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宜蘭城都市空間的西式改造
第一節 西方城市規劃理念的輾轉入台 一、 歐洲城市的近代化改造運動
三、 日治時期台灣城市的西化改造
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眼見台灣的城市街道狹小陰暗且多曲折，缺乏
80 《日據時期台灣城市計畫範型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城市計畫研 究室，1987 年 9 月。
81 台 灣 三 任 總 督 ； 首 任 樺 山 資 紀 ， 二 任 桂 太 郎 三 ，
任 乃
木 希 ，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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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兵馬 ， 倥 見 識 及
任期的關係，未暇殖民地的建設。
82 關於後藤生平，請參閱鶴見輔祐著《後藤新平傳》，1937，東京。
上下水道設施，霍亂、瘧疾、鼠疫等時常流行。在日人眼中，當時台灣所謂的「支 那式」城鎮是相當污穢的；「 …..充滿污穢惡臭的街道、馬路狹窄且彎曲，交通極 度不便。 …83」、「 … 市區馬路狹窄，排水設備不完備，街道上四處是滯留的污水；
家畜在交道上亂跑，人畜同棲…..84」。加上，入侵者因惡疾而死傷眾多；依西村 睦男對台北市的研究85，從 1925 年到 1934 年間，台北傷寒病患日人有 2,479 人，
本島人 1,154 人；法定傳染病日人有 5,189 人，本島人 1,924 人；日人罹患率為 萬分之 87.7%。而早在 1895 年日軍登台，在台北舉行始政典禮後，一路南下清 剿抗日軍，兵抵彰化便遇瘧疾。一個月之間死於瘧疾者多達 4,642 人，收容在病 院者 26,994 人，整各軍團健康者不到百分之二十。相較之下，日軍為了消滅台 灣人勢力陣亡沙場者才 160 名，負傷者才 500 人。甚至可能為治理台灣人才之一 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亦於同年十月死於瘧疾，可見瘧疾給日本殖民者帶來十分 大的困擾與打擊86。
傳統街道的衛生條件不佳，另一方面亦管制不易，總督政府即以實用主義觀 點全面整頓街道與建築。1896 年聘請英國工程師 Willian K Burton 來台擔任總督 府顧問技師，配合總督府技師濱野彌四郎，進行衛生工程改善。台灣最早公告的 城市計劃是「台中市區改正計劃」（1900，01），其次是「台北城內市區計劃」（1900，
08），兩者皆顯示了以實用功能為考量與支配的市區改正構想。在 1899 年訂定「台 灣下水道規則」之後，1900 年八月總督府公告「台灣家屋建築規則」，其中第四 條明定簷庇步道制度，首次規定道路兩側騎樓設置寬度 12 尺(3.64 米)，因應亞 熱帶氣候特性及不見天之街道傳統。1907 年公告「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
以應付當時鼠疫橫行。
家屋建築規則除了規定擬建造家屋（包括增建、改建） 需申請許可外，第 三條規定；地方長官認為家屋為公益有必要時、有危險之虞時以及對健康有害 時，得命令於一定期限內改修或拆毀。第五條並規定，若被命令者不在期限內履 行，則地方長官可以強制執行，並向該「義務者」徵收費用。施行細則２５條中，
其中有８則與防治鼠疫有直接關係。另外有關廁所、廚房、浴室、排水、防火、
防震、防濕之規定，莫不是從衛生及安全的觀點出發。
日本殖民政府的城市政策，初期以公共衛生及街道改善化整著手。一方面去 除漢人傳統的線性街鎮結構，另一方面引入西式方塊街廓(Urban block)的規劃方 式，模仿歐洲帝國主義流行的輻射式街道系統。日治前期，殖民政府模仿十九繼 中葉之後的歐洲殖民帝國主義，一方面務實與理性主義，整頓測量產業，築道路，
建橫貫公路，開闢林業資源。另一方面要瓦解清朝留下的台灣封建城市象徵，拆
83 請參閱 青島勝三，＜城市計畫 概況及一般調查＞， 《台灣城市計畫講習錄》P.637，
台北，1937。
84 請參閱 （同上註）。
85 請參閱 西村睦男著，余萬居譯，＜台北市地理學研究＞，《思與言》，23（3）：P.32。
86 請參閱 喜安幸夫，《台灣抗日祕史》，台北：武陵，1984。
城牆，建立輻射型道路，並在其結點興建仿西洋古典的機構建築，企圖建立一個 秩序嚴謹的，如歐洲人的殖民帝國主義象徵的權威圖騰。
1898 年拆除台北城牆，開闢為林蔭大道。1905 年公佈「台北市區計劃」，以 圓環設計為交通網的結點，並特意以政府建築或紀念碑塑造地標，強化結點公共 空間的政治意義。譬如總督府(今總統府)面臨東門圓環，台北州廳（今監察院）
及市役所（今行政院）相對於東北角圓環等，皆可以看出當時日本政府多少受到 歐美帝國主義城市規劃的流行手法影響，模仿十九世紀中葉拿破崙第二帝國的城 市計劃家 Haussmann 的巴黎城市規劃。同樣地，在 1911 年公佈「台南市區改正 計劃」，企圖對傳統市街的改造，建設殖民地式的輻射型網路街道，在主要幹道 焦點設計七處，設置地標和重要性公共建築或廣場相對應，以象徵統治權威。1909 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廢除中國傳統農曆改為西曆，更徹底做文化意識型態的改 造87。
一八九八年，後藤前往台灣赴任民政局長，同年六月二十「民政局長」改稱
「民政長官」，一九Ｏ六年四月，總督改由佐久間佐馬太擔任，後藤也在佐久間 總督的手下擔任了半年的時間。但是後藤在八年又八個月的任期中，大部分的時 間都是在兒玉總督手下任職的。由於後藤在任期中有許多業績，所以一般對於這 個時期總是稱為「兒玉88、後藤時代」89。
後藤新平在台灣期間（1896~1906 年），從推行衛生改良一直到整個台灣現 代化的奠基工作，提供日本帝國在台灣的穩固基礎。其在一八九八年七月開始土 地調查事業90公佈「台灣地籍規則」和「土地調查規則」；同年九月創立臨時台灣 土地調查局，自任為局長(由中村是公主持)，並測量全島的土地91。除土地調查 之外，後藤開始建造鐵路、港口等三大事業，為日本資本主義鋪路。
其後為了改善台灣原有的狹小泥濘小路，先是利用投降抗日義民修築道路，
完成統一台灣各地連結網絡，進而加強帝國統治。接著改善原有的鐵路及港灣。
劉銘傳時代，台灣的鐵路由基隆到新竹有一百公里長，港口有安平、高雄、淡水、
基隆四個港口。建造鐵路由一八九九年起一方面改建舊鐵道，同時從新竹以南到 三義(苗栗三義)，南由高雄到斗南段，開始建設南北縱貫鐵路。一九Ｏ五年日俄 戰爭之際，在臨時銜接中間段，一直到一九Ｏ八年才完成，此時後藤已出任滿鐵
87 《日治時代的帝國之夢『台灣建築的烏扥邦』》郭肇立
88 兒玉源太郎（ 1853~1906），於明治維新之後加入新政府軍，薩摩之亂時，任參謀工作，
表現傑出。日俄戰爭時升為少將，在戰爭中遇到後藤新平，兩人相處甚為投緣，此種 關係使他們兩個在台灣共事時，更能密切合作。關於兒玉生平事蹟，詳見森山林次，
《兒玉大將傳》，1908，東京。
89 《台灣總督府》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前衛出版社，台北，1994 年 4 月
90 《後藤新平傳》楊碧川 著 ，克寧出版社， 台北，1994 年 9 月， p.44。
91 《台灣總督府》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前衛出版社，台北，1994 年 4 月，p.93。
總裁。
整備交通之外，身為醫生的後藤相當重視充實衛生制度92。後藤首先大規模 開發下水道，引用高木友枝建立下水道工程，並從台北等大城市做起。各地主要 城市也陸續建立現代化的建築。一九一七年，後藤作為內閣的政治幕僚，引用精 通實務的水野鍊太郎為行政官僚，並大力擴增人員，加薪，加派人員到海外考察 及進修。一九三零年代內務行政的第一線人才，例如後藤文夫、丸山鶴吉、田子 一民等人，都是後藤任內派赴國外留學的精英。一九二Ｏ年實施了地方制度改 正，廢除以前的「廳」而設立「州」，「州」相當日本的「縣」，「州」所包含不到 的地域才設「廳」，「州」、「廳」之下設「街」、「庄」、「州」、「廳」和「街」、「庄」
之間設「郡」。一九三五年實施市制、街庄制改革。
日治初期的日本人多不與當地人聚居而隔離居住在新興區，以基隆、台中、
花蓮、或台北城內和林森北路地區為主。他們仍習慣居住木造日式住宅。這類和 洋風建築也應用到許多公家宿舍或小車站的設計。鐵道部（森山松之助，1919）
為碩果僅存的大型公共建築。宜蘭城的南門附近，也成了日本人隔離本地人居住 的新興地區。
1937 年之後，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台灣進入戰時體制的軍事統治 時期，以意識型態的改造為手段產生了所謂的「皇民化運動」。1939 年歐陸第二 次世界大戰開始，多數台灣寺廟遭受殖民政府整治。為了更進一層意識型態的改 造，皇民化運動興建許多日本式神舍與武德殿如桃園神舍（春田直信，1938）、
台中神舍（1942）、台灣護國神舍（1942）、彰化武德殿（1930）、台南武德殿（1936）、 南投武德殿（1938）等，他們呼應了早期座落台北植物園中的建功神舍（1928）
的殖民正統性。
在主張西化的官員主政之下，台灣的城市也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殖民政 府在各個城市進行在台灣前所未見的市區計畫；將城市周圍廣大的地區納入計畫 範圍，運用格子狀、圓環、放射狀等幾何形式做道路交通規劃。這樣的規劃方式 以及新市區的產生，未經過慎重而嚴謹的評估，事實上，當時也還沒發展出可以 預測城市未來發展的發展方式93。
同樣的手法，於明治二十一年（西元 1888）日本元老院就曾斷然否決了日 本政府所提的「東京市區改正條例」及附帶的「東京市區改正土地建築處分規 則」。其反對的理由有；造成東京與其他地區貧富不均、計畫經費確定便確定徵
92 彷彿是熱帶病毒的溫床，一八九零年代，日本佔領台灣之初，就有四千五百名日本人 感染黑死病；而再一八九五年征服台灣之際，日軍只有戰死二七八人，感染熱帶疫病 毒死亡人數卻遠超過此數。
93 洪傳祥＜巴黎的近代化改造(1853-1870)＞，《建築學報》No.16，p.110 。
收的稅金、不應該只是追求外國人的皮毛，應當先追求知識和經濟上之進步 … 94。 元老會甚至批評此條例為「古今未曾有之惡法」。後來日本政府以敕令強行通過，
但是日本國內對「市區改正」抱持懷疑的態度，認為是奢侈的財政支出。因此，
當台灣大力推進市區改正及市區計畫的同時，日本除了東京之外，所有城市都沒 有準用此條例。
對被殖民者而言，市區改正是粗魯而荒謬的；「 … .拓寬或新建馬路時，常見 私有土地被徵收為道路用地，根本無法使用….此外還有土地本來作為建築用地 很適當，形狀大小均恰當，只因為道路被分為兩片，或被徵收後留下來的地成為 三角地，甚或四分五裂，根本無法做建築地使用，這種事屢見不鮮 … 」95、「在這 動亂的時期，古人所造種種不可能的諺語，看似滑稽、奇怪而欠現實性，可是如 今卻漸漸變成可能的實現。如『有路無厝』，為了市區改正與部落整理，造了漂 亮的馬路，可是擋路的房子被拆毀之後，於今變成有了馬路而沒有房子了！」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