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日治時期社會文化轉型與陳家的肆應
第二節 新式教育的重視
第二節 新式教育的重視
傳統中國，教育成就與個人和家族地位高低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擁有科舉功 名固然是成為官員士紳的主要憑藉，而教育是科舉應付之基礎。士紳家庭為維護 其特權和地位也必須重視子弟的教育，地主或商人積聚相當的財富之後，莫不鼓 勵子弟向學應試，以求提升其身分和地位。連下階層人士亦具有能追求科舉功名 及重視教育的社會價值。393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建立現代西式新教育制度，打 破傳統科舉制度的窠臼，開啟台灣教育史的新紀元。而中港陳氏，自陳朝合來台 發跡之後，即非常注重教育。陳家具重視子弟教育的傳統，而又敏於應變，即使 在面對日治時期的新式教育體制，仍能適應良好，這也是陳家在日治時期仍能維 持在中港地區首屈一指的地方望族之地位的主要原因。
一、中港陳家的教育觀
本文在前面的章節中提到，中港陳氏之開台祖朝合出生於福建泉州地區，當 時陳家的社會地位屬於平民階層，生活上三餐都已不繼，家族人口當中自無多餘 之財力與人力去培養專業讀書人以參加科舉考試，後來與郭媽即是因為生活瑣事 費用爭吵後才會導致郭媽自殺，在郭家的追殺下，朝合最後才會逃命來台，所以 和一般家族一樣，中港陳氏來台最初是非常窮困的。但是其家族在以前並非一直 位居社會下層，其實在宋代，陳家曾經地位顯赫，有多位族人皆擔任政府要職，
後因改朝換代及社會動盪不安而家道中落。
中港陳家在台灣的教育發展上有兩位關鍵性的人物，第一位就是陳家的開台 祖陳朝合，他歷經中港陳家從發跡致富後又躍升為社會上的士紳階級，在一夜致 富後，很快的進入政治、教育的發展領域，讓陳家在清領時期的台灣迅速坐穩地 方上的領導位置。
朝合最初來台時連船費都需要透過賣子才能償還，但是他卻能在一夕之間致 富之後，一方面買田開墾並建家厝；一方面面對突如其來的財富，朝合並沒有因 此坐吃山空，反而力求上進，培養子孫接受教育，讀書應試，希望能獲取科舉功
393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 96。
世變與家道－台灣中港陳汝厚家族的發展（1746~1945）
名任官發財，以提升家族地位。
中港陳家到來台第三代伯樹之子陳錫疇時，已經由科舉考試取得了「秀才」
資格。雖然秀才在科舉功名的等級上是位居最下，並非是很高的資歷，但是自此 可見，陳家在當時文風不盛的白沙墩地區，應屬特別重視教育之家族。中港陳氏 到了來台的第四世、第五世當中，家勢丕振，地位更加尊祟，有經由科舉考試而 取得功名者，也有經由捐納而為官者，更因有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而取得榮銜，本 文在前面的第三章第二節當中皆已敘及，例如陳緝熙為「恩貢」、陳紹熙為「附 貢生」、汝厚則為監生並報捐州同，緝熙和紹熙並因參與平定戴潮春抗清事件，
而分別獲得清廷賞賜。由此可見中港陳氏家族積極透過教育子孫參加科舉考試，
亦同時經由捐納、軍功等方式來提升家族社會政治地位，並且擴大其家族影響力。
到了第六世時適逢日軍領台之際，因此在這一代族人面臨早年勤學漢學以備 科舉應試，而後卻遭逢日本領台一切落空的窘境。隨著殖民統治體制逐步建立，
結束了士紳在清代所享有的特權和地位，士紳的社會影響力和功能也日漸消蝕，
地方望族和社會菁英面臨地位中落的危機。台灣當時即有許多的家族成員就是因 為政權更迭，科舉廢除，舊有的升遷制度改變下選擇內渡。394面對此一家族危急 存亡之際，幸好陳家有個關鍵人物陳汝厚，他在面臨政權更迭之際選擇和日本當 局合作，而在教育方面，在不放棄教導子孫漢學下，又將接受新式教育置於最優 先的地位。
汝厚本身是捐監生出身，他身負陳家重責大任，面臨了政治、經濟、社會和 教育的大改變，但其所表現出來的適應能力比大部份其他地方望族較佳也較快 速。這使中港陳家在進入日治時期之後，家族的社會地位和地方領導地位不但不 因改朝換代而中衰，反而更掀起另一波高峰。
在教育上，陳汝厚為了能夠守住祖先創立的家業，同時也為了讓自已在清朝 時期所建立下來的基礎不致白費，但汝厚在當時已有一定的歲數，傳承是相當重 要的，汝厚選擇積極督促子孫接受日式教育，同時也是新式教育，這樣子的迅速 轉變實屬不易，很多台灣地方望族在面臨這種轉變時，往往因為無法接受或是適 應不良，致使家族的發展也就此中衰。當時，陳汝厚所面對的改變比傳統上中國 所面臨的改朝換代更難以接受與適應，因為即便中國改朝換代，科舉制度仍為晉
394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 131。
升士紳階層的主要途徑，但是光緒 21年（1895），日本接收台灣之後，在教育上 緊接著帶進來的卻是迥然不同的日式兼西式的新教育制度，此種教育，一方面不 免含有加強日語學習和培養對日本效忠的日本國民教育性質，而另一方面，諸多 教材內容又背離傳統中國學術思想，而以近代西方自然、社會人文之學為中心。
重視子女教育，已是清季台灣社會普遍認為是家族往上層社會流動的捷徑與方 式，汝厚接受的雖是傳統漢文書房教育，但是由於他的觀念跟得上時代的潮流，
因此對於後輩子孫的教育可說是極力支持，甚至對地方教育的提升也是不遺餘 力。
汝厚之子羹梅，出生於光諸 11年（1885），卒於民國 51年（1962），在清朝 之時曾學過漢學，原本是要準備科舉考試，但適逢割台之變，因此在其父親的建 議之下進入國語學校讀書。舉凡日本作為拉攏地方士紳及富豪的政策下所延攬的 任何台籍人才皆需要通曉日語，汝厚及羹梅皆深知此點，祇好積極接受日式教 育，這樣的選擇與轉變在陳家的發展上是相當重要的。爾後陳汝厚幾個兒子也都 接受很高的日治教育，例如：陳調元為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畢業、陳萬揚則留學 日本，於明治大學法學系畢業。由此可看出陳汝厚在新教育的接受上是相當積極 的。
二、中港陳家與新式教育
清朝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傳統私塾或書房，日人稱之為「漢文書房」，其原先 功能是在培養科舉人才，為庶民晉身官紳階層的一個管道，可是到了日治時期，
就不再有實質的意義了。光緒 21年（1895）日本領有台灣以後，殖民政府導入 一套新式的學校體系，在籠絡、改良、打壓等多管齊下的政策下，逐漸取代舊式 的書房教育成為主流，同時也因為通譯人才的急切需要，早於領台第二年，即明 治 29年（1896）3月即公布總督府直轄學校官制（敕令九十四號），設置直轄於 台灣總督府，以官費支辦的國語學校（包括附屬學校）及國語傳習所，395教授台 人日語，以利其殖民統治。明治 31年（1898）7月，進而頒佈「台灣公學校令」，
以地方經費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招收台人子弟，施以日語、道德、
395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2005，頁 26~28。
世變與家道－台灣中港陳汝厚家族的發展（1746~1945）
實學等教育。396
中港公學校即是今日之竹南國民小學，是竹南地區最早的學校，前身是新竹 國語傳習所中港分教場，本文在前一節中港陳家日治時期的社會參與當中提到，
中港陳家對中港公學校的貢獻良多，出錢又出力，而陳家有多位成員即是從中港 公學校畢業的，同時也有許多家族成員學成後任教於中港公學校，諸如：陳調元、
陳薰南、陳永傑、陳里宗等。根據表 5-3 中港公學校學籍中所載陳氏家族之畢業 生一覽表看來，陳家在日治時期從中港公學校畢業的成員相當多。
最初，中港公學校依當時竹南一堡第五至八區一街五○庄為學區招募學生，
當時適逢日本統治之初，一般民眾躊躇不前，經地方士紳，甚至老師個別訪問鼓 勵勸誘叮嚀，第一屆學生有五十五名，但是僅有一位畢業，397這第一屆唯一的畢 業生即是汝厚次子陳調元。他出生於光緒 12年（1886），卒於民國 62年（1973）。 當時的中港公學校還並非在現址，而是在慈裕宮之中。調元畢業後繼續升學，他 進入了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就讀，求學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難，例如：有一 回羹梅因家中事務太多而忙不過來，同時再加上父親生病需要人照顧，於是寫了 一封家書給調元，希望其能夠放棄學業回來幫忙，調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請假回 來照顧生病的父親，等到年邁的父親病逝時，才又回到學校完成學業，由此可知 調元對教育的重視。
第二屆屬中港陳家的畢業生是陳萬揚，他是汝厚的五子，由於上頭有二位哥 哥，調元及羹梅負責處理家中大小事務，因此可以專心讀書。萬揚更是竹南地區 留學日本的第一人，他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法學系。由於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教育 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也缺乏充分且公平的教育機會，加上時代潮流之刺激，故 日治時期留學教育呈現日漸蓬勃之勢，非但足以補台灣教育之不足，其中受過高 等教育的留學生日後更是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成員。398同時因為留學生所需
第二屆屬中港陳家的畢業生是陳萬揚，他是汝厚的五子，由於上頭有二位哥 哥，調元及羹梅負責處理家中大小事務，因此可以專心讀書。萬揚更是竹南地區 留學日本的第一人，他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法學系。由於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教育 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也缺乏充分且公平的教育機會，加上時代潮流之刺激，故 日治時期留學教育呈現日漸蓬勃之勢，非但足以補台灣教育之不足，其中受過高 等教育的留學生日後更是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成員。398同時因為留學生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