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介於制度史與思想史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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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介於制度史與思想史的嘗試
(一) 科舉研究概況
科舉研究是中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許多學者都把科舉當作理解中國的 必要途徑。為數不少的著作是以科舉、科第、選舉來界定某個時段的特定領 域，例如：科舉政治、科舉時代、科舉社會、科第社會、選舉社會。1科舉以 各種形式出現在中國史的各個面向，使它們緊密且複雜地牽連一起，進而成 為一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整體。有學者甚至主張科舉研究應是一門獨立 的專業，即所謂的「科舉學」。2既然科舉如此重要，相關研究的數量自然不 可勝數，研究視角也很豐富，概述既有研究的成果非常不易。所幸，中外學 者對此已有精要說明，本文於此只需轉介這些說法，交代既有研究的所長與
1 錢穆稱唐以降的社會為「科舉社會」、「科舉時代」。他認為：「這一種社會之內在意義，
仍在由代表學術理想的知識份子來主持政治，再由政治領導社會……這一種社會的中心 力量，完全寄託在『科舉制度』上。」近藤一成稱宋代社會為「科舉社會」。何懷宏視 科舉為「中國選舉社會」的重要階段。蕭啟慶稱唐代從「門第社會」轉向「科第社會」，
認為「科舉是傳統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一個重要機制」。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46、氏著，〈中國社會演變〉，《國史新論》
(台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1)，頁29；近藤一成，《宋代中國科舉社會の研究》(東 京：汲古書院，2009)；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 闡釋》(北京：三聯書局，1998)；蕭啟慶，〈元延祐二年與五年進士輯錄〉，《台大歷史 學報》，24(1999)，頁376。
2 劉海峰，《科舉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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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提出一種嘗試性的研究視角且突顯它的必要性。
劉海峰將科舉研究分成中國大陸(包含臺灣)、東亞與西方的情況。中國 大陸的研究有三期：西元 1920 年至 1949 年為第一期、1949 年至 1980 年為 第二期、1980 年至今為第三期。其中，第一期和第三期的斬獲較多：第一期 多是個別研究，鮮少理論交鋒，主要貢獻是考據方面的基礎研究；第三期在 既有基礎上，展開理論方面的建構及批判，試著評價科舉的時代意義與影 響。東亞科舉研究分為日本、韓國、越南三地。日本「東洋史」特重考據和 史料研讀，對於中國、東亞諸國的科舉貢獻良多；韓國、越南則偏重自身科 舉的研究，中國的科舉研究則相對較少。西方科舉研究有美國、歐洲兩部分。
美國的中國科舉研究很有影響力，美國學者多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拋出議 題，給予科舉研究相當的刺激；歐洲的中國科舉研究時段很長，當代研究以 Dennis Twitchett 為代表，特別著重唐代科舉、制度與政府的狀況。3劉海峰的 論述偏於歸納整理，缺乏視角與理論面的分析，但是可以認為中國大陸與東 亞的科舉研究以制度考證為主，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科舉研究則引領了研究理 論與議題。
Hilde De Weerdt 認為在制度考證與史料研讀之外，中國科舉研究史有三 大議題：第一是內藤湖南提出的「科舉與獨裁君主」的議題。內藤氏認為科 舉削弱了中世貴族制，宋代以後的政權不再為門閥貴冑所把持。皇帝藉由考 科與錄取標準，操控官員個人及其家族的生死榮祿，左右讀書人的思想價 值；第二是「科舉與社會流動」的議題。先是 Edward A. Kracke 及何炳棣分 別研究宋代、明清的〈登科錄〉，發現很高比例的進士及第者在直系三代之 內沒有為官記錄，二氏據此宣稱宋代以降的社會垂直流動性頗高，不該被稱 為「停滯的帝國」。另一方面，上個世紀 80 年代，由 Robert M. Hartwell 與
3 劉海峰，《科舉學導論》，頁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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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P. Hymes 代表的部分研究者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登科錄〉只有載 明父系的仕宦狀況，沒有反映財富、姻親、交友等情形，主張若將這些面向 納入考量，就會發覺科舉無益於社會垂直流動率。因此，宋代以降很難說是 開放社會、開放政權。Benjamin Elman 採用社會學者 Pierre F. Bourdieu 的文 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與再生產(reproduction)等概念分析明清科舉社會之 後，得出相似的結論；第三是「科舉文化史」的相關議題。Elman 的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描述科舉在明清的宗教信 仰、商業活動、文化事業、生活習俗等方面的影響，認為「帝制晚期中國」
的各個面向都有科舉的影子，研究者無須侷限於政治史或社會史的角度。此 後，科舉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研究數量與主題都大幅增加。4
(二) 制度與思想的互動
前段兩份概述絕非科舉研究的全貌，但足以顯示既有研究多從制度史、
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出發，很少從思想史或修辭學(rhetoric)的角度展開 研究。5問題是，這種途徑是否可行？
作為通論性的著作，葛兆光《中國思想史》是個很好的示範。他認為科 舉是唐前期思想平庸的主因：
富於誘惑力和影響力的科舉考試對士人的的知識與思想的趨向是至 關重要的，……考題的範圍與評判的取向，也常常在向士人暗示著一 種學術與思想的導向。……當更多的普通的知識階級已經不再擁有文
4 W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5.
5 依據金瀅坤的唐五代科舉研究回顧、劉祥光的科舉研究回顧，亦罕見思想與修辭方面的研 究。金瀅坤，《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變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4-11；劉祥 光，〈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台大文史哲學報》，75(2011)，頁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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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貴族那種從容不迫的閱讀閒暇、不記功利的經典素養、世家大族的 文化傳統，而急切需要能夠應付考試以換取利祿的實用知識的時代，
舊的知識很難避免遭遇這種被教條與簡化的命運。6
雖然唐前期思想平庸與否有待商榷，引文確實勾勒出科舉時代讀書人的行為 與思想的關係，令人印象深刻。環境影響思想不是他的發明，譬如說，錢穆 認為科舉讓士人「失其所以為士之內在精神」、「忘其義命」；7Benjamin J.
Schwartz 則說道：
在歷史領域之內，思想的發展，就像有其他歷史研究一樣，必須看做 是整個複合體的一部份。……依我個人看來，思想史的中心課題就是 人類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的「環境」(situation)的「意識反映」(conscious responses)。8(本文引文的雙底線均由筆者添加)
當然，制度是環境或謂「給定條件」(given condition)的重要部份。
De Weedrt 的研究也值得參考。他從思想、教育、修辭的策略解釋程朱 理學在 13 世紀前半獲得朝廷尊崇的原因：由於北宋新政失敗，南宋朝廷不 再介入與領導「考試場域」(examination field)，9給予了官方以外的各方勢力 相互競爭的機會。程朱理學在朱熹調整科舉策略之後，使得「道學在考試中 更容易被接受且更為常見」，接著再由陳淳、真德秀進一步擴展此立場。10De Weerdt 刻畫出了科舉與思想的互動關係，很有參考價值。
葛兆光與 De Weedrt 的研究側重面向雖有不同，但皆證實科舉與思想關
6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13-15。
7 錢穆，〈再論中國社會演變〉，《國史新論》，頁46；氏著，《國史大綱》，上冊(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4)，引論，頁26-27。
8 史華慈 (Benjamin J. Schwartz)著, 〈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收錄於許紀霖、
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4。
9 關於「考試場域」，參見Hilde De Weedr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11-22.
10 Hilde De Weedr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355-374, 385. 中文是由筆者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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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密切，這種研究途徑確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