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現況與福利服務需求

雖然政府鼓勵經濟與專業技術移民移入，可是我國移民仍是以藍領或低下 階層的男性，透過婚姻仲介尋求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國家配偶的跨國婚姻移民為主。

跨國婚姻關係在臺灣的普遍性，部分原因是因為少數藍領與低下階層男性在臺灣 婚姻市場的不利地位之外，另外也導因於婚姻仲介的說服，強調臺灣和中國與東 南亞國家文化具有相近性，使得許多男性低估自己和新移民配偶之間的文化和生 活經驗的差異，導致的生活與婚姻調適成本（沈倖如、王宏仁，2003；夏曉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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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蔡明璋、曾瑞玲、潘淑滿、廖培珊、汪淑娟，2007；蕭昭娟，2000）。 跨國婚姻移民發展趨勢，不僅凸顯我國人口與家庭結構的變遷，也隱含我 國社會福利未來發展方向。彙整國內相關研究資料與實務工作提供服務之經驗，

歸納出新移民及其家庭發展之現況與福利服務需求。

一、生活適應之現況與福利服務需求

語言不僅在文化內涵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是人際溝通與互動重要媒介。

大多數東南亞籍新移民移居臺灣初期，都會面臨語言而產生的人際隔閡、日常生 活受到限制與社會孤立現象（潘淑滿，2004b）。雖然中國新移民比較少經驗到語 言隔閡，對臺灣使用繁體字也慢慢能適應，但是中南部居民較習慣使用台語，也 會導致溝通方面的困難。雖然使用普通話，可是各地口音不同、加上兩國生活經 驗不同，導致日常生活語彙使用上的差異，也會產生人際互動與溝通的困擾 （韓 嘉玲，2003；潘淑滿、陳冠伶、王詩涵、曾淑欣、張凱婷，2010）。

除了語言導致人際溝通的困擾外，新移民日常生活中最常面臨的是生活適 應的困難（潘淑滿、劉曉春，2010）。語言溝通困擾可以藉著中文學習與居住時 間而改善，因生活型態、飲食習慣、風土民情、價值觀念或宗教信仰差異，形成 人際互動與生活適應的困擾，卻很難改善（張鈿富，2006）。

許多人對東南亞存有迷思，以為同在亞洲區域，除了語言之外，飲食習慣、

宗教信仰、性別與家庭制度都應有高度相似性。其實東南亞國家，無論是宗教信 仰、家庭制度、政治體制或經濟發展條件，都極為不同。在政治體制方面，越南 與柬埔寨是共產獨裁國家，人民無論是言論或宗教信仰，都受到相當大箝制與管 控；菲律賓、印尼與泰國民主化程度不算高，但屬於民主政治體制國家。在家庭 制度方面，泰國與柬埔寨是母系社會，婚姻關係是男方嫁入女方、而不是女方嫁 入男方，父母與女兒同住，因此沒有婆媳紛爭，不重視長男傳承價值，父母通常 是由子女共同照顧。在宗教信仰方面，菲律賓以天主教為主、泰國信奉佛教、印 尼是伊斯蘭教、而越南則是以佛教為主。在節慶方面，越南受漢文化影響，和多

數華人社會（如臺灣、香港和中國）一樣，「新年」是以農曆春節為主；印尼則

以回曆九月為齋月（大約是公元的八月到九月），慶祝新年前一個月為齋月，在

齋月期間從日出後到日落前都不得進食，違反教規將會受到嚴厲懲罰。在飲食方 面，東南亞大都手食，這些國家地屬亞熱帶氣候，在烹調方面重視酸甜辣口味，

而臺灣的烹調則較油膩與重鹹。印尼屬於伊斯蘭社會，不允許公開販售酒精，日 常生活中也禁止飲酒行為（潘淑滿等人，2010；鍾鳳嬌、趙善如、王淑清、吳雅 玲，2010）。

在潘淑滿等人（2010）的田野訪談中，許多東南亞新移民表示，在進入臺 灣社會後日常生活中最難適應的是飲食習慣，這對許多臺灣人引以為豪的臺灣美 食，卻是難以理解。林開忠（2006）認為食物和語言一樣，都是新移民展現「文 化邊界」的標誌，新移民可以透過飲食維持族群認同。王志弘（2006）也認為濃 厚家鄉味食物與佈置風格，其實都是新移民透過飲食消費的符碼，達到族裔認同 的身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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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新移民與臺灣同文同種，不表示移居臺灣後就沒有生活適應困擾。

在政治體制方面，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專制，與臺灣言論自由及政黨百花齊放明 顯有別。婦女解放運動後，女性與男性一樣都參與勞動市場與公共事務，使得兩 性關係較為平權，但是儒家文化強調「長幼有序」、「內外有別」和「重男輕女」

等父權意識，仍深入日常生活與家庭關係（韓嘉玲，2003）。1960 年代中期以後，

10 年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興起的「破四舊」運動，不僅將漢字由繁體改 為簡體，傳統宗教信仰也遭受共產黨箝制，與臺灣宗教信仰世俗化發展趨勢有很 大不同。

從訪談臺灣的中國新移民婦女之田野經驗，韓嘉玲（2003）歸納中國新移民 在臺灣生活適應的困境，主要是缺乏支持系統與家屬支援。臺灣社會普遍瀰漫對 中國新移民的刻板印象與偏見，習慣以「大陸妹」稱呼中國新移民，而「大陸妹」

一詞卻隱含著這些中國新移民是「為了錢」與「愛慕虛榮」，才會與臺灣男性結

婚的污名。在歧視社會氛圍下，中國新移民來到臺灣後很難有自己的朋友，除了 配偶的親戚與朋友之外，幾乎沒有朋友，也很少參與社區與社會活動。

當新移民移居臺灣初期，努力學習本地語言（國語、台語或客語），並積極

融入主流社會之際，經常因為與夫家家人生活習慣與文化的差異，或夫家家人對 新移民先入為主偏見而產生誤解。許多新移民配偶與其家人要求新移民學習融入 臺灣社會，卻拒絕暸解或認識新移民的文化與生活，甚至否定新移民原生國文化 價值（蔡明璋等人，2007）。

二、離婚與單親家庭之現況與福利服務需求

由於跨國婚姻關係具有濃厚的商品化色彩，導致婚姻關係存在不信任。許多 新移民配偶的家庭是三代同堂或（未婚）姑叔同住的大家庭，這類型家庭家長權 威高揚，且大都以男性為中心的價值思維。在日常生活中，新移民不僅需負責大 部分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行動與人際關係也受到家庭成員嚴厲監督（許雅惠，

2004；游美貴，2009；劉珠利，2004；Pan, Lin and Yang, 2010b）。

由於婚前欠缺認識與戀愛基礎，使得原本不太穩定的婚姻關係，在面對不友 善社會環境與缺乏社會支持下，加上雙方對婚姻期待、價值觀與生活經驗的落差，

很容易產生溝通不良進而演變成婚姻衝突 （夏曉鵑，2001；葉郁菁，2007；彭 德富，2007；蕭昭娟，2000）。近年來，我國離婚率逐年攀升，跨國婚姻的離婚 率明顯高於本國籍離婚率。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2009），離婚率已 從 1990 年 1.36‰攀升到 2009 年 2.4‰。在 2008 年，每七對結婚新人中就有一對

（14.64%）是跨國婚姻；離婚對偶中，每五對就有一對（20%）是跨國婚姻。

高離婚率意味著單親家庭比率可能增加，而新移民單親家庭比例提升，有部 分原因是因為喪偶。新移民嫁到臺灣後，因時空距離而與原生家庭逐漸疏遠，一 方面缺乏非正式支持與資源協助，另一方面主客觀限制導致大多數新移民只能從 事低薪資、高密度勞動或多重兼職工作，當新移民成為單親家庭後，很容易面臨 經濟困境。對於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新移民，更因為沒有身分證而無法獨立 戶籍，導致無法申請中低收補助；雖然可以申請單親家庭之子女生活補助，但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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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額有限。

日常生活中新移民單親家庭，除了需面對經濟安全議題，也需面對子女照顧 的壓力，如何兼顧照顧與工作成為重要課題（Pan, Lin and Yang, 2010b）。部分喪 偶新移民，考量租屋費用負擔與子女照顧需要而選擇與夫家家人同住，有些則是 選擇離開夫家在外租屋獨立生活。相較之下，喪偶新移民比較能獲得夫家家人提

供子女照顧、家務勞動或經濟方面等協助（如長輩協助子女上下學接送），若因

家庭暴力或個性不合導致離婚，則很難獲得夫家家人的協助。有些單親新移民家 庭會發展出相互支持系統，日常生活中相互扶持；有些會考慮工作時間長、薪資 低、托育費用高，而選擇將學齡前子女送回原生國由娘家家人照顧，等子女進入 國小階段，再接回臺灣同住。高離婚率與高單親家庭之趨勢，將伴隨著我國新移 民發展趨勢而提升，我國家庭與相關福利政策卻缺乏對新移民單親家庭需求的因 應。

三、婚姻與家庭暴力之現況與福利服務需求

並非所有跨國婚姻都無法發展親密關係，從國內外研究報告顯示，透過婚姻 仲介媒合的跨國婚姻，的確存在著較高支配關係與婚姻／家庭暴力風險（王宏仁、

唐文慧，2009；潘淑滿，2004b；謝臥龍、黃志中、吳慈恩，2003；Menjivar and Salcido, 2002; Narayan, 1995）。根據 Narayan（1995）的觀察，跨國婚姻移民女性 之所以比較容易經驗到惡質婚姻關係，主要源自於公民身分的不確定，移民為了 取得移居國永久居留身分，容易落入配偶以暴力操控的暴力循環。潘淑滿（2004b）

的研究也顯示，新移民婦女遭受婚姻與家庭暴力現象，遠比本國籍婦女遭受婚姻 暴力的類型複雜，且受暴程度更為嚴重。

國內外研究資料（潘淑滿，2004b；韓嘉玲，2003；Mills, 1998; Orloff, 2001; Song and Moon, 1998; Wallace, 1999）顯示，女性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在所有家 庭暴力關係類型中，親密暴力約占七成左右，但是女性被害人約占親密暴力中的 八成以上，男性被害人則占不到兩成。本籍婦女親密暴力事件中，主要施暴者為 配偶或同居人，婆媳或妯娌的施暴行為不常見，但是在新移民親密暴力事件中，

其他家庭成員卻經常是暴力導火線或幫兇。

其他家庭成員卻經常是暴力導火線或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