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 論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三、研究目的
華人社會中，向來有尊重權威（上位者）的傳統（楊中芳，2001）。在現今 華人社會中，孝順、服從長上、尊敬長輩也都仍是普遍受重視的價值之一（黃囇 莉、朱瑞玲，2012）。然而，「權威性人格」基本上是一種異文化的產物，根植於 西方政治發展與個人主義文化脈絡，若以權威性人格來理解華人尊重或服從長上
（上位者）的心理，表面上看似合理，卻是一種誤解。也就是說，貼上一個權威 性人格的標籤，並沒有辦法增加太多理解註3。
在本土心理學的進程中，楊國樞（1993a）曾提出「權威取向」（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Yang, 1995）的概念，說明下位者對待上位者時的心理與行為特點。
他認為權威取向有權威敏感、權威崇拜及權威依賴等特徵，這些特徵主要起源自 宜農（精耕農業）的生態環境及其衍生的家族主義與父權家長制。楊國樞教授並 未言明是否意圖以權威取向取代權威性人格，但研究者認為，相較於權威性人格，
權威取向更具有「本土契合性」（楊國樞，1997），因此，若要探究華人尊重權威 的心理與行為，以權威取向取代權威性人格應更為妥當。
然而，權威取向目前尚停留在起步階段，不但概念之間的關係尚未形成完整 的體系，概念本身也較偏向行為描述與歸類，對於相關的心理基礎或機制也尚未 有足夠著墨；再者，目前亦缺乏相關的實徵研究來加以證成。鑑於此，本研究目 的便是在既有的權威取向概念上，以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取徑，建構一套關於權威 取向的概念體系，並進行實徵研究以提供相關證據。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文化的定位
前面提到，本土取徑是一種研究的基本觀點或視角，首重將研究對象所處的 文化脈絡（更廣來說，社會/文化/歷史脈絡）放在研究的思考架構中（黃光國，
‧
主流心理學近年來開始重視文化議題（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普通心理學、人格、及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也大都會談論到文化對心理與 行為的影響，或甚至有獨立章節（e.g., Aronson, Wilson, & Akert, 2010; Pervin &
Cervone, 2010; Smith et al., 2003）但其觀點與作法皆不同於本土取徑，而是將文 化「對比化」和「變項化」。其中，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eism, I/C）在主流心理學研究中最具代表性，I/C 向度也最常用來解釋不同文化下人們 的心理與行為之差異（Oyserman et al., 2002）。
這套關於 I/C 的概念基本上以歐裔美國人做為中心或參考座標（據於個人主 義之一端），其他文化（如：華人社會）則在 I/C 向度上居於不同位置；然而，
後者（非美國/非西方）的「文化面貌模糊，必須藉由和美國人的對比，才能夠 看清楚自己的心理特徵」（黃光國，2009，頁 7）。在 I/C 概念下，主流心理學也 慣於將文化變項化，其中，不外乎將文化視為(1)前置變項（antecedents）：將文 化視為自變項，比較不同文化在某些變項上的差異（e.g., Kitayama, Markus, Matsumoto, & Norasakkunkit, 1997）；(2)調節變項（moderators）：將文化視為調 別變項，檢視某些因果關係是否隨不同文化而有改變（e.g., Han & Shavitt, 1994）； 或(3)中介變項（mediators）：將文化視為中介變項，找到某些可以中介文化（實 際上是國家）與行為關係的文化變項（e.g., Singelis, Bond, Sharkey, & Lai, 1999）。
主流心理學的觀點與作法（將不同文化放在 I/C 向度上對比，並將文化具體 化為變項）自有其優點，不但簡單明瞭且容易進行操作或測量，但也受到相當多 質疑（e.g., Fiske, 2002; Kitayama, 2002; Miller, 2002）。Miller（2002）曾指出，I/C 概念有助發展具有普遍性的理論，並可用來預測或解釋行為，但這樣的概念太過 簡略，對特殊文化細微之處不夠敏感。此外，更大的問題恐怕是，在經過多年研
‧
理學也把文化看成「靜態的實體」（static entity），文化是外在於個人心理與行為，也是影響行為的前置變項，此稱為「文化實體觀」（entity view of culture; Kitayama, 2002）。
相對於文化實體觀，Kitayama（2002）主張「文化系統觀」（system view of culture），把文化視為由各種不同元素所組成的「動態系統」，文化和人之間相互 化預設是什麼？一言蔽之，就是華人「關係主義」（Hwang, 2000）。關係主義源 自儒家的文化傳統，強調不同關係的人「應當」如何與他人互動，而此種「庶人 倫理」是以尊尊法則和親親法則為「深層結構」，會展現在不同角色關係的互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之中（黃光國，2009）。在這樣的預設下，文化便不是一個一個的特徵變項，而 是一套系統化的設計與安排。
二、從權威性人格到權威取向
在現今華人社會中，尊重權威與服從權威似乎仍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然而，
過去多是用西方的權威性人格做為理解的框架，但權威性人格基本上是一種異文 化的產物。一直到權威取向的提出，才開始有本土性的概念。以下對此一轉折做 一介紹與說明。
（一）源自西方的權威性人格
西方學者對於權威性人格的關注，一開始與「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
有關，如 Adorno 等人（1950）想要瞭解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反猶太的心 理根源，並將反猶太主義歸諸於德國人的權威性人格之故。權威性人格係由一組 特 徵 （ syndromes）所組成，包括傳統主義（conventionalism ）、權威性服從
（ authoritarian submission）、權威性攻擊（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反內省
（anti-intraception）、迷信與刻板印象（superstition and stereotypy）、重權勢與嚴 峻（power and toughness）、破壞性與憤世嫉俗（destructiveness and cynicism）、投 射作用（projectivity）及對性的偏執（concern with sex）等（Adorno et al., 1950;
Brown, 1965）。爾後，權威性人格的研究也擴及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與偏見（prejudice）等範疇，亦即用來解釋對外團體的偏見，而不侷限於猶太人 等特定團體（Brown, 1965）。
在理論觀點上，早期的權威性人格立基於精神分析論，視權威性人格之形成 來自於兒童時期與權威人物（主要為父母）的互動經驗（Brown, 1965; Sanford, 1973）。例如，Brown（1965）認為，如果權威人物採用權威式的對待方式（權 威式教養），則人們會對權威產生敵意與攻擊傾向，但這些內在的心理卻無法直 接表達出來；因而人們會採用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將敵意轉為愛與順
‧
權威型教養，人們的權威性人格也愈強（Kornyeyeva & Boehnke, 2013）。在實徵 測量上，Adorno 等人（1950）根據前述九項心理特徵，編製了各式權威性人格 量表，其中最著名者為「法西斯主義量表」（Fascism scale, 簡稱 F 量表）。在 TAP 一書出版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批評與研究（Stone, Lederer, &
Christie, 1993）；其受到的批判可分為來自政治上、方法上及理論上的批評
（Pettigrew, 2007）。在政治方面，權威性人格被是認為反映了右翼保守主義。在 測量上，TAP 的研究方法及 F 量表效度受到質疑。因此，F 量表也歷經多次修正，
而有多種權威性人格的相關量表（Christie, 1990）。整體來說，權威性人格並沒 有一個良好、統整或一貫的理論可以引導研究進行（Baars & Scheepers, 1993）。
早期採用的精神分析理論一度被放棄，而改採社會學習論或走向心理計量取向，
到最近開始有人嘗試將精神分析帶回研究中（Kornyeyeva & Boehnke, 2013）。
目前，權威性人格仍持續不斷地受挑戰與修正（如：Altemeyer, 1998; Feldman, 2003; Funke, 2005; Oesterreich, 2005）。Oesterreich（2005）指出，權威性人格是 由許多不同特徵所組成，但各項特徵間的關係是不清楚的；再者，以權威性人格 來預測行為亦有套套邏輯（tautology）之嫌。在後續各項修正中，受到最廣泛採 納與運用的是「右翼權威主義」（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RWA）的概念及其 量表（Altemeyer, 1998），將權威性人格簡化為「權威性服從」（authoritarian submission ）、「 權 威 性 攻 擊 」（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 及 「 傳 統 主 義 」
（conventionalism）三個因素。RWA 經常被用來預測政治態度與行為，特別是解 釋白人對各種族群（如：美籍猶太人、黑人、同性戀）的偏見與歧視（e.g., Whitley, 1999）。
過去學者便是借用權威性人格，來理解華人尊重和服從權威的現象。然而，
由以上介紹可知，權威性人格的初衷是要解釋德國人的反猶太主義，後來延伸至 對用來解釋一般人們對外團體的偏見或歧視。再者，權威性人格帶有政治上右翼
‧
‧
數（以 F 量表測量之）明顯高於西方人（Meade & Whittaker, 1967; Singh, Huang,& Thompson, 1962），但此種「移植式」的研究只顯示表面上量的差異，卻無法 反映華人權威取向背後的文化意涵（如：華人為何尊重權威？）。如前所述，權 威性人格之概念來自於西方的社會政治脈絡，本身不僅帶有政治上右翼保守主義 的色彩（石之瑜，1998；Altemeyer, 1998），也是一種帶有負面意涵的性格或態 度構念（Butler, 2000; Rubinstein, 2003）。權威取向則是華人在家庭（家族）中習 得的一套融入或配合上位者（權威）的心理與行為傾向（楊國樞，1993a），理應 備的解釋，因此，「個人」是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位（Hwang, 2000）。但是，
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或許契合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但卻無法契合華人以「倫理為本 位」的關係主義文化（梁漱溟，1963/1989；Hwang, 2000）。
綜上所述，權威性人格的概念並無法對華人權威取向提供適切與深刻的理解， 點，轉變到主位式（emic）的本土心理學觀點與取徑（Yang, 2000）。
（三）從「性格」到「取向」 ：權威取向的概念定位
楊國樞（1993a）曾指出，若要探究華人的社會取向，可以採取從人境互動
‧
的知覺、思考與行為模式（Pervin & Cervone, 2010）。「持續性」指的是跨時間、
跨情境的一致性。在 1970 年代，跨情境一致性受到情境論者的挑戰，連帶著性 格的構念也受到質疑（當時有所謂的性格心理學的危機；McAdams, 1997），而 衍生出「人境爭議」（person--situation controversy）：到底是性格，還是情境對行 為的影響力較大？ 類（莊耀嘉、楊國樞，1997；黃光國，2009；Han, Li, & Hwang, 2005）。因此，
在關係主義預設下，權威取向應該放在關係脈絡中來探討，特別是從上下關係互
雖然西方心理學逐漸強調脈絡中的性格（Pervin & Cervone, 2010），但比較像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探討某個範疇的性格，本質上還是偏向個人主義。為了表示區別，本研究將權威 取向稱為「取向」，而不叫做性格或特質，以彰顯本土化意涵。
三、尊卑倫理：權威取向的文化設計
文化和心理是相互建構的，文化會滲透入個體的心理與行為，而心理與行為 之表現則再現了文化的內涵（Markus & Kitayama, 1994）。大致而言，華人的權 威取向可視為來自下層結構（宜農的生態環境）與上層結構（以儒家為主的傳統 思想）的相互作用（李美枝，2002；黃光國，1995；楊國樞，1993a）。楊國樞（1993a）
文化和心理是相互建構的，文化會滲透入個體的心理與行為，而心理與行為 之表現則再現了文化的內涵（Markus & Kitayama, 1994）。大致而言，華人的權 威取向可視為來自下層結構（宜農的生態環境）與上層結構（以儒家為主的傳統 思想）的相互作用（李美枝，2002；黃光國，1995；楊國樞，1993a）。楊國樞（199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