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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援助的人權政策，也可藉以推廣到非洲其他地區，可檢視德國是否能在 這些地區發揮不一樣的成效。此為筆者研究的動機之四。
二、研究問題
國內外學術機構研究歐洲或美國人權外交政策的著作為數眾多，但少有 以德國單一角度出發來探討，基於此，本研究想要分析以下問題：
（一）統一前與統一後的德國對南非關係中在人權議題上的發展有何 不同？
（二）德國在推廣南非人權外交時，會受到哪些困境挑戰或現實考量？
希望藉由這兩個問題的探討，剖析德國在統一前與統一後人權政策制定 的方式和成效，而德國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更加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運用軟 性權力，透過多方管道來達成人權的價值外交，也符合全世界信仰民主自由、
尊重人權的潮流，更可作為世界各國發揮軟實力，透過在國際事務上的參與，
增加在國際舞台上的曝光率和影響力的一個典範。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國際人權議題的發展
David P. Forsythe 的著作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以洗練 的筆法探討國際人權規範之形成和實踐。Forsythe 指出兩項重要趨勢：在二 十世紀後的五十年中，人權在國際關係中的變化程度；以及在自由傳統的基 礎上，使個人人權與由現實主義途徑主導之國家體制與人權協調、合作的困 難程度。大體而言，國際人權法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但是人權的實踐常常 反映出一種現實世界的姿態。國家利益通常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國際組織 則大多軟弱無影響力。6此種現實世界中的自由主義政治之兩難，正可以提
6 David P. Forsythe,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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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筆者檢視德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標準。
同時 Forsythe 區分人權與人道事務（humantitarian affairs）之差異。以法 律層面與傳統觀念來看，人權是與和平時期裡之基本個人權利有關；而在戰 爭時期與其他特殊狀況下，對受害者的保護和援助，是屬於人道事務的範疇。
國際人權法與國際人道法是屬於不同法律，也有不同的歷史背景，但在國際 關係中並沒有一道相當清楚的分野來區分不同的法律。7Forsythe 所定義的人 權，實包括戰爭時期與政治動亂中的人權。所以在探討一國人權外交政策時，
必須同時借助這兩個領域之概念，才能有一完整的分析。
另外關於人權規範在各區域的運用狀況，以歐洲區域的發展最為完善。
自從歐洲在 1940 年代開始區域化後，西歐國家就清楚的把對公民與政治權 利的推展與保護，視為該區域主要發展的目標。8 為協調彼此的社會政策，
於是在 1949 年創立了歐洲理事會（The Council of Europe），該理事會最重要 的成就及是在羅馬制訂了《歐洲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ECHR，
以下簡稱歐洲人權公約），於 1953 年生效。之後又經談判制訂了《歐洲社會 憲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處理社會與經濟權利的議題。另外在 1986 年通過《歐洲禁止酷刑及不人道或污辱之待遇或處罰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1995 年亦通過《歐洲保護國內少數民族架構公約》（Framk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但《歐洲人權公約》仍可 算歐洲理事會的最大成就之一。該公約是歐洲地區具有準憲法位階的區域性 權力法案，也是有關保護人權最成功的國際法系統。9而此公約對於歐洲國
7 Ibid, preface.
8 Mark Janis, Richard Kay, and Anthony Bradly.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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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公法的影響可說是無遠弗屆。10
在歐盟的部分，雖然起初整合的目的是為了提升經濟實力，關於人權隻 字未提，但在 1987 年通過的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即揭櫫歐洲 各國對促進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的基本原則；1991 年的馬斯垂克條
(Maastricht Treaty) 將民主與人權做為歐盟共同與外交安全政策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 的主軸之一；1996 年通過阿姆斯特丹條約 (Treaty of Amsterdam) 明訂歐盟國家應保障民主與人權條款；歐洲憲法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第二部中，更把歐洲聯盟基本權 利憲章(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納入。11發展至今人權已經是歐盟的 核心價值之一，也非僅屬內部問題而已，隨著聯合國及歐盟整合的逐步成熟，
這些進程也深深影響德國的人權外交政策。
二、人權外交的起源與內涵
人權的概念源自於西方，古希臘時期即存在人權概念的雛形，儘管當時 人權內容不盡完整，但經過不斷演化，歷經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 運動，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及受到西方平等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傳統 的影響，現代人權觀念的內涵乃逐漸成形。因此一些西方主要國家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尤其是自 1970 年代起，將人權作為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項重 要內容，人權外交也就成為西方人權學說中一個受人關注的焦點。12
國際間首先明確提倡「人權外交」並向國際社會宣布人權是國家對外政 策核心原則的是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其在 1977 年就職後即定義 了人權作為外交政策的基石，認為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不應背離其國內政治 所依循的道德標準，並須將其融合在外交政策的實際行動中，針對其他國家
10 R. Beddard. Human Rights and Europe, 3rd ed.,(Cambridge: Grotius Publications, 1993): 6-7.
11 羅志宇。〈歐洲聯盟之人權外交政策〉，《歐洲國際評論》，2006 年，第二期，頁 47-104。
12 蔡昌言、黃筱晴。〈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對台灣與對中國之比較〉，載於顧長永總策劃，翁嘉
禧編輯，《台灣的發展－－全球化、區域化與法治化》，（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2006 年），頁 23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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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狀況，判斷美國是否與其維持良好關係的標準。13 針對國際人權實際 做法上，卡特政府除了公開的言論譴責、經由軍事和經濟制裁來施加壓力外，
一方面也從聯合國機構加強對人權狀況不佳國家的壓力；另一方面則透過一 般外交途徑，如利用美國與各相關國家的外交關係，私下進行協調與談判，
使各國有所警惕，而在人權方面自動做出改善的行為。14
此外例如法國在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擔任總統時期（1981 年至 1995 年）也奉行以人權作為外交政策的實踐，法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好壞 取決於該國的人權紀錄，同時也作為法國提供該國發展援助項目的前提條件，
只是在具體實踐上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較大的選擇空間，也以 法國國家利益作為主要的取捨。15
三、德國的人權外交發展和議題
冷戰時期，西歐國家除了挪威於 1977 年、荷蘭於 1979 年和瑞士於 1982 年有出版自己國家官方的人權概念報告外，一般而言，當時各國關於人權外 交的探討、官方資料或相關著作並不多，西德雖也表示尊重自由及人權的概 念，但在冷戰時期並未特別將人權概念作為一項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時任 西德總理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表示，西德並沒有發展人權外交的必 要性，同時也認為起源於 1977 年美國卡特政府上台時的人權外交過於理想 化，並擔心這種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於當時東西緩和政策的進程會帶來不 利的影響。16
Wolfgang S. Heinz 在其報告－「德國外交和發展政策中之人權」
（Menschenrechte in der Deutschen Außen- und Entwicklungspolitik）中指出，針 對德國人權外交政策做一全盤的探討並不容易，因為該領域在學術上發展尚 未完全，研究上對於一九七零、八零年代德國外交政策之調查結果甚少，亦
13 Jimmy Cater, Why Not the Best? (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4): 141.
14 宋文明。《當代美國外交政策：從甘迺迪—柯林頓》，（台北：宋氏照遠，2003 年），頁 251-261。
15 錢其琛主編。《世界外交大辭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頁 1711。
16 Wolfgang S. Heinz,“Menschenrechte in der deutschen Außen- und Entwicklungspolitik.”epd- Dokumentation, Nr.5, ( 20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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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schenrechte und Außenpolitik,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gentinien 1976-1983 中，探討了 1970-80 年代德國與阿根廷之雙邊關係。Konstantin Thun 的著作中提及，1976 年阿根廷發生軍事政變，對當時的西德政府而言，維 持與阿根廷良好的經貿關係，比批評針砭阿根廷軍人獨裁，以及追究其政府 對德國人在阿根廷境內失蹤、被謀殺之罪責，來的還重要。但自 1998 年起，
德國政府與阿根廷人權組織發起「聯合打擊逍遙法外」（Koalition gegen Straflosigkeit）之運動，調查當時造成許多德國人或德裔人民在阿根廷犧牲的 相關人士與事件，並加以起訴18，顯示德國在人權外交議題上態度之轉變。
另外 2009 年 Philipp Rock 出版之Macht, Maerkte und Moral 中對於德國在 1960-1970 年代與希臘、南非和伊朗間關係的發展有些案例的闡述，其著作
17 Wolfgang S. Heinz,“Menschenrechte in der deutschen Außen- und Entwicklungspolitik, epd- Dokumentation Nr.5, (2002):5-6.
18 Beckert Roland, Ergänzungen zum Fall Elisabeth Käsemann, in: Konstantin Thun: Menschenrechte und Außenpolitik.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rgentinien 1976-1983, (2006):15-21.
19 Klaus Kinkel, Rede vor der 47. Generalversammlung der Verinten Nationen am 23. September in New York, in Auswärtiges Amt, Auß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1949 bis 1994, Köln 1995, S.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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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發生。20 依此理念，德國的人權外交政策致力促進國際關係領域的法制 化，在人權領域上，積極參與制定相關國際法機制，例如一方面透過國際人 權公約或歐洲人權公約等途徑來擴展及改善現有國際法義務，另一方面則以 堅定立場貫徹國際公法，以期確實維護人權。
綜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結束前的德國「人權外交政策」之研究資料 甚少，直到 1990 年之後，才有比較完整之發展。1990 年德國官方始發表第 一份人權報告書，德國外交部決定爾後至少每兩年公布一次聯邦政府對其人 權議題之作為與政策。迄今為止，德國聯邦政府共發表了十份外交領域「人 權政策」施政報告 (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über ihre Menschenrechtspolitik)21， 報告內容除了界定了每兩年間德國要努力的人權議題、在歐洲的架構內所要 執行的人權主題範疇、其他德國內政和外交有關人權議題的重點活動，以及 聯邦政府有關人權政策的創議等，也記載許多聯邦政府執行人權外交政策的 單位、聯邦總理和外交部長對外發表之言論、所簽訂之重要人權條約、政府
綜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結束前的德國「人權外交政策」之研究資料 甚少，直到 1990 年之後，才有比較完整之發展。1990 年德國官方始發表第 一份人權報告書，德國外交部決定爾後至少每兩年公布一次聯邦政府對其人 權議題之作為與政策。迄今為止，德國聯邦政府共發表了十份外交領域「人 權政策」施政報告 (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über ihre Menschenrechtspolitik)21， 報告內容除了界定了每兩年間德國要努力的人權議題、在歐洲的架構內所要 執行的人權主題範疇、其他德國內政和外交有關人權議題的重點活動，以及 聯邦政府有關人權政策的創議等，也記載許多聯邦政府執行人權外交政策的 單位、聯邦總理和外交部長對外發表之言論、所簽訂之重要人權條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