文翻譯。沙畹回到巴黎接任法蘭西學院講座後，開始整理他的《史記》法文初稿，並於 1895 年至 1905 年期間陸續發表了共五冊的《史記》法譯本100，這套譯本已包括了《史記》1 至 47 卷（〈五帝本紀〉至〈孔子世家〉）的全部內容。他並在譯本前添加了一篇長篇的「導言」，內容已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當中討論了五個主題：（一）司馬遷的生平及其著作，（二）漢武帝的時代，（三）《史記》中的史料來源，（四）司馬遷的寫作方法及見解，（五）《史記》的遇合：其附加者，註釋者與評論者（指《補闕》、《集解》、《索隱》與《史記志疑》等作）。在研究司馬遷的生平及其著作時，沙畹根據司馬遷〈報任安書〉與〈太史公自序〉的內容，並旁及司馬貞的《史記索隱》與王鳴盛（1722-1797）的《十七史商榷》等資料，做了一個司馬遷與其父的評傳，並且能將其所用的資料全文譯出，附錄於本章之後，由此可見其用力之勤。沙畹在「導言」第二章，則分作兩節來敘述漢武帝的武功與政事。他根據的是《史記》中「本紀」及各個「列傳」中相關的材料，從中抽出相關的要點來評判，並考察其中矛盾之處。第三章主要在釐 98. 相關文字可參見 M. Brosset, “Relation du pays de Ta Ouan; Traduite du Chinois,” Nouveau Journal Asiatique 2 (Juillet [July] 1828): 418-450. 99 M. Henrí Cordier, “Sse-Ma Tsièn,” T’oung Pao 3.1 (1892): 512-513. 100 É douarde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5 vols. (Paris: Ernest Leroux, 1895-1905).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