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與舊之間

嚴格來講，《中國新女界》與留日女界的最終目標並非振興中國女界，而是成 立中國「新」女界。為了深入理解「新」女界的意涵，我們必先掌握「新」與「舊」

兩詞本身在《中國新女界》中到底帶有何種意涵。學者劉人鋒以「改造舊女界，建

287 蘭馨，〈江西派遣官費女留學生〉，《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1 期（1907.2，東京），頁 95。

288 媧魂（燕斌），〈歐美之女子教育〉，《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6 期（1907.7，東京），頁 80。

289 煉石（燕斌）誌，〈請公捐女界（美術工藝珍玩物品）寄贈（上海）中國珍品助賑陳列，所以濟 江北災民啟〉，《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3 期（1907.4，東京），頁 101–102。

290 煉石（燕斌）誌，〈請公捐女界（美術工藝珍玩物品）寄贈（上海）中國珍品助賑陳列，所以濟 江北災民啟〉，《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3 期（1907.4，東京），頁 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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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新女界」的視角為切入點，稍微探討了女界從舊轉新的轉折過程。儘管未定義

「舊女界」的可能意涵，劉人鋒將舊視為「黑暗」，並將新與受新教育權或文明相 結合。²⁹¹由此，新與舊乍看為對立的：新傾向於「開明」、「文明」等觀念；反之，

舊則為「落後」、「惡習」、「非∕半文明」等仍未走向近代的理念。《中國新女 界》所提倡的此對立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著女性作者所欲實現的女權。以纏足 為例，燕斌和其他作者皆視纏足為所謂「惡習」，無論是為國家、社會還是女性自 身權益，她們都主張掃除此「惡習」。²⁹²同此，當時男女兩性知識分子皆視纏足為 某種壓制女性的具體展現，纏足亦逐漸轉成某種國家受壓抑的隱喻。從女權的角度 來看，「天足」亦被視為使女性能夠與男性一樣走向文明並爭取平等的手段之一。

293由此可知，該月刊中關於纏足的論述符合劉人鋒所論的新與舊之間的對立性。

然而，學者張贇在探索女界的定義時指出，女界的論述能使女性作者重新把當 時的情景與女性的過去連結。²⁹⁴筆者認為張贇此一論點仍待更具體的解釋，張贇所 謂「女性的過去」似乎暗示，女性作者將她們的過去重新定義為本文中所談的「黑 暗」世界的共有經驗。但不論如何張贇的論點可謂為一種提示。也就是說，留日女 學生也許重新定義其過去，但並不一定排除、斷絕「非開明」的過去，由此新與舊 兩詞較意味著「偏好」（preference）。意思就是說，於當時「文明之競爭」的話語 下，新觀念指的是任何使某人、某群（界）、某國、某族等能夠走向近代性之物、

概念或主義。因此，只要某個舊的概念能幫助它的應用者進入文明行列之中，此

「舊」便不一定要被排除，而且亦可納入「新」的類別之中。簡單來講，知識分子 藉由「選擇性」來有意無意地「決定」哪些過去中的元素仍然有利於他（她）們走 向近代。

291 劉人鋒，〈改造舊女界建設新女界——《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婦女解放思想探析〉，頁 9–10。

292 參見煉石（燕斌），〈女界與國家之關係〉，《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2 期（1907.3，東京），頁 1–4；陳籙，〈論中國大恥之一班〉，《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4 期（1907.5，東京），頁 13–16；

〈直隸創辦天足會演說〉（錄來件），《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4 期（1907.5，東京），頁 29–40。

293 Judge, “Reforming the Feminine: 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 158–179.

294 Zhang, “Nationalism and Beyond: Writings on Nüji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endere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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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新女界之形構可謂此處的「偏好」概念。換言之，（新）女界在提 倡女權中，並未排除舊社會、文化、歷史中的女界共有經驗，而且重新定義並挪用 舊來表達其欲望。例如，當時中國婦人會的章程中陳列了該會成員的義務，其中第 四條為「敬愛同體」，也說明本會成員不能遺忘「其他女界」且必須扶持之，也就 是含納了未受新教育的「舊社會婦女」。²⁹⁵但問題便在於，想要成立新女界的留日 女學生欲維持何種舊社會婦女中的特徵或者經驗呢？筆者以下將要從《中國新女界》

全刊來探析新女界，以及其中的女性作者「決定」如何依賴其過去的母親、教育者 之身分來走向文明，即為她們如何運用中國女性在過去中的本質角色與身分來實現 女權。

成立新女界的手段由新與舊兩種元素構成。筆者在本章中已探討留日女學生藉 由「文化鏡像」的觀察視國外為模範，亦想要把西洋各國與日本的思想輸入中國。

顯而易見，所謂「新」指的此思想。然而，燕斌的意思並非與西洋亦步亦趨，而是 保有中國本色，可謂某種「非」國外的本土女權主義。例如，燕斌表述：「今欲推 翻已往之腐敗社會……宜就中國歷史上之性質，所以妨害於女權之故，精研而深究 之論歐美之事實斟酌損益，以定吾中國提倡女權之方針」。²⁹⁶換言之，女性作者須 先挑選某些適合應用於中國的西洋思想元素。其原因有二：其一，燕斌在某種程度 上懷疑西洋思想是否有助於實行女權。以日本為例，本文已談到對燕斌而言，她仍 感受到日本女性「仍尚服從主義」。²⁹⁷更有趣的是，燕斌亦認為歐美女（界）性仍 未完全享有權利，她寫到：「況且歐美女界，其發達的程度，還不算十分高尚。所 享受的權利，還不算十分滿足，缺點上是很多呀！」²⁹⁸但可惜的是，燕斌所陳述的

「不算十分滿足」還有待更具體的解釋，筆者暫時無法從《中國新女界》中推測燕 斌所指涉的到底是何種面向。

295 〈中國婦人會章程〉，《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3 期（1907.4，東京），頁 109。亦可參見夏曉虹，

《晚清文人婦女觀》，頁 48。

296 煉石（燕斌），〈女權平議〉，《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1 期（1907.2，東京），頁 2。

297 參見本章第一節，頁 74–75。

298 煉石（燕斌），〈本報五大主義演說〉，《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2 期（1907.3，東京），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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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第二原因是，燕斌亦懷疑西洋思想能否實行中國本土的女權。例如，

燕斌於〈本報五大主義演說〉中指出，歐美女界與中國女界患有的症狀並非相同，

因此治療的方法也不一樣：

若說發明出來的學說，必是歐美女界，已經說過的。那可未必盡然，從來發 明學說，與醫生下藥一樣，病症不同，自然藥味也不同，即如中國女界向來 纏腳，難道歐美女界，也曾勸過放腳麽。其他習慣上，種種不同，如盡以歐 美的學說，抄襲來用，是不能切題的，所以必定要自己去發明纔好。²⁹⁹ 儘管燕斌僅以纏足舉例說明，但由以上可知，她明白中國女性在社會、文化、歷史 上有其特質，亦可謂中國女界的想像共有經驗與歐美不同，甚至各國女界淪於「黑 暗」處境之緣故也並非劃一。如此，燕斌呼籲女性作者「自己去發明」進而創設自 己的本土女權主義。此處所謂本土本色無疑地環繞著「風俗」，如燕斌寫到：「但 是有一般人說，我們中國人，何必學外國的風俗呢？這話可有些錯了，我們並不去 學他的風俗，乃是要學他的學問。」³⁰⁰

從《中國新女界》全刊來看，女性的母親本質角色——尤其是母教或家族中的 教育者之身分——正是燕斌提示的「風俗」。母教在該月刊中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

作者懺碧甚至企圖反駁女性低於男性的概念，而認為「女子之優於男子，其證有 三」，當中一項是「生殖者天然之大事業」。³⁰¹首先，作者劒雲在探討家政學時強 調母教在古代的重要性，表示無論是「大聖大賢」還是一般人「都是由家庭教育養 出來」。³⁰²由此，《中國新女界》將女性的母親身分與「舊社會婦女」做連結。不 過，母教在當時國族語境下，是作為國家盛行之一種手段，也就是所謂的「國民之 母」。如作者木蘭同鄉於〈恭賀新年〉中闡明女性（母親）、中國盛衰以及種族強 弱之間的關係：

299 煉石（燕斌），〈本報五大主義演說〉，《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2 期（1907.3，東京），頁 17。

300 煉石（燕斌），〈本報五大主義演說〉，《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3 期（1907.4，東京），頁 15–

16。

301 懺碧〈婦人問題之古來觀念及最近學說〉，《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6 期（1907.7，東京），頁 9、

12。

302 劒雲，〈家政學講義〉，《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4 期（1907.5，東京），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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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國民教育就先要講家庭教育，講家庭教育就先講女子教育。這叫作基礎之 基礎，根本之根本……咳，可憐我的姐妹們……卻是成了癱瘓了，肉也纏乾 了，骨也纏斷了……中國的女子們，就算是落在地獄了。要講起來種族的關 係，這也就是中國亡種滅族，大大的原因，就一個社會內看，父母身體長大，

兒母[女]身體也長大，父母身體矮小，兒母[女]身體矮小。這是百不差一的，

學說上的名詞，叫做血統遺傳性。³⁰³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孫清如在〈論女學〉中，以歷史女性如周太任、孟母、呂公 著夫人等為例，說明「國民之母」對於國家的義務：

一女不學，則一家之母無教；一家之母無教，則一家之子失教；積人成家，

積家成國；有學無學，受教失教，優劣相形，勝敗立判矣……今我同胞故納 吾種族而躋於優勝不敗之地，以與歐美民族者相頡頏而超越之，則惟興吾女 學，以端天下之母範，其庶有濟乎予日望之矣。³⁰⁴

孫清如將這些歷史上的中國女性納入文明思想中，換言之，她應用某種舊——歷史 人物——於當時近代話語下表達新——文明競爭中的「勝敗立判」。夏曉虹在探討 當時國民之母的國族傾向中，表述「『國民之母』的神話力量，首先來自其為母親 的生育能力」，進而強調「『國民之母』之有無上力量，又源自其在家庭中的教育 職責」。³⁰⁵顯而易見，母教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著本文文獻回顧談的「對於國家的 義務」，亦意味著中國女性的本質角色。

然而，《中國新女界》並非僅將母教或傳統女性角色局限於國家主義的「救國」

目標或者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角色上，而亦強調女性因其母親身分及母親性格而十分 適合擔任教員。³⁰⁶依照筆者在第三章中顯示，該月刊將教育職視為「精神教育」之

303 木蘭同鄉，〈恭賀新年〉，《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2 期（1907.3，東京），頁 30–33。關於「國 民之母」，亦可參見煉石（燕斌），〈女界與國家之關係〉，《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2 期（1907.3，

303 木蘭同鄉，〈恭賀新年〉，《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2 期（1907.3，東京），頁 30–33。關於「國 民之母」，亦可參見煉石（燕斌），〈女界與國家之關係〉，《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2 期（19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