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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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東亞能夠在短期內快速達成經濟成長實在難以用傳統的經濟理論說明,因此諸多 專家將焦點放在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上,似乎能更有效地闡釋東亞區域所產生的種 種現象。然而隨著1980 年代以後的民主化運動及 1990 年全球化的潮流,發展中 國家理論的論調陸續出現。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理論除了能夠解釋東亞經濟急速發 展的原因外,也因為能夠觀察一個地區的政治、行政、社會福利、以及政商關係 等層面,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興趣。
但對於邁入先進國行列的東亞各國,「經濟發展」仍舊是重要的課題,所以 除了再次檢驗發展中國家理論的有效性,「國家因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重 新被提起。本章就發展中國家理論的起源與形成進行探討,並論述發展中國家理 論的侷限性。
一、 發展中國家理論的起源與形成
以 Johnson(1982) 的日本戰後經濟研究為開端,Wade(1990)、Amsden(1989)、 Woo(1991) 等也都認為,東北亞國家由菁英階層構成的政府組織,通過產業 政策對市場積極的介入,主導著產業發展。該作為即是政府採取直接介入的手段 來影響特定的產業類別,甚至是個別企業。Evans(1995)則提及產業發展中的 國家介入元素已經不是討論對象,介入的種類才是討論重點,並認為韓國經濟發 展是由經政府指定的官員與大企業之間的共同合作所促成,是發展型國家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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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綜上所述,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政府,將經濟成長設定為重要目標,並訂定 中長期計畫,而國家則是落實此計畫的主體。
例如,韓國從未開發國家轉變為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是在朴正熙政權時期,朴 正熙政府從1960 年代初期開始,多次展開經濟發展計畫,直接介入市場,這個 金融控管的模式就是將政府角色定為核心位置。在此必須先說明韓國的經濟發展 素有兩大特色:一為「為經濟發展服務的金融機構」,二為「財團為重的經濟發 展模式」。例如政府透過 1962 年「利率隨行於市」、1973 年「8.3 私債凍結緊急 命令」完全掌握金融圈,分配資金給有利政府推行政策的企業,至於其他企業則 不予優惠,藉由這樣的差別來鞏固地位。
政府藉由選擇性的介入,維持了經濟計畫,舉例來說,「出口導向的產業發展 政策」 (Export 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即是為了能夠有效地促進經濟,
對於加工品原料採取低利率的做法,並對奢侈品課以高利率的關稅。此外由專業 背景的技術官僚所組成的政府,使得政策能更有效率地執行,並隔絕各種利益團 體的壓力及私利,穩定地持續推動落實初期所訂定的目標,這種政府主導的方式 在經濟成長初期階段得以充分運行。此時,經濟市場尚未形成競爭模式,國家在 市場機能發展完善之前持續採用保護措施,待幼稚產業逐漸成熟之後再漸漸開放 市場。 這樣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如同 Friedrich List 與 Alexander Gerschenkron
(2004)所提出,國家與政府在型塑產業發展政策的過程能夠自由面對社會壓 力,並且當政府一旦確立政策時,亦能穩定且持續的推動政策,將政治化的部分 降至最低。
發展中國家能夠抑制社會強勢階級要求主導利益分配的要求,展現所謂的國 家自主權(state autonomy),並具備合理資源分配、形成具備市場制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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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以發展為主的領導風格。東亞發展國家能夠在短期之內快速發展,與當時國 家屬於強勢國家(strong state) 和技術官僚主導的政府有很大的關係。 常從產 業政策找尋東亞國家急速達成經濟成長的理由,並稱發展型國家為了產業發展主 要使用產業政策作為戰略。產業政策即是為培養、扶植特定產業,政府使用一系 列的政策,其中具代表性的產業政策便是政府預先規劃之高成長潛力的產業,例 如:造船、鋼鐵、電子、汽車、半導體產業等,並且為了提高全體經濟的效率性,
將其定位成戰略產業,實施選擇性的補助,這也就形成了產業政策。這樣的產業 政策手段可大致分為三類:誘因、支援、規定。支援方式包含金融上提供各種補 助金、獎勵金或產業振興基金,抑或稅制上免除稅金、關稅,以及設立機構或機 關,例如振興委員會、研究所等,還有放寬政府的法規限制。另外規定可用各種 許可、承認、註冊、審查、提案、檢驗對特定產業選擇性投支援,並能細分為抑 制競爭的行政規定與壟斷規定、不公平交易規定、經濟力集中抑制。最後,誘因 則是通過各種博覽會、科技展覽會、標章獎賞等間接支援,此外誘因也包含在支 援的大範疇裡。
一個特定產業的發展成敗,不脫以下五點:第一,一個國家的技術力量在世界 市場上佔有多少優勢;第二,企業以及產業的成果會客觀的評估其基本標準;第 三,國家具有控制每個行為者的力量;第四,推動政策的政府官僚有沒有能力以 及每個行為者之間是否有足夠的自由;第五,國家和民間之間的關係方面,國家 是否會發揮效能以及是否能夠跟民間有良好的互動溝通。
二、 發展中國家理論的侷限
發展中國家理論受到批評,它忽略國家制度的多樣性,將國家視為單一的個 體,犯了過度單純化的錯誤。且認為發展國家跟隨著最高領導人的指示,並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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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苟的落實制度有效前進,完全忽視在國家成長過程中,政府與產業部門間的利 益關係,以及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矛盾。
這樣的視角容易間接正當化威權政權的統治,而忽略了即便政府所推動的政 策是正確的,但肩負執行任務的政府體系也可能使其失效。在國家主義的認知 裡,官員常是利他性質,排除自身的利益,追求著國家整體利益的神聖存在,但 與人類追求私利做出合理的選擇理論相比,便可看出它的矛盾。1980 年代,新 自由主義擴散到全世界,確立政治自由化、民營化,以及經濟安定化為經濟運行 的規範,試圖修正發展國家論時,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與 Network 理論結合。
Network 理論即是發展國家雖然會有目的地節制市場及社會的走向,以利經濟發 展計劃的落實,但此種節制力量是建立於政治人物之間的校友或地緣關係所形成 的人際網絡。國家的權力來源既非純正的國家自主權,也不是來自由下而上的市 民社會,而是依附於特定企業或個人之上。因此,假使發展中國家想要持續發展,
政府必須與經濟發展的夥伴締結聯合關係,而在東亞這種與資本(而非勞工或工 會)聯結的自主權,其實反而惡化了國內勞資雙方原本已不對稱的不均衡型態。
區分現有關於韓國發展國家變化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理論與分析具體政策 案例的兩種方法。理論方法上,是透過對現有理論的批判檢討,以普遍的共識來 說明今日韓國政經系統的變化,其優點在於從外部因素來切入。但是,以現有理 論來說明當今新自由主義的時代,許多學者認為極其困難,同樣要是以現有理論 來解釋韓國如何變化,也會出現問題。相反的,藉由比較分析具體的政策與實例,
以實證方式來說明變化因素是其優點。前面提到的理論方法,要提供體系性的論 點有其困難點。針對韓國發展國家變化的研究,現今皆從兩種方法裡取其一。尤 其理論上會將韓國的發展變化歸因於全球化浪潮,但卻無法充分的說明全球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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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經制度的關聯性何在。論述韓國實質變化的研究,雖對韓國發展裡出現的
「變化與持續性」提出有效的說明,但還是存在著一些未完全交代清楚的部份。
本論文環繞著這個問題,從「後期發展國家論」的層次來嘗試探討。Joseph Wong
(2004)對於東亞發展國家在 90 年代以後如何適應國內外變化,提出了重要的 理論框架。韓國學者(朴翔英 2012; 尹尙宇 2009; 池周滎 2009;金仁英 2008;
李炳天,2011; 何龍出 2012)對 1990 年代以後出現的韓國發展所作的主要研究成 果,在研究流派中被歸類為「後期國家發展論」。 Joseph Wong 劃分出三個發展 國家角色的層面,歸結出「變化與持續性」的關鍵因素。其中第一是協調
(coordination),第二是合作(collaboration),第三是競爭(competition)。協調 是有效分配生產資源,合作是研發技術創新所需的知識、合理運用資源,競爭則 是在生產創新上,對企業提供物質性的補償。根據這些分析架構,此論文更關注 現有研究裡主要處理的國內外變化因素,及發展國家三種角色的持續性。即是以 三種國家角色的概念為基礎,研究韓國資訊通信產業發展與技術創新過程中,國 家角色如何轉變,並針對韓國發展家研究內容不足的地方補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