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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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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在總體經濟學發展早期,經濟學家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時,幾乎都假設資 本存量為定值,不討論資本的成長,直到 Harrod (1939) 及 Domar (1947) 先後加 入資本累積的觀點,逐漸打破傳統上將資本存量視為固定不變的設定。可惜的 是,兩人模型的結果均指向資本存量的增長會出現剃刀邊緣 (Knife­edge) 的現 象,導致經濟體系中的勞動市場與資本市場出現失衡的狀況。

直到 1956 年,Solow 修正 Harrod and Domar 模型的缺失,採用新古典生產 函數的設定,雖然得以解決剃刀邊緣的情形,卻又出現新的問題—經濟成長率 只取決於外生的人口成長率。也就是說,任何無法影響人口成長率的政策,皆 為無效。此一結果與各國實際數據所展現的經濟成長率差異甚大,難以被經濟 學家所接受,最終仍不敵時代潮流,走下歷史的舞台。

到了 1980 年代,Romer (1986) 及 Lucas (1988) 發展的內生成長模型可以解 決 Solow 模型的問題,並更進一步將經濟成長僅由外生變數影響的觀點,轉變 成由模型內生變數所決定,亦即政府可以透過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來影響經濟 成長率。在此之後,有關經濟成長的研究,由「外生成長」演變成「內生成長」, 直到現在,內生成長理論儼然已經成為經濟學界所接受的主流成長理論。

於貨幣成長理論發展的過程中,首先將貨幣引入 Solow (1956) 模型的是 Tobin (1965)。然而因為 Solow 模型存在本質上的缺點,導致 Tobin 也得到與 Solow 同樣的結果—經濟成長由外生變數所決定,此一結論顯然不符合實際數 據所示。即使如此,Tobin 的研究成功地開創了貨幣成長理論,奠定了貨幣成長 理論的基石。

有關貨幣成長的文獻大致可區分為四類,每一類別還能再細分成貨幣外生 成長模型或是貨幣內生成長模型,其分水嶺以 Romer (1986) 為界,在此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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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皆為貨幣外生成長理論,在此之後的文獻大多以貨幣內生成長理論作為研 究架構。以下將依序介紹:

第一類為貨幣進入效用 (Money in the Utility Function) 模型,將民眾持有貨 幣能夠避免現金不足的麻煩的觀點納入分析。Sidrauski (1967) 沿用新古典生產 函數,並透過最適控制理論 (Optimal Control Theory) 證明,政府提高名目貨幣 供給增加率只會降低短期資本累積,不影響長期資本累積。同時該文指出,經 濟成長率僅由折舊率、人口成長率以及時間偏好率三個外生變數所決定,長期 下貨幣中立性 (Neutrality) 及貨幣超中立性 (Superneutrality) 成立。Chang and Lai (2000) 認為名目貨幣供給增加率的提高不會影響長期經濟成長率。

第二類為現金付現 (Cash­in­Advance) 模型,將民眾持有貨幣的目的是為了 要消費商品的觀點納入分析。Lucas (1980) 沿用 Clower (1967) 現金付現限制式,

認為名目貨幣供給增加率的提高只會引起物價上漲率等比例增加,貨幣超中立 性將會成立。Stockman (1981) 則主張,民眾持有貨幣的目的,除了消費商品以 外,還會用來投資,長期下名目貨幣供給增加率的提高不利於資本累積,此一 結果與 Gylfason and Herbertsson (2001) 實證發現相符。

第三類為現金交易成本 (Pecuniary Transaction Costs) 模型,將民眾持有貨幣 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的觀點納入分析。Zhang (2000) 及 Jha, Wang and Yip (2002) 認 為,長期下名目貨幣供給增加率的提高不利於經濟成長率。本文將沿用這類模 型的設計。

最後一類為貨幣進入生產函數 (Money i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模型,將 貨幣引進生產函數可以降低生產過程中的花費及時間的觀點納入分析。Levhari and Patinkin (1968) 認為,若民眾將這些省下來的資源投入生產,有助於提升產 出,能夠促進資本累積。

央行能夠藉由不同的貨幣政策指標來影響經濟成長及其相關變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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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Meade (1978) 及 Tobin (1980) 透過釘住名目所得指標做為貨幣政策的手段。

Rogoff (1985) 認為央行能夠藉由通貨膨脹率指標來維持經濟與就業的穩定,並 說明在不同經濟背景下,其他可行的貨幣政策指標,包括名目 GNP 指標、貨幣 供給指標及名目利率指標。Lai and Chin (2013) 探討名目貨幣供給增加率指標、

名目所得成長率指標及通貨膨脹率指標對於經濟成長率的影響。

有關通貨膨脹率對經濟成長的效果,大多數文獻都認為有負相關,例如:

De Gregorio (1993) 分析 1950­1985 年拉丁美洲通貨膨脹率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通貨膨脹率對經濟成長率有負向效果。Faria and Carneiro (2001) 分 析 1980­1995 年巴西通貨膨脹率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通貨膨脹 率在短期對經濟成長率有負向效果,而長期沒有影響。Barro (1995)、Omay and Kan (2010) 及 Vaona (2012) 皆主張通貨膨脹率對經濟成長率有負向效果。較少文 獻認為通貨膨脹率有利於經濟成長率,例如:Tobin (1965) 模型顯示,通貨膨脹 率對資本累積有正向效果,他將此結果稱作 Tobin 效果。Mallik and Chowdhury (2001) 及 Hussain and Malik (2011) 實證結果顯示通貨膨脹率對經濟成長率有正向 效果。

由於本文將資本使用率加入貨幣內生成長模型的架構,因此我們需要探討 有關資本使用率的相關文獻。在資本使用率 (Capital Utilization) 的概念尚未被經 濟學界所重視時,絕大多數文獻皆假定,生產時資本存量完全被使用,較早期 的實證研究顯示,資本使用率相當地低。根據 Foss (1963) 實證研究發現,美國 製造業資本使用率自 1929 年開始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然而直到 1954 年為止,

資本使用率最高也只有達到 22.9%,換句話說,美國製造業的機器設備有超過 75% 都處於閒置狀態。Marris (1964) 實證研究亦指出,英國廠商在進行事前的 投資決策時,會將資本使用率設定在比較低的程度,因為他們認為機器設備在 夜晚及週末運作,會產生相當高的費用,因此在這些時段,資本都處於閒置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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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Kwon (1986) 對 1961 年到 1980 年韓國製造業的實證研究指出,資本使用率 的增加會提高國內總要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進而增加國內 實質產出。資本使用率從 1961 年的 10.62% 逐漸上漲,直到 1973 年達到高峰的 33.25%,之後逐漸下降。然而,Kwon 不認為資本使用率的提高會使成本增加,

依據實際資料所示,每增加 1% 的資本使用率,反而可以減少 0.686% 的總成 本。

近期對於資本使用率的實證結果顯示廠商有較高的資本使用率,Orr (1989) 根據 1952 年至 1984 年美國製造業的機器設備運作時間資料發現,每年製造業 使用機器設備的平均週工時大約落於 50 小時到 58 小時之間,相當於資本使用 率為 30%。Beaulieu and Mattey (1998) 利用美國普查局 (Census Bureau)1974 年至 1992 年的工廠產能調查 (Survey of Plant Capacity) 資料發現,製造業的資本使用 率大約為 58%。同時,他們針對不同產業的分析發現,服飾業的資本使用率最 低,約為 26.5%,至於石化產業則高達 93.5%。

關於資本使用率的研究通常著重於實質景氣循環模型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RBC model),此模型由 Kydland and Prescott (1982) 所發展,他們認為造 成景氣波動的來源來自於生產面的衝擊。Greenwood, Hercowitz, and Huffman (1988) 首先將資本使用率引進 RBC 模型,並透過模型解釋資本使用率如何影響 產出。Wen (1998) 及 Strulik and Trimborn (2015) 透過模型推演與實證研究指出,

引進資本使用率能夠加強景氣循環的波動。DeJong, Ingram, Wen, and Whiteman (1996) 認為資本使用率產生的波動超過景氣循環本身。

截至目前為止,既有文獻大多認為資本使用率與折舊函數有正相關,而 折舊大小又會影響到經濟成長。Aznar­Márquez and Ruiz­Tamarit (2004) 認為,較 高的裝置成本與維修成本會降低資本使用率與折舊率,進而降低經濟成長率。

Chatterjee (2005) 分別利用外生成長模型與內生成長模型,推演資本使用率與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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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函數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並利用數值分析法來佐證研究結果。在內生成長 模型中,他認為較高的資本使用率會使機器設備的損耗提高,導致折舊率的增 加,不利於經濟成長率。

本文以內生化資本使用率的貨幣成長模型,探討政府可否藉由釘住通貨膨 脹率指標,在投資有無調整成本的設定下,影響經濟成長率,並分析貨幣政策 的有效性。由於在投資有調整成本的情況下將會出現不確定性 (Indeterminacy) 的問題,因此我們根據既有文獻,引用其中一種能夠解決不確定性問題的方 法,那就是 Auerheimer (1974) 及 Jha, Wang and Yip (2002) 提出的「誠實的政府 (Honest Government)」假設,加諸此假設後,方能將經濟體系由不確定性轉變為 確定性 (Determin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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