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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景氣指標及不對稱之文獻
有關運用總體經濟變數作為景氣指標，分析酒消費行為的時間序列資 料文獻，如： Ruhm and Black （2002）透過1987年至1999年的時間序列 資料，分析當景氣衰退對酒消費量的影響。其景氣指標選用失業率，實證 結果發現當景氣衰退，對全體酒品市場的消費量會減少。惟該研究再進一 步將酒的消費者區分為輕度飲酒者 （light drinking）及重度飲酒者（heavy drinking）兩者，其結果發現當景氣衰退時，重度飲酒者仍會減少其酒的消 費量，但輕度飲酒者反而會增加其酒的消費量。
Ruhm and Black （2002）推論重度飲酒者會因景氣衰退而使所得減少，
且重度飲酒者對酒的需求量較輕度飲酒者對酒的需求量大，故重度飲酒者 會因所得減少，降低對酒的需求量，使得重度飲酒者對酒品的消費量和景 氣波動呈現正循環;反觀輕度飲酒者，因對酒的消費需求不如重度飲酒者 需求來的多，酒的消費支出也較重度飲酒者少。此外，輕度飲酒者可能因 暫時性娛樂或壓力舒緩的考量，酒的需求量增加的程度大於因所得減少而 降低對酒的需求量，故輕度飲酒者和景氣波動反而呈現逆循環。
Krüger and Svensson（2008）用 1861 年至 2000 年的時間序列資料，並 選用 GDP 成長率當景氣指標，分析當景氣繁榮時對於瑞典酒品的銷售情 況是否有影響。其結果顯示當景氣繁榮時，酒品銷售額及消費支出增加。
上述兩篇文獻是利用總體經濟變數指標當成解釋變數，從景氣繁榮期 或衰退期來觀察酒的消費行為是否呈現正循環或逆循環的趨勢，而未進一 步再比較景氣處於繁榮期和衰退期時，對於酒的消費行為影響幅度是否具 顯著的差異程度。因此本文回顧近年來利用總體經濟變數作為景氣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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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並且同時將景氣繁榮指標和衰退指標當成解釋變數，探討與被解釋 變數之間的關係。
Wu and Cheng （ 2010 ） 是 第 一 篇 利 用 總 體 景 氣 指 標 的 不 對 稱 性
（asymmetric specification）探討死亡率和自殺率的文獻。其樣本使用 1951 年至 2005 年的美國資料，並以失業率當成總體經濟指標，探討總體景氣 波動對於死亡率與自殺率的影響是否具有對稱性。研究結果顯示，總體景 氣對於死亡率的影響具對稱性但對於自殺率的影響具不對稱性，同時當景 氣繁榮時自殺率減少的幅度會大於景氣衰退時自殺率增加的幅度。
趙倚欣（2011）研究台灣家戶捐贈的不對稱行為，並利用平均每人 GDP 年增率做為總體景氣波動指標。其實證結果發現平均每人 GDP 年增率對 家戶捐贈行為影響顯著且具不對稱性。就總體家戶捐贈而言，景氣衰退時，
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的影響效果顯著大於景氣繁榮期，亦即景氣衰退時 家戶捐贈減少的幅度會大於景氣繁榮時家戶捐贈的上漲幅度。此外，若將 家戶依所得分成低、中、高三組，結果顯示不對稱的行為僅發生在中所得 組，景氣衰退期對於捐贈的影響效果則顯著大於景氣繁榮期。
葉佳宜（2013）利用台灣家庭收支資料庫 1979 年至 2011 年的資料，
探討總體景氣指標（GDP）波動對於家戶的消費行為是否具不對稱性。其 研究結果顯示低所得家戶和總全體家戶消費支出和景氣成正向循環，且景 氣繁榮期較衰退期的影響更大，因此景氣波動對於低所得家戶和總全體家 戶的消費支出具不對稱性。
陳英州（2013）利用失業率當景氣指標，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政府支 出的不對稱性。其研究結果顯示，失業率對於政府支出增加幅度沒有不對 稱性的現象。惟該文另外再以總支出項下細分成一般政務支出、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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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輕度飲酒者（light drinking）及重度飲酒者（heavy drinking）兩者，其結果發現當景氣衰退 時，重度飲酒者仍會減少其酒的消費量，但輕度 飲酒者反而會增加其酒的消費量。
Krüger and Svensson（2008） GDP 成長率 景氣繁榮時，酒品的銷售及酒的消費支出增加，
隱含當時瑞典政府並未對酒的銷售進行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