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途徑、架構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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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經制度的關聯性何在。論述韓國實質變化的研究，雖對韓國發展裡出現的
「變化與持續性」提出有效的說明，但還是存在著一些未完全交代清楚的部份。
本論文環繞著這個問題，從「後期發展國家論」的層次來嘗試探討。Joseph Wong
（2004）對於東亞發展國家在 90 年代以後如何適應國內外變化，提出了重要的 理論框架。韓國學者（朴翔英 2012; 尹尙宇 2009； 池周滎 2009；金仁英 2008；
李炳天,2011; 何龍出 2012）對 1990 年代以後出現的韓國發展所作的主要研究成 果，在研究流派中被歸類為「後期國家發展論」。 Joseph Wong 劃分出三個發展 國家角色的層面，歸結出「變化與持續性」的關鍵因素。其中第一是協調
（coordination），第二是合作（collaboration），第三是競爭（competition）。協調 是有效分配生產資源，合作是研發技術創新所需的知識、合理運用資源，競爭則 是在生產創新上，對企業提供物質性的補償。根據這些分析架構，此論文更關注 現有研究裡主要處理的國內外變化因素，及發展國家三種角色的持續性。即是以 三種國家角色的概念為基礎，研究韓國資訊通信產業發展與技術創新過程中，國 家角色如何轉變，並針對韓國發展家研究內容不足的地方補充說明。
第三節 研究途徑、架構與方法
一、 國家角色比較研究
Evans（1992a）資訊化政策分析巴西、印度與韓國的國家功能及性質。提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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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國家資訊化政策所出現的共同點，也就是所謂溫室政策（Greenhouse），並依 據結果將巴西與印度的失敗定義為防禦性民族主義，而韓國與日本的成功則為戰 略性民族主義 （Evans, 1992a）。
他認為韓國成功的資訊化政策是在於政府在背後的強力資助，例如開發大德研 究園區（대덕연구개발특구）、強化理工教育並開發人力資源以及由國家主導之 具先進國家水準的研究。透過和民間資本（財閥企業）的緊密聯結（金融資源）， PC 產業（硬體）、如「國家電腦資訊網」（National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System, NAIS）一般的軟體以及半導體部門開始被認為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格進入 世界市場和穩定的內需市場(domestic market)。
而這方面成功的原因在於資訊化產業中國家所扮演的企業角色，以及基於國家 與民間企業之間的共生關係所產生的保護政策（Evans, 1993）。在 Evans 的 double-edged 理論中，國家自主性是包含國內外脈絡的，國家自主性不僅僅只侷 限於國內政治，特別的是國際協商與交涉在 double-edged process 理論裡的 double-edged diplomacy 亦日趨重要。在此同時，國家領袖的角色也變得更為重 要，國家領袖的自主性也深受國內外的政經局勢所影響（Evans, 1993: 399）
二、 成功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研究
Evans（1997）提出「以東亞國家為主的國家自主性，其所創造的國家發展模 式是國家與市民社會間的綜合效應」。被稱作新發展理論而命名的社會資本理 論，以及有關於東亞的修正理論，都為國家角色提供了一個新的觀點。這裡所謂 的社會資本，是指先進國家當中可適用的共同規範、信賴度、相互性以及關係網 絡。以Johnson 等為代表的理論中（Johnson, 1982），則是主張國家官僚體系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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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經濟奇蹟中佔有著核心位置。關於國家角色與社會資本的互動關係，有學者認 為國家機能的強化將會導致社會資本的弱化，像是Coleman 的零和觀念
（Coleman, 1990）；但亦有學者認為，兩者間的關係不僅是互相競爭、取代的零 和關係，也可能是起到相輔相成之效。誠如Putnam 所言，國家角色和社會資本 是具有相乘作用的綜合效應（Putnam, 1993），而為了實現綜合效應，則必須從世 界政經的視角出發，並且考慮到國家官僚制度，乃至於包含非官方共同體關係的 市場要素，其中更主張兩個要素必須要充足，也就是公共與民間的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以及對於市民社會的國家嵌入性（embeddedness）。不過在 各種制度或者意識結構等等的變化下，需要長時間累積的秉賦 （endowment）
與軟件技術（soft technology）等可能在短時間內變化的構造性（constructability）
也都影響綜合效應甚鉅，而費時的秉賦（endowment）將大大提升抑制短時間綜 合效益的可能性。Evans 是以傳統概念來定義相互性，也就是公共與民間的相互 協助關係，又嵌入性則是以市民與公務人員的關係而定義的，為了產生綜合效 應，兩者必須相互結合。而在其他的論文當中，其認為為了成功的結構重整，採 取措施性的政府企業關係將是必要的。首先Evans 將企業型態分為長短期的利潤 追求與長期的投資兩種，其主張為了可預期的結構重整，後者與國家的集合行動 必須一致（Evans, 1997b: 179）。
Evans 用四種命題來說明國家與企業間的關係。首先，在產業及經濟結構的重 整過程中，發展效率的高低有很大一部分依存於官僚體系內部堅定的團結力
（Evans, 1997c: 64）；第二，企業的版圖必會因為國家政策而改變；第三，只有 在成功的改組時，有效率的結構重整才有可能；第四，透過政府與企業之間，隨 著時間漸進式的彼此互動、建立互信、以及發展關係，最終才有可能形成勞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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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新國家－市民社會關係。
過去三十年間，韓國以「計畫的合理性」做基礎，為了經濟成長，在經濟上的 資源分配，並戰略性的干涉產業政策，在外匯危機以前，達成年平均7%的高速 成長（Wade 1990；Amsden 1989；Woo 1991）。 能夠達到如此高成長的主要原 因在於，儘管當時國內技術與研究開發能力低劣，政府仍積極地引入先進國家技 術，透過由上而下式（top-down）的追擊戰略，直接將技術移轉給民間企業，在 短時間內大力提高國內的技術水準。
舉例來說，到80 年代中半為止，發展國家追求由上而下的技術發展模式，也就 是傳統架構上大量生產市場商品的結構。而韓國策略是在技術開發與改革過程 裡，照著研究－開發－實用化－普及化的順序，有效地習得外國技術，並加以改 良來符合韓國社會。在技術能力與資本相對孱弱的韓國，該戰略中研究－開發的 環節主要由外國技術來替代，實用化與普及化的階段則是以集中投資的方式呈 現。尤其是在追擊戰略體系上，政府出資的研究機關將鑑定過的海外技術引入，
降低技術開發的風險，快速的將引進的技術消化吸收，傳授給相關企業，使其得 以開發、積累商業化的技術能力。以當時政府出資研究機關或是企業立場，基礎 技術與核心零件的研究開發能力尚弱，比起自體開發，更好的是藉由引進外國技 術，將研究重心放在商業化技術的開發上。不過如此成功的追擊戰略，在90 年 代中半前後開始出現型態與機能的變化（梁材眞，2005）。
要更體系化的理解政府角色變化，觀察國內外環境變化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 韓國內部的情況，1980 年代末展開的一系列民主化運動、1997 年外匯危機前一 直以來的結構缺陷，在在都顯示了改革的必要性。（何龍出，2012）過去隱藏在 高成長背後的裙帶資本主義、政商勾結、官制金融等，各種不合理的制度逐漸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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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檯面，成為了改革的對象。民主政府一面推動清算財產的政治改革，同時國家
－企業關係隨之根本性的重新調整，在這樣去集中化的決策過程裡，國家內部的 政治環境也產生了變化。再者，1980 年代後半韓國實施產業結構改變，從以往 將重點擺在廉價勞動力、外國技術、引入外國資本的「要素主導型」產業發展策 略裡，轉變成將技術密集性的「創新主導型」作為結構重心（朴贊郁；林京塤；
林蕙蘭，2007）。
根據1990 年代初中期產業結構變化的分析結果，1970 年代初佔有多數比率的 勞動密集型產業，至1980 年代末急速萎縮，進入 1990 年代仍相對減少，此外製 造產業在1980 年代後比重急速增加，1990 年代更持續提升。尤其尖端科技的比 率出現急速增加的勢頭，像是：塑膠、事務計算機、電器機械、音響、映像、通 信、醫療、精密儀器、化學等等，到了1990 年代，韓國勞力密集型產業一片低 迷，對照來看，結構變化呈現出技術密集型產業成長的情形（朴杉玉，1998）。
國外情勢則是，1970 年代布列敦森林體系崩壞，隨著自由化與全球化進展，韓 國經濟被編入了世界經濟體裡。根據1995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非歧視、互惠 主義、接近市場及公平競爭等原則，WTO 正式成立，因此衍生出無法用國家力 量直接干涉產業政策的問題。具體來看，WTO 裡規定，達成輸出目標將給予輸 出補助金，取代輸入品促進國產品的使用量亦給予數進口替代補貼（Shadlen, 2005）。
金融危機以後，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式金融改革，為發展國家金融體系帶來以市場 為中心的轉變，美金連動匯率制度裡，浮動匯率制改變、金融市場開放，都使得 政府主導下的策略產業資金越來越難從國外借入。隨著東亞地區後起工業國家的 經濟成長，與WTO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TRIP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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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條約的相繼出現，過往政府直接主 導的成長政策在運用上日益困難。 也就是說，在後起工業國家的低薪與追擊策 略下，使得韓國一直以來傳統製造業領域的比較優勢削減，加上對於知識產權的 保護又日益強化，導致模仿先進國的高端技術更加困難。在國內、外政經環境皆 改變的雙重夾擊下，發展國家的角色也不得不進行轉變（Wade，2003）。
首先，韓國的產業結構朝著技術密集型轉變，這意味著必須從國家主導的縱向結 構中跳脫出來。而開發技術密集型產業則需要彈性的橫向結構，也就是重組研究 開發系統。然而橫向結構反而強化政府的統治力，因為在知識密集產業的技術開
首先，韓國的產業結構朝著技術密集型轉變，這意味著必須從國家主導的縱向結 構中跳脫出來。而開發技術密集型產業則需要彈性的橫向結構，也就是重組研究 開發系統。然而橫向結構反而強化政府的統治力，因為在知識密集產業的技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