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國民黨政權自大陸撤退遷台，在驚心動魄的時代局勢中，以延續 中華文化正統的漢族優位意識型態刻意形塑了「中華民國-中華民族-中華 文化」一體化的心理機制。美好的新中華理念在台灣這片土地上作第一次 實驗，他的推行者與前一代的殖民者的貪婪不一樣，他們希望能夠幫助落 後的原住民族。在黨國作家筆下，日本人是惡劣而失敗的，日本人所留下 的「是一個在警察統治下，長期閉塞，文化落後，生活艱困，並且飽受歧 視的山地社會」7，新的外來政權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的拯救者，在文明/落 後先驗的預設邏輯下，對於政府官員及一般行政人員來說，大部分原住民 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幾乎沒有存在價值，將之拋棄是他們獲得解救的先決條 件。因此，1953 年之後，國民黨政府制訂了〈促進山地行政建設計畫大綱〉
和〈台灣省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強力推展「山地平地化政策」、「推 行國語運動」等改善生活方案，不但以制度性的方式瓦解了原住民族的文 化、社會與風俗，而且也剝除了原住民族母語的血肉生機。國家「權力」
對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的干擾達到最高點（孫大川 2000：37）。
在新的警察國家戒嚴統治下，正規教育體制內的文化材料（歷史、地
7 原文載於 台灣 省政府新 聞處 1971 年出版 《 改善山胞 生活 》一書，頁 23。
理、文學、影像等等）都成為宣傳（三民主義）政治意識型態的工具。新 的殖民主義不單控制人們的身體，還佔領人們的思想。謝世忠（1997：212）
表示，數十年時間，國家政體的宣傳者或黨國作家從未停止密集傳述政府 和國民黨在山地事務的優越「成就」，其中常見的詞彙有：救濟、改進、建 設、現代化、保護、優惠待遇等。漢人代表的是現代化、文明、正確、有 能力及高道德的一群人，因此可以主導原住民族的種種改進事項。他們（尤 其是政治菁英或政府代表）成唯一群全能的教師、仁慈的保護者以及令人 尊敬的拯救者。面對山地，國民黨政府強力操控媒體與教育系統，將自己 塑造成一個完全正面的形象（ibid.）。這種英雄式的形象可以投射在被政府 官員看做是「中華文化傳統精神」最高典範「仁聖吳鳳」的神話建構上，
國民義務教育的教科書中山胞殺人出草的「惡習」、「陋俗」形象，成為「光 復」後出生 40 歲以上這一階層原住民男女的集體記憶、污名感與歷史傷痕8。
國家的意識型態建構了一套新的世界觀，這套世界觀相信現代/傳統、
文明/野蠻、進步/落後、歷史/非歷史，使人相信中華文化相對於原住民文 化擁有絕對的優越性。換個視野來看，那麼戰後民間社會是如何看待原住 民形象呢？孫大川（2000：50）對此感嘆地表示：許多跡象顯示，台灣四 十年來的進步，並沒有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瞭解原住民族的真實情況。一般 說來，主體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印象總是停留在「落後」、「懶惰」、「散漫」、
「酗酒」、「淫亂」、「沒有計畫」、「沒有時間觀念」、「不會儲蓄」等，以及
8 謝世忠（1987：43）研究表 示，對於 大多 數原住民 來說 ，吳鳳的 故事「是給山 胞幼苗無形的毒素」、「是山地人的恥辱」、「影響山地人的尊嚴」、「污衊」、「醜 化 我 們 的 文 化 」，並 且會 「 使漢 人覺 得山 地人 是可 怕的 民族」、「 使 我 們受 平地 人輕視」、「使山胞被視為殺人頭的民族」、「使小孩對山地人要有恨」以及「使 平地 人 認為 山 地人 是 野蠻 民 族」， 教科 書 的文 字敘 述 將 山地 人描 寫 成 「迷 信」
又「野蠻無法紀」。
「純樸」、「老實」、「健壯」、「大眼睛」、「比較浪漫」、「接近自然」、「比較 樂觀」、「有歌舞才華」、「五官輪廓深」等粗糙的認識上，並將此誤解為原 住民族文化與性格上的本質或特徵。然而事實上，上述負面評語的行為，
在原住民族社會與道德價值中，一樣是被禁止及厭惡的。在這裡，我們同 樣要問的是，誰在製造、詮釋、以及再現原住民形象？如何使用？又為什 麼目的？當然，戰後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族刻板印象如此高度重疊，媒體傳 播的效力與建構是一個絕對關鍵的要素。
原住民的傳播學者孔文吉（1993）對於戰後國內主流媒體所呈現的原 住民族報導，綜合成下列幾項特質：第一、偏向祭典、嘉年華、歌舞式的 報導，甚至將它當成一個旅遊新聞，或是比較傾向於異文化的角度來看原 住民；第二、偏向社會類的新聞，如雛妓、酗酒、犯罪，對於原住民標記 的凸顯；第三、缺乏較深層的內容，對原住民認識不夠，瞭解不深。簡單 來說，過去台灣原住民族在漢人社會中被媒體呈現的形象多半是「問題取 向」式的，這與西方國家媒體將少數民族視為「問題民族」的意旨相去不 遠。陳昭如（1995：39）亦指出，在 80 年代原住民運動興起以及解嚴後言 論尺度的開放以後，雖然大眾媒體在報導原住民新聞的質與量都已經提升 與改進，但是這些新聞的題材與內容卻多是不利於原住民的負面取向。9 因為原住民族「正向」的社會貢獻經常被忽略，在強勢族群媒體的宣傳壓
9 Van Dijk（1988）在分析澳洲與英美等國新聞媒體與少數民族再現之後歸納出六 點結論：第一、少數族群在媒介領域內的就業及對媒介的控制權（因為社會地位 低落）被嚴重低估，甚至忽視；二、報紙對於少數族群的報導在篇幅上及次數上 都非常少，而且大多是負面地將他們與犯罪、暴力、暴動和社會問題連結在一起；
三、刻板印象式的報導；四、「正向」的貢獻常被忽略；五、報導傾向呈現出白 人負擔及面臨到少數族群所製造的難題；六、報導將少數族群遭歧視之情況視為 是偏差或偶發的，而菁英或結構性的種族主義卻幾乎沒有被報導過。
力下，原住民若是想逃避負面指控，唯有不承認自己是原住民，或刻意拋 棄自己的族群認同，因為對他們而言，對自己族群的認同和自取其辱，具 有相同的作用，「原住民」的落後野蠻形象使戰後原住民盡一切力量逃 離 它、掩藏它、否定它，在一個對內自我否定，對外被人否定的環境裡，面 對漢人報導強大的「語言能力」時，除了自卑、無奈，原住民族很難有健 康的回應之道。而與自我民族性長期的分裂狀態，導致戰後原住民族個人 與社群身份徹底地疏離、異化。
Adoni & Mane（1984）曾就實證主義真實建構論的角度，將「真實」
區分為三種：社會真實、符號真實與主觀真實。顧名思義，社會真實為真 正、客觀的現實，符號真實為媒介所建構的、符號化的真實，而主觀真實 則是受眾從媒介所理解到的真實。此論點指出人與外在世界間，尚存一個 由符號所建構的世界，而這個符號世界，影響著人們對外在世界的理解。
一旦社會真實、符號真實與主觀真實三者互動，便產生了某種的認知效果：
第一、傳播者汲取某些社會生活的現實經驗，建構了「符號真實」，而這個 由媒介所建構的「真實」，是真實生活經驗的膨脹，不等於是「社會真實」，
其目的在迎合大多數人的口味；第二、大眾媒體所製造建構的「符號真實」， 經大眾閱聽，形成個人所理解的「主觀真實」；第三、大眾往往從個人所理 解的「主觀真實」，汲取資訊，取得靈感，整合融入在真實生活中，加以應 用。10這種符號化的認知世界，成為戰後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族認知的經驗 前提，甚至有朝向先驗與本質化轉變的趨向。
何以媒體敘述下原住民「落後」、「懶惰」卻又「純樸」、「老實」，Hayden White在分析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白人對印地安人歧視態度背後矛盾的心理 機制的看法時指出，當一個優勢民族面臨喪失自己正面的文化認同標準的
10 引自黃新 生（ 1990）《媒介批評》。台北：五南。
危機時，它的成員們為了能保留自尊，會拼命找尋一個可以作為「正面自 我定義」的對象，因此，社會往往藉著製造「野蠻人」這個「對立物」來 凸顯自己。11孫大川（2000）認為中國人的動盪與文化危機，以及台灣 40 年來的政治、認同錯亂，是漢人主體社會對原住民族刻板印象塑造的心理 背景。Van Dijk（1991）指出，報紙處理族群事務的方式，常是以一種種 族主義再製者的立場呈現12。王嵩音（1996）分析國內各家報紙對原住民 社會運動抗爭的報導發現，報紙經常地運用忽視、低估化、強調內在歧見、
不平衡報導、外力涉入及瑣碎化等方式去框限族群抗爭，充分顯示台灣媒 體支持「維持現狀」的主流意識型態。
戰後台灣「原住民」的符碼幾乎脫離不了「落後」、「懶惰」、「散漫」、
「酗酒」等等形象。後殖民學者 Memmi（1998）強調，被殖民者是懶散的，
這幾乎是為殖民者所普遍接受的刻板印象。這個方式在抬高殖民者、貶低 被殖民者的辯證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暗示著為了改善生活，走向進步，
以免被難以置信的「懶惰成性」所苦，被殖民者必須心悅臣服將自己交由 殖民主管理，這種意象的建立也將漢人的統治權力與手段，昇華與裝飾成 為一種正確無誤的「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