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負面意象被建構成族群的本質、特徵，與原住民族對於傳播媒體
11 引自孫大 川（ 2000）〈文化多元性與原住民生活輔導間的困擾〉，收錄於《夾縫 中的族群建構》，頁 51。台北：聯經。
12 引自謝偉 姝（ 1996）「公共電視原住民記者報導觀點之探究」，頁 13。文化大學 新聞研究所碩論，未出版。
接近使用（access）權力的匱乏有關。原住民族由於長期處在政經結構上 的劣勢地位，社會資源的取得相對困難，因此長期以來無法接近使用媒介，
也被優勢族群與階級排除在媒介系統之外。因此，原住民族需要一個自己 的媒介，對外來表達屬於自己的觀點，對內則凝聚族群共識與認同。「媒介 象徵著一種符號權力，可以控制並賦予族群關係定義，擁有媒介，就是擁 有權力，也就是擁有族群關係的解釋權」（孔文吉 1994）。原住民族傳播劣 勢的情況，直到 1995 年公共電視準備試播「原住民新聞雜誌」而得到轉變 的契機，然而首度將麥克風發言權交還原住民手中的記者培訓初始，卻受 到同是新聞同業陳昭如（1994）〈有麥克風就會有偏見？〉的質疑與挑戰。
陳昭如（1994）的論點來自於「偏見」一定是來自族群「身份」的嗎？
當然她不否認漢人媒體工作者對於原住民議題報導的偏頗，有可能來自於 社會位置或文化背景中大眾媒體所建構形成的「主觀真實」，所產生的文化 偏見。但是，她也質問是不是「只有原住民自己採訪報導的新聞，才是真 正屬於原住民的新聞」？一個完全由原住民自己所編、採、寫的新聞媒體，
是不是就能夠保證它絕對比漢人媒體所做的觀察要真實、正確，也更符合 原住民朋友真正的需要？「偏見」與血統的純度有關嗎？當我們質疑漢人 媒體手上的麥克風，是原漢不對等權力關係的象徵時，那麼，媒體本身性 質的侵略性格，是否換上原住民的手就能夠解決？新聞製作是否落入族群 本位主義？
陳昭如（1994）質疑擔任記者的原住民多半受漢人教育較深，漢化程 度比較高，也可能已經離開部落已久，未必就會比較瞭解部落問題。相對 來說，一個願意真實反應原住民處境、建立在充分信任之上的漢人，不無 可能提供正確觀察。陳昭如的觀點，暗諭著受國民教育是原住民喪失與自 己人民親密關係的禍首，他再也無法理解他們自己人。陳的文章見報之後，
得到了製作人馮賢賢（1994）〈有主見，才能有麥克風〉的反駁，馮賢賢回 應陳昭如的疑點，並提問「受了漢人教育的原住民就不能同時保有自身族
群文化嗎？有族群意識的原住民就必定會從狹隘的本位主義出發來關照一 切嗎」？馮賢賢批評陳擔心原住民擁有麥克風以後會變成解釋的宰制者，
利用媒體發展原住民民族主義，就像是用「本位主義」、、「民族主義」的 大帽子，來質疑一個未出生的嬰兒是否會成為人群敗類，是「用大砲打小 鳥」，並預設只有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才有可能呈現「部落真實」。馮賢賢同 意記者應該努力免除偏見，但是「沒有主見的人，能作記者嗎」？有主見，
未必是偏見，所以馮賢賢指稱，擔心原住民擁有媒體發言權，就很可能會 濫用媒體，就像擔心更多女人參政必會造成天下大亂一樣，是對被壓迫者 靈魂的深度缺乏認識。
那麼事件的主角原住民自己如何看待這個機會難得的發言權呢？從謝 偉姝（1996）對原住民記者訪談中，可以清楚看見，在握有對自我族群的 解釋權後，原住民記者們共同關心的是，如何匡正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對原 住民塑造的錯誤刻板印象，希望呈現出真實的原住民面觀點。例如受訪者 之一的泰雅族記者 Haluku 便表示：
原住民有太多需要被瞭解的，不只是讓別人以異文化眼光來看待，
而是要將原住民看成是與自己對等的。就像階梯，如果一個社會有 十二層樓的話，那麼原住民可能一直在一樓或地下室。可是將來（原 住民新聞雜誌）若真的有一點影響力，可以掌握攝影機的力量的 話，我希望能很快讓十二樓的人下來，讓他們真正看到一樓、地下 室發生什麼事，還有那種需要被瞭解的心情。
對於陳昭如所提出的，有良心的漢人「專業」可以取代原住民身份，讓新 聞中立於「血統」之外，反應社會真實的說法，原住民記者馬紹，以文化 養成的角度提出不一樣的看法：
原住民觀點與漢人觀點（在看待原住民相關事務上）不同之處，在
於它是由內往外的一種方向，也就是說他本身就是處在這個環境或 文化裡，或甚至是這個事件裡面，所以他比較清楚（社會文化）整 個結構及意涵，因此由他來向外表達，去擴散或傳遞，那種傳播的 方向性是由內往外的，而漢人的觀點，比方說，他想瞭解原住民，
（但）因為他不是生活在這個文化或空間裡面，當他想進去的話，
一定是由外往內進去，進去之後因為不瞭解可能必須經過很多誤會 及嘗試，或是很多的錯誤才能夠到達這個核心裡面。這就是原、漢 觀點不同的地方，即「方向性」問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