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者們希望在這些外國書寫中得到什麼經驗。以及考察當時國際的 大事件，如何影響當時人們的外國書寫。最後，從中了解民初中國的 外國書寫所反映的時代意義和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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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活》週刊的發行與編輯
《生活》週刊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機關刊物，1925 年於上海創 刊，並在短短八年內成為上海地區銷售量首屈一指的刊物。刊物內容 與當時人民生活和社會狀況互有關聯，又與國際形勢互相連動，文章 與時俱進、題材多元，廣受讀者喜愛。1925 年到 1933 年，八年期間，
《生活》週刊從機關刊物變成城市通俗刊物，再發展成為時政新聞週 刊，如此變化非一蹴可成。本章首先就《生活》週刊的創刊背景、經 過和內容作一探討，了解《生活》週刊與當時社會的關係；其次針對 週刊中的外國書寫文章，進行分類與分析。
第一節 《生活》週刊的創刊與發行
《生活》週刊是由中華職業教育社主席黃炎培在 1925 年 10 月 11 日於上海所創辦。50因此要了解《生活》週刊，必須先從中華職業教 育社談起。
一、黃炎培與中華職業教育社
黃炎培（1878–1965），字任之，號楚南，別號抱一，出生於江蘇 省川沙縣城關鎮。早年求學於南洋公學，深受師長蔡元培的影響，立 志考科舉且在短時間內中舉。隨後南洋公學因發生學潮而被解散，黃 炎培回鄉並遵照蔡元培的教誨辦學，將川沙縣唯一的「觀瀾書院」改 為「川沙小學堂」。除此之外，黃炎培還創辦「開群女學」，以供女子 求學。51
50 黃嘉樹，《中華職業教育社史稿》（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頁 79。
51 張啟鳳，〈黃炎培—中國職業教育之先驅〉（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0）， 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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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畢業於上海中華職業學校，1926 年承辦《生活》週刊，1932 年創辦生活書 店。張文彥，〈論徐伯昕與鄒韜奮出版事業的合璧——以徐伯昕為中心〉，《河南大 學學報》，第 3 期（開封市，2018.5），頁 149-156。
65 趙文，《《生活》週刊（1925-1933）與城市平民文化》，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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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生活》週刊的創刊目標：「專門宣傳職業教育及職業指導的消息 和簡要言論。」66由此可見，《生活》週刊的創立是為了解決人們生活 上所遇見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以職業為主。
創刊之後，中華職業教育社在《申報》上刊登廣告進行宣傳：
生活其主旨重在研究社會生活及經濟，以見職業敎育之需要，
並爲設施之根據。其次注意指導靑年預備選擇，並從事職業之 塗徑，而以各地職業敎育消息、社中進行狀况及職業介紹消息 附於其後。67
在此之後，中華職業教育社也在《教育與職業》內刊登文章來替《生 活》週刊打廣告：
本社輯行生活週刊，已屆八期，深受讀者稱許。調查讀者職業，
則以學校學生及店家學徒為多。現每期已可銷五千份。68 可見中華職業教育社對《生活》週刊的重視。不過，《生活》週刊剛 出刊時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並不大，因《生活》週刊一開始只是一份指 導職業教育的機關刊物，大部分的刊物都送給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職員 和相關的教育機關，銷售量不大。69不久後，王志莘在《生活》週刊 第一卷出版完後，因擔任工商銀行儲蓄部的主任，辭掉《生活》週刊 主編的工作，其工作由編輯股主任鄒韜奮自第二卷第一期接手。70
三、鄒韜奮與《生活》週刊
鄒韜奮（1895–1944），原名鄒恩潤71，出生於福建省永安縣，生
66 抱一，〈創刊詞〉，《生活》週刊，1：1(上海，1925)，頁 1。
67 〈生活週刊已出版〉，《申報》（上海），1925 年 10 月 13 日，7 版。
68 〈出版〉，《教育與職業》，第 71 期（上海，1926），頁 53。
69 黃偉迪、鮑仕蓮，〈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看鄒韜奮及《生活》週刊〉，《新聞世界》，
第 5 期（合肥市，2011.5）頁 134。
70 生活書店史稿編輯委員會，《生活書店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5），頁 6。
71 鄒韜奮為筆名。鄒韜奮最早發表的文章為在《星期》上的〈生育與食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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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鄒韜奮在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認真及努力，使得他能在職業教 育這一領域大展抱負。
鄒韜奮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初期，短短 3、4 年有許多成果，
大多有賴於黃炎培的經驗與指導。例如鄒韜奮編譯《職業智能測驗法》
時，一開始因缺少翻譯經驗，內容頗為生硬。黃炎培囑其翻譯不要忘 記對象是中國大眾，必須要照顧到大眾的理解能力及需要。這提醒讓 之後鄒韜奮在翻譯文章或辦刊物時，時時刻刻都能注意到大眾的理解 能力和需求，對之後《生活》週刊的文章具有莫大的影響。76
1925 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生活》週刊，鄒韜奮開始為《生 活》週刊撰稿；1926 年主編王志莘辭職，鄒韜奮接任主編；1927 年，
鄒韜奮還接下《時事新報》的秘書主任，這職務讓鄒韜奮有機會進一 步接觸新聞界，培養了獨到的眼光。77
在《時事新報》工作時，鄒韜奮與新聞界前輩陳布雷、潘公弼一 同共事，讓他獲益不淺。關於潘公弼，鄒韜奮曾說：
我在人生觀方面，政治的和社會的思想方面，雖和潘先生的未 必相同，但是我對於他的辦事的經驗，處理問題時的鎮定安 詳，對人接物的洽當，都應該表示我的敬意。78
或許是這些工作經驗，讓鄒韜奮在《生活》週刊上的言論，更有自己 的一套獨特看法。
《生活》週刊在最初時只是一張四開的小型刊物，每期約只印 2800 份。第一卷時主題大多在談平民生活狀況、風俗習慣和學徒生 活，至於職業教育的文章則因為稿件的不足而使得篇幅不多。在當 時，《生活》週刊印的數量少，大部份刊物都是贈送給別人閱讀，銷
76 方全林主編、陳揮著，《鄒韜奮：大眾文化先驅》，頁 33。
77 穆欣，《鄒韜奮》，頁 40。
78 方全林主編、陳揮著，《鄒韜奮：大眾文化先驅》，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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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狀況並不理想79，但中華職業教育社仍是想辦法提高其曝光度，
如在該社其他刊物替《生活》週刊打廣告，以期該週刊可以引起更多 人注意。鄒韜奮從 1926 年 10 月接手《生活》週刊主編後，便面臨了 週刊內容單調，進不了市場的問題。因此，鄒韜奮除了維持刊載「職 業修養」、「職業生活」等文章外，還陸陸續續增加了「讀者信箱」、「長 篇小說」、「小言論」等。甚至連照片、插圖、漫畫等素材都使用，讓
《生活》週刊增加了不少趣味。80
鄒韜奮曾說當時的黃炎培對他十分的信任，不干預任何編輯工 作。此外，鄒韜奮自己還取了好幾個筆名，並將不同類別的文章，由 不同的筆名去主筆，將每個筆名養成一個獨自的性格，來增加週刊內 文章的豐富度。81隨後，《生活》週刊因內容有了轉變，漸注重刊物的 發行、廣告的運作、讀者的回復等，內容還出現許多插畫，使得《生 活》週刊更加活潑，而有了一番新的面貌。
四、《生活》週刊的發行
《生活》週刊從 1925 年發行時，經費大多是依賴中華職業教育社 的補助。中華職業教育社是民間教育團體，經費多由民間捐贈而來。
因此《生活》週刊的資源有限，容易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鄒韜奮曾 說過：
在上海辦報，一般的來說，在報紙本身是要賠錢的，全靠廣告 來彌補。我們的這個小小週刊，幸虧非常節省，勉強支持，但 是要發展卻非另有籌辦方法不可，職教社籌措教育經費已經感 到焦頭爛額，絕對沒有餘力顧到，唯一辦法只有「自力更生」。
79 趙文，《《生活》週刊（1925-1933）與城市平民文化》，頁 34-35。
80 趙文，《《生活》週刊（1925-1933）與城市平民文化》，頁 37-38。
81 這些筆名分別為：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慚虛、秋月、孤峰、落霞、春風、
潤等。方全林主編、陳揮著，《鄒韜奮：大眾文化先驅》，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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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活》週刊的發行方式與策略便顯得異常重要。以下針對《生 活》週刊的發行方式、發行量來做說明。
（一）發行方式
二十世紀初上海的報刊發行，都是透過報販來進行。讀者先向報 販訂閱想要的報刊，再由報販向報館或書店批售。剩下多餘的報刊，
再轉給小報攤去販賣或兜售。83
剛開始的《生活》週刊是一張四開小報，零售每份三分五84，因 為利潤不高，因此許多書店不願意代售。因此只能直接發展郵購訂 戶，直接郵寄，連郵費算入，全年一圓五角；如是國外訂戶，則是全 年一份四圓。85除了直接訂戶外，在上海也會分派給一些報社或報攤 零售，要是賣不掉，可以退貨。
直到第五卷，因《生活》週刊改為十六開本，內容增多，且整體 編排煥然一新，銷路變得更好，開始有書店願意經銷，因此發行方式 開始不同以往。在上海，除了原本的郵購訂戶與報販外，還有許多書 店經銷《生活》週刊。甚至到了 1932 年生活書店成立後，《生活》週 刊可在生活書店中購買到。上海以外的地區，除了郵購的方式以外，
還會有報社到上海批發《生活》週刊，之後再到各地分派給報販零售。
其他如海外讀者，仍是以郵購為主。86海外讀者因郵購通路而增加，
這也使得《生活》週刊內的外國書寫文章變多。
（二）發行量
《生活》週刊的發行量從 1925 年創刊到 1933 年停刊，都一直在
82 鄒韜奮，《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 128。
83 趙文，《《生活》週刊（1925-1933）與城市平民文化》，頁 73。
84 《生活》週刊，1：1(上海，1925)，頁 1。
85 《生活》週刊，1：1(上海，1925)，頁 1。
86 生活書店史稿編輯委員會，《生活書店史稿》，頁 22-23。
28 刊（1925-1933）與城市平民文化》，頁 77-78。
88 穆欣，《鄒韜奮》，頁 7。
89 趙文，〈略論《生活》週刊（1925-1933）的發行工作〉，《科學‧經濟‧社會》，
28：4（蘭州市，2010），頁 163。
90 趙文，《《生活》週刊（1925-1933）與城市平民文化》，頁 79。
91 〈十二萬份〉，《生活》週刊，6：1(上海，1930)，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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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刊的出版量約在十二萬份左右。
第四階段為巔峰期，從 1931 年 9 月，第六卷第 40 期開始，因九 一八事變的爆發，使得許多人民藉由《生活》週刊關注此事件，讓《生 活》週刊開始從「都市通俗文化」雜誌漸漸變成「時政雜誌」。再加 上第六卷第四十二期，因雙十國慶日的關係，附上特刊畫報，但價格 不變，使得銷售量更好。後來，《生活》週刊還在第六卷第五十期時，
附上證明，證明第六卷第 42 期的雙十特刊賣了十五萬五千份。92但從 1932 年 1 月 9 日起。第七卷第 1 期，因鄒韜奮發表了〈我們最近的思
附上證明，證明第六卷第 42 期的雙十特刊賣了十五萬五千份。92但從 1932 年 1 月 9 日起。第七卷第 1 期，因鄒韜奮發表了〈我們最近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