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自九零年代以降，隨著總體經濟理論的演進，許多探討經濟體系存在動態均 衡不確定性的研究，開始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並且開始嘗試探討造成該現 象的機制與條件。著名的 Benhabib and Farmer (1994)以及 Farmer and Guo (1994) 首先假設資本與勞動兩項生產要素具有生產外部性；而愈大的勞動的外部性，將 促使生產函數具有高度的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此時經濟體系 的動態均衡具有不確定性，民眾根據非經濟基本面所形成的信念足以造成景氣波 動。不幸的是 Burnside (1996)以及 Basu and Fernald (1997)實證上的研究指出，實 際經濟體系的規模報酬遞增程度不大，若根據 Benhabib and Farmer (1994)模型的 推論，該規模報酬遞增的程度大小，不足以造成經濟體系的動態均衡具有不確定 性。即使如此，我們仍然無法拒絕現實中，經濟體系的外在不確定因素確實在景 氣循環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此後有許多文獻開始以 Benhabib and Farmer (1994)模型為基礎，嘗試利用不同方法鬆綁均衡產生不確定性的條件。

4 這些工業化國家包括澳洲(Australia)、加拿大(Canada)、芬蘭(Finland)、以色列(Israel)、紐西蘭 (New Zealand)、西班牙(Spain)、瑞典(Sweden)與英國(United Kingdom)；此外，這些新興市場國 家包括智利(Chile)、巴西(Brazil)、捷克(Czech Republic)、波蘭(Poland)與南非(South Africa)。

Benhabib and Farmer (1996)、Perli (1998)、Weder (2000)以及 Harrison (2001)利用 多部門生產(multi-sector production)模型，成功的壓低造成均衡不確定性的勞動外 部性大小。Wen (1998) 將資本使用率(capital utilization)內生化，並且將其引進 Benhabib and Farmer (1996)的模型中；而 Guo and Lansing (2005)則延伸前者的研 究，並且同時考慮廠商機器設備的維修支出(maintenance expenditure)，以上兩者 單部門生產(one-sector production)模型均成功的推演出在較低的勞動外部性下，

也能促使經濟體系產生均衡的不確定性。此外，不同於前面所提到的傳統文獻，

Weder (2001)與 Meng and Velasco (2004)認為在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系下，透過本國 資本與外國資本之間的流動性，將可以進一步的降低造成經濟體系具有均衡不確 定性的嚴苛條件⁵。值得一提的是，以上這些研究都是在實質經濟體系下進行分 析與探討，卻刻意忽略貨幣在經濟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且僅著重於外生成 長理論(exogenous growth)的架構，不考慮每人實質產出（所得）持續成長的實際 現象。

早期 Solow (1956)所發展的新古典經濟成長理論(neoclassical growth)認為政 府的政策將無力影響整體經濟成長率，並且無法解釋每人實質產出（所得）持續 成長的事實，這些都是無法被經濟學家所認同的，直到 Romer (1986)以及 Lucas (1988)提出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深深的影響經濟成長理論的發 展。除此之外，憑藉著內生成長理論，貨幣成長理論(monetary growth model)於 九零年開始迅速的發展起來。Marquis and Reffet (1991)延伸 Lucas (1988)的兩部 門生產模型，並且採用交易付現限制(cash-in-advanced constraint)的方式將貨幣引 進經濟體系，發現只有消費受到交易付現限制時，則貨幣超中立性成立。Wang and Yip (1991)根據 Lucas (1988)的內生成長理論，利用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 念，將貨幣引進經濟體系，發現長期下通貨膨脹率與經濟成長率具有負向關係。

5 值得詳細說明的是，Weder (2001)及 Meng and Velasco (2004)的模型設計並非完全承襲自 Benhabib and Farmer (1994)，假設勞動供給毫無彈性(labor supply is inelastic)；因此，他們皆無法 藉由勞動跨期最適選擇的管道來解釋發生均衡具有不確定性的原因，不過他們仍以消費的跨期最 適選擇以及本國資本與外國資本的流動性做出合理的詮釋。

Wang and Yip (1992) 透過貨幣進入生產函數(money i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的 管道，將貨幣引進 Lucas (1988)的兩部門生產模型，得到貨幣超中立性成立的結 論；即名目貨幣供給成長率的增加，無法對經濟體系內所有實質變數產生任何影 響。Van der Ploeg and Alogoskoufia (1994)則是利用貨幣進入效用函數(money in the utility function)的方式將貨幣引進 Lucas (1988)的兩部門生產模型，發現透過 公開市場操作(open-market operation)，名目貨幣供給成長率的增加將提升長期經 濟成長率。此外，Chang and Lai (2000)透過貨幣進效用函數的方式將貨幣引進經 濟體系，並且探討預料到的貨幣政策(anticipated monetary policy)影響經濟成長率 的動態調整過程。

經過貨幣內生成長模型的蓬勃發展，探討貨幣內生成長模型中的動態均衡不 確定性，也開始受到經濟學家的注意。Fukuda (1996)以及 Itaya and Mino (2003) 率先在內生成長理論的架構下，分別利用交易付現限制與交易成本的方式，將貨 幣引入經濟體系，探討經濟體系的動態均衡具有不確定性的條件。Itaya and Mino (2004)、Meng and Yip (2004)以及 Chin and Guo and Lai (2007) 於貨幣內生成長模 型中，透過利率法則(interest rate rule)分析經濟體系的動態均衡具有不確定性的 條件，並且在不同的利率法則下，發現均衡不確定性的條件將有所差異。在一系 列的文獻回顧後，我們當可發現以上的貨幣內生成長模型都僅限於在封閉體系下 討論，沒有任何一篇文章談到開放體系。事實上開放體系的貨幣內生成長模型於 文獻上屈指可數，只有少數如 Palokangas (1997)以及 Shaw, et al. (2005)在開放的 經濟體系下，探討名目貨幣供給成長率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因此，現有的文獻幾 乎都未曾在開放體系下的貨幣內生成長模型中，討論經濟體系的動態均衡不確定 性。基於以上原因，本文擬建立一個貨幣內生成長模型，並且於開放的經濟體系 下，討論貨幣政策與動態均衡的不確定性之間的關係。我們將發現，在本模型中，

當央行以名目貨幣供給成長率指標作為貨幣政策時，均衡具有不確定性的條件與 Benhabib and Farmer (1996)迥然不同，即使實際社會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的程度較 低，我們仍可證實景氣波動可以透過非經濟基本面的預期而產生；此外，當央行

以通貨膨脹率指標作為貨幣政策，則能有效的避免經濟體系受任何外在不確定因 素的干擾，減少景氣波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