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二、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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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密切，這種研究途徑確實可行。
二、 文獻回顧
(一) 科舉觀的研究概況與檢討
如欲考察科舉與思想的關係，最直接的主題是科舉觀研究。學界在這方 面著力尚淺，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是唯一專著，以科舉觀為題 的單篇著作也很少。11就筆者所見只有 10 來篇，最早刊出的是沈金浩〈論「三 言」「二拍」的科舉觀與門第觀〉，距今不到 15 年，多數研究是在 2007 年以 後才刊出。12其中只有穆朝慶、李兵分別以范仲淹、朱熹的科舉觀為題，至 於宋代整體甚至上溯唐代的研究尚且付之闕如。對於這種情況，已有學者指 出：「科舉觀念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這種情況既不利於科學認識與評
11 陳興德，〈科舉觀：科舉學研究的新視角〉，《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廈 門，2009)，頁79-86；氏著，《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12 沈金浩，〈論「三言」「二拍」的科舉觀與門第觀〉，《明清小說研究》，2000: 4 (2000)，
頁187-197；李兵，〈書院大師朱熹的科舉生涯與科舉觀評析〉，《湖南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04:3 (2004)，頁20-23；楊連民，〈試論《紅樓夢》的科舉觀〉，《山東 社會科學》，2004:7(2004)，頁81-85、王玉超，〈淺析章學誠的科舉觀〉，《哈爾濱學院 學報》，2007:5(2007)，頁118-120、王春利，〈試論章學誠的科舉觀〉，《理論月刊》，
2007:6(2007)，頁48-50、穆朝慶，〈范仲淹的循名責實選士觀及其改革科舉的價值取 向〉，《中州學刊》，2007:6(2007)，頁159-162、張清法，〈蒲松齡科舉觀成因探析〉，
《名作欣賞》，2008:4(2008)，頁32-34、劉海頻，〈《儒林外史》呈現的科舉活動與科舉 觀〉，《教育與考試》，2008:4(2008)，頁44-49、王煒，〈論清中期官方的科舉觀——以 兩種史料的對比研究為方法〉，《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3(2009)，頁84-87、柯鎮昌，
〈試論蒲松齡的科舉觀〉，《蒲松齡研究》，2010:2(2010)，頁26-34、許晗童，〈歸有光 的科舉觀〉，《文學教育(上)》，2010:5(2010)，頁107-109、虞寧寧，〈丁韙良的科舉觀 及其影響〉，《教育與考試》，2010:6(2010)，頁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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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科舉，也制約著科舉學理論體系的完善。」13
作為首部科舉觀研究專著，陳興德的《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很有示 範意義。他指出清末的上層紳士、下層紳士與留學生面對科舉存廢議題的態 度迥異，原因是制度轉換時的處境差異。上層紳士易在新政中轉換身份、維 護利益、迴避風險，他們比起下層紳士樂於廢止科舉。14作者為科舉觀研究 做出如下總結，相當值得參考：
價值觀念是由「價值認識」與「價值評價」而形成的，以科舉觀為例，
它指主體根據科舉屬性的把握，進而判斷其是否符合自身需求的過 程，可以說，有關科舉屬性的認識、科舉價值的判斷是科舉觀念形成 的兩個基本要素……科舉觀是以科舉制度為對象加以認識、評價的結 果。15
引文顯示，科舉觀研究是突顯制度與思想的互動以及人的作用的適當主題。
對於陳氏之說，筆者有些不同想法。
首先，自利只是影響思想價值的一項因素，當代經濟學已經承認「理性 人假設」(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有待修正。依據 Abraham H. Maslow 的「需 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得將生存、安全之外的社會、尊重、自 我實現等需求納入考量。16科舉觀研究尤其需要注意這點，因為科舉不只是 追逐私利的途徑，也是實踐儒家價值的管道。另一方面，Herbert A. Simon 的「有限理性說」(Bounded Rationality)也有必要考慮。該說強調個人在有限 訊息的條件下講究理性(過程理性)，不是去脈絡地追求完全理性(實質理性)。
13 陳興德，〈科舉觀：科舉學研究的新視角〉，頁79。
14 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
15 陳興德，〈科舉觀：科舉學研究的新視角〉，頁79-80。
16 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著，陳炳權、高文浩譯，〈人的動機理論〉，收錄於林方主編，
《人的潛能與價值──人文主義心理學譯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頁16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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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理性〉，《西蒙選集》(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頁229-244, 245-270。18 陳興德，〈科舉觀：科舉學研究的新視角〉，頁80。
頁236, 240-245；Ichisada Miyazaki, trans. Conrad Schirokauer, China’s Examinatio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6); 賈志揚
(John W. Chaffee)著，譯者不明，《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252-269；Benjamin A. Elam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95-370；劉祥光，〈婢妾、女鬼與宋
代士人的焦慮〉，收錄於《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發展》(台北：東華書局，2004)，頁45-84；朱開宇，《科舉社會、地域秩序與宗族發展──宋明間的徽州，1100-1644》(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2004)，頁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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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放寬科舉觀的定義為有關科舉的意見且不論發言者是否研究科舉，或是 否公允地評價科舉，科舉觀才能夠成為清末以前的研究課題。
再次，作者建議科舉觀研究多利用方志、家譜、日記、筆記、文學作品，
彌補既有研究過重正史、著名人物意見的缺憾；主張留意社會底層的聲音以 豐富研究內容、增加研究視角。21不過，唐北宋的史料特性很難重現社會底 層的聲音，方志、家譜、日記、筆記、文學作品很少士人之外的意見。唐宋 科舉觀研究的當務之急是整理歸納正史與創造少數的聲音，分析那些今日取 得容易、當時又具有政治、社會、文化、學術影響力的議論。此舉同樣有助 於理解各時代的科舉觀、科舉乃至於整體情況。
現今兩篇宋代科舉觀研究分別以范仲淹、朱熹為客體，只能算是廣義思 想史或思想社會史的研究。相似情形散見人物傳記與思想研究，科舉取士議 論是映證某人某種思想、處境、立場的材料，不是獨立的主題。另一方面，
以科舉、取士、學校為主題的研究不免提到部分議論，但由於研究主軸之故，
多是片段或略嫌簡要的敘述。既有研究甚少分析同一時期及跨時代的科舉取 士議論，較具規模的是甯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22作者在分析 北宋進士科考科演變時，曾討論部份北宋議論。受限於研究主題與時段，他 沒有深究議論的具體內容，也沒有說明唐至北宋議論發展。
(二) 《科舉理學化》的貢獻與不足
很少有從制度原理考慮士人行為與議論的研究。吳錚強《科舉理學化─
─均田制崩潰以來的君民整合》與本文主題最接近，故專設一段說明之。
吳氏主張官學改革與科舉理學化是宋人面對均田制崩潰以後「君民分
21 陳興德，〈科舉觀：科舉學研究的新視角〉，頁85。
22 甯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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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士人「游民化」、「游民性政權」等現象。25
作者接著從「君民整合」出發，宣稱兩宋的取士改革與官學政策皆以建 立新「君民整合模式」為目標。他重視政治在科舉理學化過程的主動性，認 為北宋士人為修補鄉村的權力真空與土豪問題曾有三種整合模式：另立士權 的學校方案、官學教育方案、維護皇權的方案。由於北宋改革失敗，南宋為 政者改採科舉理學化政策，希冀藉理學思想促使讀書人投入鄉村公共事業，
再將他們引入政府以達新的「君民整合」。26
這個觀點很有啟發。首先，闡發古代中國固有的「君民整合」傳統，反 駁國家社會二元論；其次，挖掘政府在「君民整合」過程中的積極性，主張 科舉理學化是一個國家由上而下整合社會的過程，反駁社會先於政治的預 設；再次，突顯出中唐以降士人「游民化」的現象，認為這是土豪崛起、鄉 村秩序崩潰與文化秩序庸俗化的主因；27再次，歸納出北宋科舉取士議論的 三大類型；最後，指出科舉理學化有助於南宋士人投入鄉村公共事業、維持 鄉村秩序。
然而，這些說法也很值得商榷。
第一，作者沒有替「君民整合」下定義，包括編戶齊民、門閥政治、均 田法、民兵制、28科舉制、官學政策等較具規模的政策，都被視為「君民整 合機制」。如此一來，這個詞彙近乎等同於治理而欠缺獨特性。
第二，不能確定理學家鼓勵士人投入公共事業的目的是讓理學被朝廷接
25 吳錚強，《科舉理學化──均田制崩潰以來的君民整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頁2-16、36-174。
26 吳錚強，《科舉理學化》，頁235-266。
27 所謂鄉村文化秩序的庸俗化，是指士人「游民化」以後，由欠缺文化的土豪接管原先士族 佔據的權力地位進而產生的文化水準下降、鬼神信仰興盛等現象。吳錚強，《科舉理學 化》，頁63-72。
28 吳錚強，《科舉理學化》，頁17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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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為政者是否接受理學。Hilde De Weedr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355-374, 385.
30 陶晉生說道：「雖然歸葬鄉里是理想，基於實際的考慮或個人的喜好，士大夫卻不一定要 歸葬。家族的發展也不會侷限於一地。」Beverly J. Bossler認為撇除北宋為數極少的「首 都精英」，兩宋士人的居住選擇不一致：「兩宋的高階官員與低階官員、未入仕者的思 想觀念不如人們逐漸認為的那樣不同。」陶晉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台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315；Beverly J.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hip: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95-128, 203-205. 中文是由筆者自行翻譯。關於唐宋士人的遷徙移居問題，參見毛 漢光，〈從士族籍貫遷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台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97)，頁235-337；韓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歷史研究》，2003:4 (2003)，頁49-67；梁庚堯，〈南宋官戶與士人的城居〉、〈豪橫 與長者：南宋官戶與士人居鄉的兩種形象〉，《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下冊(台北：允 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165-218, 474-537；竺沙雅章，〈宋代官僚の寄居に 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1:1(1982)，頁28-57；氏著，〈北宋士大夫の徙居と買田〉，
《史林》，54:2(1971)，頁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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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樣的行為模式。31筆者以為，這是科舉對於士行與秩序的主要衝擊，「游 民化」是「去鄉里化」的一種現象而不是本質。32
第四，作者的北宋議論分類法有削足適履之憾。譬如說，被歸為另立士 權模式的李覯方案雖要求學官「有人君之德」，但學官既然是由朝廷派任，
豈能獨立政治之外呢？另一個例子同樣是被分為另立士權模式的程顥方 案。問題是，程顥要求學官事先接受培訓，藉此統一他們的思想價值與學術 觀點，此說該如何「使士人系統相對獨立於政權系統」呢？另立士權模式的 學官與官學教育模式的官僚有區別嗎？此外，呂公著主張事先培育學官的方 案被分在官學教育模式，程顥方案為何分在另立士權模式呢？
31 柳立言認為南宋士人退縮鄉村是魏晉的重演，即「中國歷史上士人徘徊於仕進與退隱之間 的傳統，也可說是對個人和家族都較為有利的選擇」。他提醒研究者應將南宋地方化放
31 柳立言認為南宋士人退縮鄉村是魏晉的重演，即「中國歷史上士人徘徊於仕進與退隱之間 的傳統，也可說是對個人和家族都較為有利的選擇」。他提醒研究者應將南宋地方化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