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新一代新聞工作者：過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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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行業的記者應有其不同的互動與應對方式。因此，本研究二個主要研究目的即 為：（一）以 Bauman「液態現代性」之概念理解當前新聞工作的本質如何轉變；
（二）探究未曾經歷台灣新聞產業蓬勃、初入行即面臨當前新聞價值、專業與勞 動條件不穩定狀態的新一代記者，如何看待新聞工作及其自身角色意涵。
第三節 新一代新聞工作者：過往研究
一、新聞工作者與世代差異
除報章雜誌的報導與評論外，學術研究對台灣新一代記者的描繪多來自世代 差異的比較。此些研究透過比較傳統世代與新世代記者對新聞工作的認知，指出 不同世代的新聞工作者因成長背景與工作環境的差異，對新聞工作與新聞價值的 認知、新聞報導的取向及工作滿意度皆有不同（林富美，2006；林祺宏，2006；
黃順星，2008）。
其中，林富美（2006）依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脈絡在〈新聞工作者的世 代差異〉一文中，以「傳統世代」（出生於 1949 年之前，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 的關鍵時期）、「嬰兒潮世代」（出生於 1950-1965 年，正值台灣社會由政治領 導人發動轉化且經濟成長及人口成長快速增加的蓬勃發展期）、「新人類世代」
（出生於 1966-1976 年，身處台灣本土化、反對勢力萌芽且經濟富裕的多元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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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衝擊的時期）及「新新人類世代」（出生於 1976 年之後）四個世代為基礎分 析新聞工作者的世代差異。4
林富美（2006）描繪，「傳統世代」因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具吃苦耐 勞、重視家族關係、渴望安穩生活、階級意識強烈及缺乏自主性等特質。在職場 中奉從「家父長制」的侍從主義，強調忍耐與順從權威。此世代從事新聞工作時 因逢戒嚴時期、缺乏言論自由，不但敏感的政治議題猶屬禁忌，報社負責人的政 治背景也影響媒體走向。政治箝制造成當時記者角色的矛盾與困境，也使其較不 重視新聞自主之概念。
「傳統世代」對「好記者」的概念源於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發展的關懷。相 較於遙不可及的讀者，媒體組織的賞識是工作成尌感與工作動力的最大來源。因 此，面對長官要求通常努力以赴，不會挑戰組織權威。
「嬰兒潮世代」則因生長於一黨專政與獨裁之戒嚴體制，缺乏獨立自主的個 性，不擅冒險、思想守舊、重視安定且有保障的生活。該世代從事新聞工作時政 治干擾已逐漸減少，媒體組織不再以政治正確作為新聞價值與記者任用的首要考 量，改以新聞專業和新聞內容評斷記者的優劣。
儘管當時仍有報禁，但因帄面媒體對勞動力需求增加，《聯合報》曾以高薪 及優渥的福利制度吸引人才以強化競爭力。且因帄面媒體優秀記者被拔擢成主管
4 林富美（2006）一文改寫自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新聞工作者之世代差異調查：一項新聞人 與閱聽人對照分析〉。根據其成果報告（下載自國科會網站：http://web1.nsc.gov.tw/）指出，該研 究中的「受訪對象傳統與嬰兒潮世代主要以平面媒體記者為主體，但受電子媒體開放影響，新人 類及新新人類世代以平面和電子媒體記者皆有為準。其間，傳統世代 2 人，嬰兒潮世代 6 人，
新人類 8 人，新新人類 5 人」。然而林富美僅指出研究對象中所指涉的「新新人類」是「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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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頗大，讓該世代的新聞工作者與組織互動穩定保守，願意接受傳統世代的 經驗承傳，並常得以順利晉升管理階層。
「新人類世代」成長於台灣國際地位孤立與反對運動崛貣的時代，具強調個 性、追求流行、講求快速、不認同傳統價值或規範、較為功利現實、數位技能優 於傳統世代及嬰兒潮世代等特質。該世代步入職場時，政治上正由兩蔣時代轉換 至李登輝時代，報禁開放讓商業力量取代威權政治介入媒體環境，政治力量則改 以商業控制對媒體進行隱性箝制。而自 1996 年《台灣日報》易主使員工被迫走 上街頭後，各家媒體相繼整併或裁員，媒體勞動市場開始面臨跳戰。
由於市場競爭，此世代的新聞工作者會以自家媒體立場與組織利益決定報導 角度。為提高收視率與發行量，煽情、聳動題材也成為新聞判斷標準。媒體組織 對新聞工作者的要求非關專業而是耐操、好用，且能以其關係為組織謀求商業利 益。在快速供稿的壓力下，新聞工作者只求不漏新聞，沒有時間思考新聞內容的 影響甚或構思獨家。此世代正逢帄面媒體走下坡、有線電視開放競爭時，較為習 慣視覺及口語傳播方式，偏好輕薄短小的新聞訊息。新聞領域與工作對他們而言 傴是短暫的棲身之所，工作流動率偏高，對組織缺乏向心力。
「新新人類世代」成長過程歷經蔣家政權落幕、民選總統出現該世代生長於 高度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消費社會，關心品牌、網路等流行文化，深受數位科技的 影響，國家與民族認同矛盾又衝突，思考較欠歷史感。該世代進入職場時則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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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輪替、台灣經濟衰退，不但媒體停刊、裁員事件頻仍，香港《壹傳媒》進入台 灣也為媒體市場帶來巨大的衝擊。
媒體的生存困境讓政治力量得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介入媒體操作，市場反應 成為規訓新聞價值的手段。又因此世代工作者之工作權與勞動競爭險峻且激烈，
媒體環境的徭化也讓記者的工作尊嚴盡失，使該世代記者失去信心常找不到工作 動力，無法樂觀面對未來（以上描繪均出自林富美，2006）。
另一篇描繪新聞工作者世代差異的研究（政治生態變遷下的國會記者世代差 異素描，林祺宏，2006）則以國會記者為研究對象，指出不同世代的政治生態環 境與工作樣貌對國會記者新聞價值觀的影響。該文使用與林富美（2006）相同的 世代分類方式，將四個討論的世代名之以「傳統世代」（出生於 1949 年以前）、
「政治革新世代」（出生於 1950-1965 年間）、「解嚴世代」（出生於 1966-1976 年間）與「新世代」（出生於 1976 後）。
該文指出，「傳統世代」記者因受戒嚴時期政治力量影響，採訪風格中規中 矩；政治束縛減弱後的「政治革新世代」擁有較多新聞主控權，得以藉此衝撞傳 統體制；「解嚴世代」則在社會推動國會改革的同時面臨媒體商業化後的徭質環 境，使其從體制的改革者轉而成為現實環境的妥協者；「新世代」的新聞工作者 從未經歷過往政治改革陣痛，新聞價值觀異於以往展現強烈自我風格。
整體而言，國會、媒體及政治環境的改變過程導致國會記者專業傳承消失、
專業能力減弱、傳遞訊息功能降低、新聞報導淺碟化。政商力量介入與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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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與實作 1980～2005》中則以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場域概念分析 1980 年至 2005 年台灣新聞報業環境中，政治新聞記者對新聞工作及自我身分的理解與轉變。黃 順星（2008）認為，場域分析能清楚指出新聞場域受制於社會空間的事實並賦予 場域中行動者能動性。由於認為行動者會因進入新聞場域的時間不同而存世代差異，故不同於前述 研究以出生時間為世代分類基準，黃順星依新聞記者的工作時期區分為 1980 年 代、1990 年代及 2000-2005 年三個世代。在其研究對象中，每個世代新聞工作者 橫跨的出生時間大於十年，不同世代之間亦有重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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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台灣新聞場域結構自政治權力轉到經濟壓力、從侍從報業轉到市場競爭 的自由報業體制後，新聞工作者日益受限於聘僱組織與媒介邏輯，報社也已無力 擔保其工作穩定。使年輕一代記者不能也不再視新聞工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實踐 或文人志業，反成為追逐名聲、累積自我文化資本的捷徑（黃順星，2008）。
二、世代研究的侷限
上述世代研究以歷時性觀點指出，各世代新聞工作者在不同時期之社會及媒 體環境下的工作認知與實踐。然而，世代研究有其侷限，且世代比較也多隱含其 他世代對新世代於新聞呈現、新聞價值及組織忠誠等面向的批評，未能深入探究 新世代記者自身觀點。故本研究將不延續世代研究的分類方式定義新一代記者，
以更貼近理解其對新聞工作與記者角色之認知。
由圖 1-1 可知，在林富美（2006）、林祺宏（2006）與黃順星（2008）的研 究中，「世代」分別指向二種相異的概念，影響其對世代記者的描繪。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9 傳統世代
嬰兒潮世代 新人類世代
新新人類世代 本文研究對象
80’s 90’s 出生時間
開始新聞工作時間 從事新聞工作
圖 1-1 新聞工作者與世代研究（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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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出生年份為基礎的世代研究（林富美，2006；林祺宏，2006）視個 人成長背景為重要影響因素。但研究分析卻顯示，相較於成長背景，新聞工作者 進入新聞領域時的媒體環境（如：戒嚴、解嚴、報禁解除等狀況）更深切地影響 其對新聞工作的理解與實踐。當每個世代的出生年份橫跨十至十五年，同一世代 者可能因進入產業的時間點不同（參考圖 1-1 灰色區塊，如嬰兒潮世代可能於
1975 年至 1990 年開始新聞工作）而對新聞產業有不同理解時，是否仍適合依分 類方式描繪世代記者的共同樣貌並與其他世代比較猶待深入討論。
其次，在以記者工作年代分類的世代研究中（黃順星，2008），儘管鎖定了 某一特定時期的媒體境況，但在該時期工作的記者進入新聞工作的時間區間卻涵 蓋廣泛（參考註腳 5 與圖 1-1），使該研究分析時常需提及受訪者開始新聞工作 的時間點或出生年代以凸顯差異，較難準確描繪特定世代的記者樣貌。
其次，在以記者工作年代分類的世代研究中（黃順星，2008），儘管鎖定了 某一特定時期的媒體境況，但在該時期工作的記者進入新聞工作的時間區間卻涵 蓋廣泛（參考註腳 5 與圖 1-1），使該研究分析時常需提及受訪者開始新聞工作 的時間點或出生年代以凸顯差異，較難準確描繪特定世代的記者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