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言之，本研究在邀請2005 年未到測大學生再次進行調查，調查後 的結果分析似乎顯示出兩群樣本在對毒品使用和人口變項上呈現部分 的差異情況，特別是在較低的毒品使用預期表現、較多的每月支出和每 月所得，及較低的憂鬱情緒表現，且在 2006 年大學生樣本裡毒品使用 者和未使用毒品者在憂鬱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二、本土毒品使用模式之討論
本研究將使用者的背景資料、初期接觸毒品和維持毒品使用分為三
階段作為瞭解毒品使用和維持之模式。
1.搖頭丸/K 他命/大麻使用途徑模式：在訪談文本中，三者毒品有相 似的發展途徑，這與在其他的研究裡大麻使用比較傾向與古柯鹼 和香菸使用有高相關的結果似乎不太相符（Martinez-Ortega, et al., 2006），推論可能的原因是三種之使用情境多為聚會時使用，雖 然搖頭丸是以吞食的方式，但是在 K 他命和大麻的使用上是相近 的，多以煙捲的方式抽食，且受訪者似乎對於搖頭丸和大麻可能 成癮性抱持比較樂觀的看法有關。此外，在搖頭丸或 K 他命使用 者的背景方面，發現似乎受訪者的人際關係比較廣泛，這樣的發 現似乎與Bogt、Engels 和 Dubas（2006）針對 MDMA 使用者進行 五因子性格研究後顯示大多數的 MDMA 使用者的個性比較外向 的結果相符合。對這些使用者而言，廣泛的人際關係和互動並非 是自身的困擾，相反的，廣泛的人際脈絡提供了俱樂部毒品的管 道之一。
在維持毒品使用的部分，似乎毒品易接近性和對毒品使用的正向 預期具很大的影響，在 Ellingstad 等人(2006)針對一群使用大麻的 學生進行訪談時，發現有 76%的學生認為停止使用大麻的重要原 因是對大麻的態度變得不那麼正向。上述的研究結果或許能說明 為何毒品使用者會持續使用毒品的因素，根據本研究所提之三類 毒品使用途徑模式裡，均可以發現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是維持 個體使用毒品的原因之一。不僅是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外，逃 避的因應策略亦為重要維持因素。許多的毒品使用者主觀地抱怨 焦慮或憂鬱情緒的感受，在Bobadilla 和 Taylor（2006）發現大麻 使用者在生理感受的敏感度(physiological reactivity)和不佳的知覺 性因應(perceived coping)與大麻使用的量有高相關。
2.安非他命/海洛因使用途徑模式：在分析海洛因或安非他命的使用
途徑時，研究者發現兩類毒品使用途徑具有較高的相似性。這樣 的結果和 Uttermark 和 Cohen(2006)針對阿姆斯特丹使用安非他命 的受訪者調查結果卻不一致，在該研究裡發現安非他命使用者有 也高比例的酒精、大麻和古柯鹼使用情況。相較於搖頭丸、大麻 或 K 他命而言，在該模式裡顯示使用安非他命或海洛因之個體本 身在人際關係方面比較狹窄的，目前似乎探討特定藥物使用者之 人際關係之文獻比較少，在 Somer(2003)針對使用海洛因的對象進 行研究，發現這群使用者在回顧過去經驗時，有較高的比例反應 出曾經歷兒童時期的創傷事件，甚至有些陳述有疑似壓力後創傷 症候群或解離的表現，但無論如何，至少這群樣本均反映出情緒 上的創傷反應。進一步的推論，當這些情緒有所解離或創傷之使 用者相對的在人際互動部分似乎容易造成困擾和影響的。此外，
對毒品使用的正負預期同樣地會影響是否使用的決定，從文本 中，似乎安非他命或海洛因使用者對該毒品所產生的影響並未有 太多負面或中性的預期，甚至是對該毒品的瞭解是模糊的。
另一方面，維持毒品使用方面，除了和搖頭丸、K 他命和大麻途 徑相似的正向預期影響外，似乎降低渴求和戒斷反應亦為重要的 因素之一。似乎代表著安非他命和海洛因等毒品容易讓個體出現 生理上的依賴。此外，心理依賴方面，在James、Davies 和 Willner
（2004）認為渴求現象是一種對毒品使用的正向增強效果，相對 地，也是一種對毒品戒斷的一種負增強反應。透過使用毒品降低 渴求的制約過程，加強了使用者對毒品使用和降低渴求或戒斷症 狀的不舒服感受之間的連結，造成了毒品使用行為被維持下去。
3.多重毒品使用途徑模式：本模式裡似乎是融合了先前兩類的使用 途徑和相關背景因素於模式中，並且在多重使用的模式中增加尋 求刺激的個性於背景資料中。近十年來，多重毒品使用的議題雖
有被提出討論，但未獲得系統性的討論和結論（Shane, 2003）。
4.與 2005 年毒品使用之結果模式（圖四）之對比： 若進一步地將 2005 年結果使用比較後，歸納出相同和相異處：
(1)有共同的風險因子：對應 2005 年假設模式和質性資料分析之模 式，發現兩項模式均包含毒品的正向預期、及毒品可及性等變 項，上述發現均與過去國內外文獻結果相符(Chabrol, et al., 2006; Lash, et al., 2004)。
(2)不同的風險因子：對應 2005 年結果使用模式和質性資料分析之 模式，發現在質性資料建立的使用模式裡，涵蓋著打工為經濟 來源、廣泛的人際關係、錯誤的毒品使用態度和明顯的生活事 件（壓力事件）存在等，其中本研究並未將生活事件列為調查 變項之一，因此無法獲得相關的訊息。目前國內關於錯誤的毒 品使用態度和毒品使用的相關研究少見，在錯誤的毒品使用態 度和毒品使用的關聯性，可能的解釋為所謂的錯誤的毒品使用 態度是指對毒品使用有錯誤的知識，這些知識可能是毒品使用 後的中性、負性或正性的效果，甚至是毒品使用的方法等，當 大學生抱持著錯誤的毒品使用態度時，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機會 增加其使用毒品的可能性(Schuster, 2006)。
5.質性毒品使用模式與量化分析結果之比較方面，將本研究之質性 分析之使用模式與量化分析結果進行比較後，發現：在2006 年分 析結果是符合 Bandura 所提出的社會預期理論，強調自我效能是 為預期和行為出現的中介變項，當個體對拒用毒品的效能越高 時，顯示其使用毒品的可能性越低，然，在質性分析建構的毒品 使用模式中，卻突顯出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和毒品的易接近性是 引發毒品使用者持續使用和開始使用的重要因素，可能的解釋是 當個體在填寫問卷時，問卷中所陳列的題項情境，對於毒品使用
者而言，或許並非全部經歷過，較多會需以想像方式進行填寫，
會有高估信心的情況。相反地，訪談過程提供受訪者思考和回憶 的經驗，較容易鎖定於受訪者習慣性使用毒品的情境，因此，回 憶的豐富度和感受性，能夠幫助受訪者提取較多影響毒品使用的 變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