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大專校院學生藥物使用盛行率與其相關心理社會因素之追蹤研究（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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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編號：DOH95-NNB-1013 科資中心編號：PG9501-0622

行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理局

九十五年度科技研究發展計畫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藥物使用盛行率與其相

關心理社會因素之追蹤研究（第三年）

成果報告

執行機構：國立成功大學

計畫主持人：柯慧貞教授

研究人員：李昆樺林旻沛周鉦翔鄭聖樺

葉俞均邱思華吳政航吳詠葳

盧永欽蔡榮順廖聆岑劉娟秀

執行期間：95 年 1 月 1 日至 95 年 12 月 31 日

＊＊本研究報告僅供參考，不代表本局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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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中文摘要...3 英文摘要...5 (1) 前言...7 一、毒品濫用問題之重要性...7 二、青少年是毒品濫用的開始...8 三、青少年晚期、成年初期（大學生階段）是毒品濫用的高峰期...9 四、青少年毒品濫用的危險因子...10 五、研究目的...16 (2) 材料與方法...17 一、研究樣本...17 二、研究流程...18 三、研究工具...21 (3) 結果...26 一、不同毒品之盛行率...26 二、本土化毒品使用途徑模式...30 三、毒品防治策略方面...35 (4) 討論...34 一、盛行率討論...34 二、本土毒品使用模式...35 三、本土毒品防治策略...39 四、本研究之限制...40 (5) 結論與建議...40 一、盛行率方面...40 二、本土使用途徑模式方面...40 三、毒品防治策略方面...41 (6) 參考文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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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次、圖次...54 表 1. 有效樣本結構...54 表 2. 受訪者之基本資料...54 表 3. 第三年未到測樣本之追蹤所得的各種毒品使用盛行率...55 表 4. 各種毒品使用校正後盛行率...55 表 5. 以逐步迴歸找出最能預測大學生毒品使用之變項...56 圖 1. 搖頭丸/K 他命/大麻毒品使用途徑...57 圖 2 安非他命/海洛因毒品使用途徑...58 圖 3 多重毒品使用途徑...59 圖 4 2005 年毒品使用結果模式...60 (8) 附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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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摘要

中文摘要

背景與現況國外盛行率調查已指出大學生之毒品使用日益嚴重；而國內則尚未有大學生使用毒品之盛行率調查；並且，缺乏本土性相關因子之探討。研究目的本研究目的有四： (一) 校正不同毒品使用之盛行率。（二）重新建構本土化大學生毒品使用之途徑與模式。（三）設計毒品使用防制方案，並修正成適用於大學生之毒品預防介入本土方案。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在量性分析方面，從第二年未接受測驗之學生中抽 樣235 位大學生。在質性訪談法方面，邀請 12 位吸毒者，進行深度訪談和建立與分析文本。在焦點團體方面，為能發展完善且適當之防治策略，分別邀請大學生、大學裡推動反毒專案之教官、導師、諮商心理師、臨床心理師和相關的專家學者等進行焦點團體。 (二)研究工具：量化部分：個人資料表、毒品使用量表、毒品效果預期、拒用毒品自我效能、知覺他人態度、重要他人使用毒品、知覺週遭盛行率、涉足不良場所、衝動性量表、憂鬱等量表。質性訪談和焦點團體部分：訪談與討論大綱。(三)研究程序：量化部分考量流失個案分佈後，抽取六所大學(公、私立大學及科技大學)，針對第二年未施測者邀請回來，共235 人第二年未參與研究，滿 18 歲之一、二、三年級學生來進行追蹤施測，其中，222 份資料有效。質性訪談部分：建立訪談大綱與訪談名單，逐一進行訪談、謄寫訪談內容逐字稿，進行文本分析。焦點團體部分：建構焦點團體的討論議題和建立參與團體成員名單進行邀請，團體中錄音謄寫逐字稿後，進行文本分析。主要發現（一）追蹤從第二年未參與施測的樣本，發現去年未參加的學生群曾至少使用一種毒品之盛行率為3.7%；去年與今年所追蹤樣本合併後，重新校正之盛行率為2.10%。其中，仍以搖頭丸使用比例最高（第三年追蹤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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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3.7%；整體樣本為 1.27%），進行逐步羅吉斯迴歸，發現主要預測變項為低拒用效能、涉足不良場所、易取得毒品及負向毒品預期。（二）利用質性訪談，本研究分析出三類毒品的不同使用途徑，分別搖頭丸/K 他命/大麻毒品使用途徑模式、安非他命/海洛因毒品使用途徑模式和多重毒品使用途徑模式。（三）利用焦點團體與量性研究結果，本研究擬定校園三級預防策略。 結論與建議本研究建立本國大學生毒品使用之盛行率，並擬定三種毒品使 用途徑本土模式與校園三級預防模式供政策擬定與實務之參考。 關鍵詞毒品使用、盛行率、危險因子、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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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Background & Purpos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prevalence of

illicit drug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on the rise. However, domestic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the prevalence of illicit drug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lacking, and falls shor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related dialectic factors.

Purpose: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designed to: 1) examine the prevalence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illicit drug usage, 2) reconstruct a dialectic model of illicit drug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3) develop local intervention programs that target the drug use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1) Participants: Quantitatively,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that were

not assessed during the second year follow-up, we sampled 235 participants. Qualitatively, 12 drug users were invited for an in depth interview. Data was then analyzed. Addition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adequate and complete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cus groups were held which invi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ilitary training instructors, teachers,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clinical psychologists,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s. 2) Research Instruments: Quantitatively, participant complete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that assessed demographic and family background, as well as illicit drug use questionnaire, illicit drug use outcome expectancy, drug refusal self-efficacy, aware of others’ attitudes, illicit drug use of significant others, aware of drug use prevalence, going to high risk locations, impulsivity scale, depression scale, etc. Qualitatively, and for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discussion guideline. 3) Research procedure: Quantitatively, conside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ose who were not followed-up during the second year, a total of 235 freshmen, sophomore and junior students who were over eighteen years old, were invited back from six colleges (consisting of public, private and technical schools), and 222 students completed the survey. Qualitatively: construct an interview guideline and select participant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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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Cont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rom the interviews. Focus group: construct a topic discussion guideline and invite participants. Cont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rom the contents of the focus group.

Results: Quantitatively, students who were not followed-up in the previous year

had a prevalence of 3.7% for at least one type of illicit drug use. When combining participants who were followed-up to those who were not followed-up, the adjusted prevalence was 2.10%. The use of ecstasy (MDMA) was the highest (1.27%). Qualitatively, we formulated three types of illicit drug use routes which consisted of 1) ecstasy/ketamine/cannabis use model, 2) amphetamine/heroin use model, and 3) multi-drug use model. Focus group: construct a tertiary prevention program for drug use for college campuses.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The present study established the prevalence of

illicit drug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From our data, we have constructed the three dialectic drug use models and developed a three-tier prevention strategy which can be implemented on college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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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研究問題之背景與現況一、毒品濫用問題的重要性毒品對於健康的危害已是不爭的事實，毒品的使用會造成暴力攻擊行為，對於自己及他人的危害性極為嚴重。毒品濫用行為會引發一連串的心理社會後遺症，毒品的依賴會一再打擊濫用者的信心，產生更多的無望感以及自卑感，也因毒品濫用行為不被社會大眾、親友所接納而逐漸與社會隔離，進而又落入濫用毒品的惡性循環中(張宏俊及林信男，1993)。毒品濫用不但造成濫用者的身心疾患及社會功能障礙，也引起家庭困擾，甚至造成職業、社會問題，因此，毒品濫用之防治是國人克不容緩的主題。許多研究指出，青少年早期是初始入門毒品的高峰年齡，但青少年晚期及成年初期則是酒精、菸草、其他非法毒品快速成長的高峰期(Chen & Kandel, 1995)，也是發展成毒品濫用或毒品依賴的高峰期(Anthony & Helzer, 1991)。在這個時期正好是青少年離家求學或工作，面臨一個人獨自生活及適應社會環境，受到較少的約束及增加較多毒品使用的機會(Bachman et al., 1984; Bachman et al., 1997; Cashin et al., 1998)，因此 20 歲左右會出現酒精及其他毒品濫用的另一高峰期 (Bachman et al., 1997; Chen & Kandel, 1995)。近年來，國內外大學生毒品使用的盛行率逐年升高，特別在某些新興毒品（搖頭丸、俱樂部藥丸club drugs）的使用上更是呈現急速上升的趨勢。Pedersen 等人的研究發現，MDMA、GHB 和 K 他命這些現今流行的俱樂部藥丸(club drugs) 不只在俱樂部裡非常受歡迎，它們也在大學和高中校園裡也很流行，且大學生能輕易的拿到這些毒品（Pedersen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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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年是毒品濫用的開始 (一) 國外相關研究

近年來，相關研究發現，俱樂部毒品在青少年族群中興起（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on Drug Abuse, 2000；Johnston, 1999；Monitoring the Future, 2000）。Pope 等人分別在 1969 年、1978 年、1989 年及 1999 年針對大學生毒品使用的行為作縱貫性研究，在這個歷時 30 年的縱貫性研究裡發現，繼大麻之後搖頭丸成為第二個青少年最常嘗試的非法毒品，大學生使用搖頭丸 (MDMA)的盛行率從 1989 年的 4.1%上升至 1999 年 10.1%(Pope et al., 2001)。另外，美國國高中學校毒品濫用調查（The Monitoring the Future Study；MTF） 2000 年的調查顯示，大學生搖頭丸(MDMA) 使用的盛行率為 1989 年 3.8%、 1997 年 4.6%至 1998 年 6.8%。Cuomo 等人在 1990 年的研究發現，1986 年至 1990 年期間 mescaline/psilocybin 與搖頭丸盛行率呈上升趨勢， mescaline/psilocybin 的盛行率從 8%增加至 24%，搖頭丸的盛行率從 16%增加至24%，這兩種毒品是大學生在學時期最容易先嘗試的毒品。 Strote(2002)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MDMA 的使用率由 1997 年的 2.8%上升到1999 年的 4.7%，增加的幅度達 69%。Dezelsky 等人在 1970、1973、1976、 1980 年和 1984 年針對美國五所大學的 4171 位大學生做毒品使用趨勢之調查，大學生LSD 的使用在 1976 年達高峰，有 15.4%的大學生使用 LSD，之後在1980 年時下降至 9.6%，1984 年又上升至 12.5%。1980 年有 12%的大學生使用 phencyclide。安非他命的使用上，1970 年和 1984 年的盛行率分別為 20.7%和 49%。鎮定劑的使用上，1970 年、1976 年、1984 年的盛行分別為 10.7%、16.5%、13.6%。在大麻使用行為上，研究結果顯示從 1970 年、1980 年、1984 年的盛行率為 37.8%、72.6%、65.6%，本研究結果與 Miller 等人在 1982 年做的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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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相關研究周碧瑟(2000)等人自 1992 至 1999 年針對台灣國中、高中、高職及專校的在校學生進行系列研究發現台灣地區在校青少年用藥盛行率為 1.0%至 1.4%，且發現隨年齡的增加其用藥盛行率越高。賴璟賢等人在 2002 年所做的研究也顯示，隨著年齡的增加青少年的用藥率會越高。李景美(1995)等人於1994 年至 1995 年進行台灣地區國、高中、高職學生之毒品濫用調查，發現學生級別越高毒品使用比率也越高。另發現曾經使用成癮性毒品國中生為 1.0%、高中生為 1.1%、高職生為 3.7%，其中使用安非他命比例最高，強力膠、海洛因等非法毒品次之。李景美(2000)等人在 2000 年至台北縣市高職及設有職業科的高中進行毒品濫用的問卷調查，抽取學生共計 2152 人，結果發現成癮性毒品的盛行率為安非他命(0.7%)，其次分別為 FM2(0.5%)、強力膠(0.4%)、大麻(0.4%)、搖頭丸(0.2%)、海洛因及嗎啡(0.1%)、紅中、白板及青發(0.1%)、LSD 及 PCP(0.1%)。國內研究發現，國人濫用毒品年齡平均在20-30 歲（周碧瑟，1992-1999；蔡佳崙，2000；陳國東等，1997、1998），根據警政署統計，民國 80 年至 81 年，我國共有四萬人因吸毒遭到逮捕，其中兩萬人為青少年至大學生，由此可見青少年大專生毒品使用的嚴重程度(引自賴璟賢，2002)。國內針對國高中職青少年毒品濫用的研究已經有相當豐碩的研究資料，但卻缺乏大學生毒品使用相關研究，但大學生毒品使用之情形又急待深入探究。三、青少年晚期、成年初期（大學生階段）是毒品濫用的高峰期，但國內缺乏資料青少年早期是初始入門毒品的高峰年齡，但青少年晚期及成年初期則是酒精、菸草、其他非法毒品快速成長的高峰期(Chen & Kandel, 1995)，也是發展成毒品濫用或毒品依賴的高峰期(Anthony & Helzer, 1991)。在這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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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是青少年離家求學或工作，面臨一個人獨自生活及適應社會環境，受到較少的約束及增加較多毒品使用的機會(Bachman et al., 1984; Bachman et al., 1997; Cashin et al., 1998)，因此 20 歲左右會出現酒精及其他毒品濫用的另一高峰期 (Bachman et al., 1997; Chen & Kandel, 1995)。近幾年，搖頭丸等新興的俱樂部毒品在大學生族群中流行（Cuomo et al., 1994; Pope et al., 2001; Strote et al., 2002），而本研究小組在 2002 年所作的調查中也發現，大學生族群中搖頭丸（MDMA）盛行率是所有毒品之冠。國內尚未有針對青少年晚期及成年初期的大學生進行毒品濫用之大型性研究。但由先前諸多針對國、高中職及五專學生的研究發現，隨著受試學生年齡的增加，其毒品使用的盛行率也會增加(鄭泰安，1999；李景美，2000；周碧瑟，2000；2001)；因此對於進入青少年晚期、成人早期的大學生族群，有必要進行大型性之研究，深入探討其毒品濫用盛行率及相關的危險因子。四、青少年毒品濫用的危險因子（一）個人因素 1. 性別 Baus(2002)研究發現性別與毒品濫用有顯著相關，且女性多半為了減肥而用藥。國內諸多研究中，不論其取樣為國高中之學生、求診病人或是在監獄中之受刑人，抽樣中所得的毒品濫用人數都是男生多過於女生，甚至已達顯著的程度可成為一預測毒品濫用之危險因子（周碧瑟，1997；彭少貞，1991；林秀霞，1993；胡海國，1999。余萬能、李志恒，1996）。葛應欽等人（1992）對於曾經使用安非他命的國中生所做的研究顯示，『男性』是使用安非他命的危險因素之一。不過周碧瑟 1991 年到 1995 年的研究結果中發現，在校青少年中男生用藥率較女生高約三至七倍，但是性別的差距逐年減少，然而差距的減少是因為女生用藥的問題有越來越嚴重的趨勢。 2.經濟因素鄭泰安(1995)的研究指出，零用錢較多的青少年是毒品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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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險群。另外，李景美（民 89）的研究指出，零用錢多是影響青少年使用毒品的危險因子。 3.性格衝動性與毒品濫用的關係一直被許多研究探討著。Brady 等人(1998) 在一篇回顧整理的文章表示有證據可以指出衝動性與毒品濫用是有關連的。Moeller 等人(2002)指出無論是否合併反社會性性格疾患的古柯鹼成癮者在BIS-11 上與控制組相比都呈現較高衝動性，顯示毒品濫用者的衝動性並非是伴隨著反社會性格疾患或攻擊行為。從以上數個研究可知，至目前為止衝動性與毒品濫用的關連是被證實的。 4.認知目前研究大多是從「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ncy）與「自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兩變項來解釋飲酒行為之變化，因此本研究將從這兩個變項對個體毒品使用行為之文獻，做個簡單的回顧。 a.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ncy）周碧瑟（2000）等人所做的研究調查報告指出，當同學認為大眾媒體的反毒宣導成效不好，會比那些覺得成效好的同學，在用藥的盛行率會比較高；此外，不知道嚴重吸食或注射藥品會併發其他症狀而致死的同學，也比那些知道的同學，在用藥的盛行率會比較高。李景美（1999）的研究發現一般沒有用藥的學生，他們對非法毒品可能造成的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提出較多負面的說詞。李蘭（1997）的調查指出，反對用藥態度得分愈低者，使用非法毒品的機會較大。宋維村（1995）相同提出，如不知道毒品的不良後果、對毒品的負面態度較小、及相信用藥是正常或大部分人做的事等，是毒品濫用的危險心理因子。在國外的研究方面，Schafer（1993）的研究發現，26 位使用古柯鹼的同學中，他們對古柯鹼的負向結果預期顯著低於沒有使用的同學，但在對古柯鹼的正向結果預期，就沒有太大的差異了；另外 Williner（2001）的研究結果卻發現同學們對這兩種毒品的正向結果預期，和未來是否會使用這兩種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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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預期，有著很大的關聯性。而 Farrell（1992）等人也發現了期望將來能用藥與青少年毒品濫用有高度的相關。此外，美國毒品濫用預防中心（1995）也指出，贊成使用違禁毒品的認知，是毒品濫用的危險因素。 Schafer（1991）發現毒品效果預期能區辨是否有使用毒品與其使用程度。因此本研究也採用此一觀點，認為當大學生對特定或多種毒品（合法或非法）的正向結果預期高，而負向結果預期感低的時候，大學生毒品使用之行為也會增加。在毒品防治策略方面，Sigelman（2002）建議毒品防治之計畫內容應該依靠兒童既有對毒品使用結果之信念來訂定，並且應該幫助他們了解不同的毒品有不同的危險性。 b.自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李蘭（1997）等人指出，拒毒自我效能得分愈低的學生，使用非法成癮毒品的機會較大。李景美（2002）提出拒絕成癮毒品自我效能是指學生有多少把握可以拒絕別人邀約使用成癮毒品，此外其研究結果也顯示，愈有把握拒絕別人邀約使用成癮毒品的同學，愈不會使用成癮毒品，而在拒毒自我效能得分愈低者，則愈有可能使用非法毒品這樣的結果與許多研究發現一致。國外有關各種毒品使用與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方面，Ellickson（1991）的研究指出，518 位沒有使用酒精、香菸及大麻的受試者，他們的自我效能感的阻抗性比較低，而620 位酒精、香菸及大麻使用者，他們的自我效能感組抗性較高，且直接影響他們對毒品的預期與間接影響他們實際使用這些毒品。另外，Block（1998）針對美國黑人青少年與波多黎各青少年的毒品使用行為的研究也指出，拒絕毒品能力低的同學使用毒品的機會比較大。 5.情緒適應 Paton(1977)等研究者指出憂鬱的青少年為了放鬆心情而使用大麻。有許多研究指出的研究發現，憂鬱情緒與非法毒品使用間有相關(Paton 和Kandel, 1978；Maddux , 1987 ; Lex, 1989； Levenson, 1990)。Henr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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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發現青少年早期的憂鬱情緒可預測男性青少年在未來四年的毒品濫用行為。Childress 等人在 1994 年探討四種情緒與毒品使用行為復發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憂鬱情緒是最容易引起毒品再次使用的因素。Goodwin（2002）等人的研究也指出，非醫療用途的鎮定劑使用者較沒有使用鎮定劑者常伴隨重鬱症。蘇東平（民69）的研究指出，毒品濫用的青少年往往是突然遭受情感危機、長期處於環境適應不良或情緒適應不良的狀態下，且他認為這類青少年有潛在的憂鬱，自視太低、害怕失敗、人際關係差，因此藉由使用毒品與同伴彼此分享樂趣，藉由使用毒品來維持同輩間之關係。有許多研究指出，用藥的青少年在憂鬱量表上均顯著高於一般青年(林弘崇，民 77；李嘉富，民 91；張玨，1989；王雪如，1996)。吳齊殷（民 91）的計畫結果顯示，用藥與非用藥青少年之間主要的差異在於調適心情方式上的不同，以內化方式處理情緒而調適不良的青少年，容易產生憂鬱情緒。身心調適不良者，就有可能用毒品來抒發情緒。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可知，憂鬱情緒與毒品使用間有密切的關係，但兩者之因果關係至今仍具爭議。 6.學業適應歷年來有許多研究探討學業表現與毒品濫用間的關係（Maney, 1990; Goodwin, 1990；Wiggins et al., 1987）。Strote(2002)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搖頭丸的學生會花較少時間在學業上。Emery（1993）等人的調查發現，學校成就與使用毒品行為呈現負相關。雖然有研究支持兩者間有顯著相關，但兩者的因果關係似乎並不清楚，低學業成就的青少年或許會利用酒精或毒品來緩解自己沮喪、負向的情緒，而酗酒或用藥者也可能因為使用酒精或毒品而使認知或情緒功能有缺損而導致低的學業成就。簡莉盈、鄭泰安(民 84)歸納毒品濫用的危險因子表示，學校適應越好或學校自尊越高者，毒品使用的比率越低。胡海國（民 72）指出學業成就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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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使用行為有關。周碧瑟（民86）的研究顯示課業情形與毒品使用情況在統計上有顯著相關。李景美（民82）等人的調查發現學業成績較低的青少年是毒品濫用的高危險群。林麗芳(民 89)的衛生署研究計畫裡指出，課業壓力大適應不良是導致青少年毒品濫用的可能因素之一。高金桂（民 72）指出大部分用藥少年的求學過程並不順利，若學業成就偏低，對其心理與行為之發展較易造成不利得影響。李碧霞（民88）認為學業成績表現差是青少年使用非法毒品的一個危險因子。（二）環境因素 1.家庭因子在青少年不同的發展階段有其特定的影響對象，如早期容易受到父母及家人的使用模式，青少年、成人期則會受到同儕及夥伴的影響。國內雖然已經累積許多家庭方面的危險因子(如家庭成員的毒品使用家族史等)與青少年使用非法毒品的相關討論，但因為所探討的危險因子及使用非法毒品的族群不同，結果亦有分歧。尤其是國內一般觀念認為大學生用藥的比例不高，因此鮮少針對大專學生使用非法毒品進行實徵性研究，但近年來家庭、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大學生使用非法毒品的危險因子需要系列性及長期追蹤的大型樣本研究。 2.同儕環境 a.週遭使用者盛行率之評估李景美（民 89）的研究指出，同儕使用成癮毒品與同儕使用成癮毒品的比率與青少年毒品使用有相關。Pela（1989）指出青少年對周遭環境的感覺比環境本身狀況還具影響力，也就是說青少年越認為取得毒品容易，用藥的頻率也會越高。Newcomb 等人對 Los Angeles 地區學校的1634 個學生做三年的追蹤研究，認為同學用藥人數是危險因子之一。Simons 的研究指出，感受到用藥盛行率狀況會影響用藥行為（Simon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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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朋友對毒品之態度歷年來，許多研究指出青少年同儕對青少年毒品濫用行為有很大影響力（Kandel, 1978; Kandel and Adler, 1982; Swadi, 1992; Jenkins, 1996）。Farrell 等人(1992)指出「有朋友贊成用藥」、「有朋友使用毒品」與青少年毒品濫用有高度相關。Novins 等人的研究表示同儕鼓勵用藥是毒品使用的危險因子（Novins, 1998）。Dupre 等人（1995）在 64 個使用古柯鹼的青少年樣本中發現有 84%的青少年是因為同儕的壓力所以才試著使用毒品。國內的研究裡，林淑卿（1997）的研究裡指出，同儕壓力與毒品使用有相關。簡莉盈、鄭泰安(民 84)認為同儕的相處越好，彼此間連結越強者，越容易使用毒品。李景美（民 89）的研究指出，同儕對使用成癮毒品態度、同儕對使用成癮毒品反應等兩個因子都與青少年使用毒品的行為有顯著相關。陳筱萍的研究中指出模仿及次文化壓力會影響用藥者當初使用毒品的動機選擇毒品的類型(陳筱萍,民 83)。 3 學校環境住宿狀況葛應欽等人(民 81)調查高雄地區某國中學生毒品使用行為，發現沒有與父母同住是青少年使用安非他命的危險因素之一。李蘭等(民 86)調查台北市高職一年級學生指出，未與家人同住的學生較有可能成為毒品使用者。 4 社會環境 a.涉足不良場所程度高金桂（民 70）的研究顯示，用藥青少年比一般青少年有更多不良的生活習慣，包括涉及風化場所、飲酒等。彭少貞(民 80)發現「涉足不良場所情形」為影響青少年毒品使用狀況的因子之一。鄭泰安(1995) 的研究指出，青少年的休閒場所去處與毒品使用有相關，比較喜歡去電玩店、MTV/KTV、撞球店及保齡球場及舞廳等的青少年較傾向使用毒品。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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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民 89）的研究指出，「常涉及不良場所」是影響青少年使用毒品的危險因子，李蘭（1997）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結果。 b.毒品取得之容易程度彭少貞(民 80)發現「取得毒品容易性」為影響青少年毒品使用狀況的因子之一，認為取得毒品容易或非常容易者用藥頻率均大於認為取得毒品不容易或非常不容易者。簡莉盈、鄭泰安(民 84)歸納毒品濫用的危險因子包括社會大環境因子，如毒品的可得性即是其一。李景美（民 89）的研究指出，毒品可得性是影響青少年使用毒品的危險因子。 Thomas(1992)認為「毒品的可得性」屬於學校與社區的危險因素。林淑卿（1997）的研究裡指出，毒品取得容易性與毒品使用有相關。 五、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有四： (一) 追蹤第二年未參與研究之樣本，校正不同毒品使用之盛行率。 (二) 利用質性研究，建構本土化大學生毒品使用之途徑與模式。 (三) 設計毒品使用防制方案，並參考學生、實務、專家學者之意見，修正成適用於大學生之毒品預防介入本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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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料與方法一、研究設計本研究為達成驗證2005 年資料收集、及分析後所建構之物質使用模式，及發展完善適當之本土防治策略，將採以質性取向作為新年度推展研究之基調。Strauss 和 Corbin 認為以質化方法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可以用來說明並釐清用量化方法所得的研究發現、設計測量工具（例如，問卷，譯者註）、制訂政策、評估方案，甚至為商業以及政治目的提供消息，以及為達成科學的目標（徐宗國譯，1997：23）。本研究分為兩部分進行，分別以紮根理論研究法(Grounded Theory)作為驗證和擴充大學生毒品使用本土模式之基礎；紮根理論研究法的目的，是要建立能忠實反應社會現象的理論（徐宗國譯，1997：26）。另外，針對所設計之毒品防治計畫，邀請多位大學生教官、導師、輔導人員、學生及相關學者，透過能夠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量的語言互動和對話。研究者可以從對此對話和互動取得資料和洞識(Insight)之焦點團體法(Focused group method)（胡幼慧編，1996：224）。將參與人員之談話內容謄寫成文本，透過文本分析協助研究者修訂和發展完善適當之防治策略，利於日後所推方案獲得最大之成效。此外，亦針對先前未參與量表填寫之流失樣本進行資料的追蹤和補齊，使其本研究所收集之資料足以完整，且得以建構完整描述之理論模式。 （一）研究樣本 針對上述之研究設計，本研究之參與對象將分為三部分： 1. 量性研究(流失個案部分)，由於約有二成學生未參加教室施測，而蹺課或未參與者之使用盛行率有可能較高，故本研究所得之盛行率有可能低估；為考慮校正之需，本研究在第二年中追蹤第一年中未參與的個案，採個別聯繫與訪視，邀請參與調査，以推估較真實之盛行率。在取樣人數方面，本研究團隊於第三年針對第二年度未參與問卷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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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數的兩成，而第二年計畫預計抽樣的人數為4,885 人，實際施測人數為3,503 人，因此共有 1,382 人未參與問卷施測，故考量流失個案分佈後，抽取二公立大學與二所科技大學（或學院），抽出 235 位第二年中未參與施測的個案；但有效問卷為222 份。各種資料之有效人數見表一。 2. 針對 12 名曾使用毒品者，進行訪談，其背景如表二。透過深度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進行資料收集和建立文本之來源，訪談人數為12 位，但仍將文本分析之理論性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視為決定是否持續訪談收案之考量條件，即所發現之概念或範疇已達到足以解釋理論之飽和狀態時，故停止訪談收集工作。 3. 針對發展和設計預防物質濫用之防治策略，本研究採行焦點團體法， `本研究在擴充和驗證物質使用模式後，回顧先前物質濫用介入之相關文獻，及成癮相關理論後，研究者針對三級預防之立場，將設計初步物質使用之防治策略。為能發展完善且適當之防治策略，邀請大學生、大學裡推動春暉專案之教官、導師、諮商心理師、臨床心理師和相關的專家學者等，透過焦點團體方式，針對研究者所設計之防治策略進行討論。根據 Morgan(1988)認為成員的社會人口背景同質性（homogeneous）越高則越佳，理由是同質成員的對話效果較佳，而不同社會地位、教育背景、不同輩份者，一起訪談，容易傷害討論進行，造成偏頗、不安、甚至拒絕發言的現象（引自胡幼慧編譯，1997： 233）。研究者依據參與者之不同特性，針對大學生分北、南辦理一場焦點團體，稱為大學生焦點團體；將大學教官、學校級任老師、諮商心理師和臨床心理師視為防治物質濫用之實務工作者，辦理一場焦點團體計三場，稱為實務工作者焦點團體；最後，邀請國內從事物質濫用議題之學者專家進行焦點團體一場，稱為學者焦點團體。 （二）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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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本研究目的，研究者將以三階段進行本研究，主要為模式的修訂與擴充階段，以及，發展適當之防治策略階段。第一階段，補齊先前參與研究未填寫量表之樣本：回顧先前參與研究之樣本，本研究針對第二年所取樣來自全國教育部所分區的北、中、南區的 19 所大學院校裡，抽取各二所公、私立大學與二所科技大學（或學院）現有填寫量表之大一至大四學生名單，對比預計參與研究之樣本名單後，從中找尋未填寫量表、且符合本研究之流失個案條件者，做好行政聯繫、協調及溝通；先和第二施測的這6 所學校的學務長與科系主任聯繫，說明再次施測的緣由與重要性，而後再與該校的行政代表聯絡，邀請校方之輔導老師或相關人員協助與受試者一一聯繫；在取得了解、合作及同意之後，一對一進行施測。在施測的過程中，由受過訓練之研究人員擔任問卷施測員，分別到所抽樣的大學校院，進行施測；在施測流程方面，施測員會先向受訪者說明此次施測的目的，並介紹施測流程，強調保密性，請受訪者真實回答，並填寫同意書；接下來，請受訪者先填答個人資料表(包括姓名與身分證字號)，填答完後，隨即收回，並放入牛皮袋信封中封起來；再請同學繼續填答僅載有問卷編號的身心健康問卷量表，且讓受訪者在了解個人基本資料將會被依照專業倫理與法律的規範下進行保密，故可安心且誠實填答，並向同學解釋問卷疑問處。施測完成每位受測者收到禮物乙份；基本資料表與問卷回收後，分別由不同工讀生鍵入建檔；並經鍵入資料偵錯與除錯處理後，以 SPSS/PC+視窗 10.0 版進行統計分析。資料分析後，每位參與者獲得一份研究結果報告摘要與毒品教育與毒品防治法令宣傳小品文乙份。研究者將此流失個案蒐集之量表結果，進一步地與先前所收集之量表資料和模式加以比較，藉此矯正本研究目前已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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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盛行率。第二階段，模式的修訂與擴充階段，主要包含三步驟。步驟一：研究者確定研究視野，一方面編寫並修訂受訪同意書和邀請函，同時，參與訪談者以研究生為主，參與研究前，其需接受相關訪談之訓練，參與錄音的訪談練習督導，以改善和增進訪談技巧，及需熟悉質性研究之理論背景之研究生為訪談人員，另方面，針對去年所發現之物質使用相關變項、和物質使用之相關理論作為擬定訪談大綱之基礎，在擬定大綱完成後與受訪者聯繫，取得其同意後，隨即與其約定訪談時間進行訪談。初次訪談時，會向參訪者說明訪談目的，並請受訪者填寫基本資料和同意書，提醒受訪過程中將進行錄音，將錄音內容轉為逐字稿，作為分析之文本，本階段之訪談內容目的為修訂訪談方式和內容用詞為主，以利日後進行正式訪談。此外，參與文本分析之成員均為研究生，研究生於參與研究前均需接受閱讀相關文獻、練習逐字稿分析、和熟悉質性研究之理論基礎後，方能參與研究文本之分析。步驟二：正式收案和謄寫逐字稿。初次訪談時，訪談者會向受訪者說明研究進行方式、澄清受訪者之疑惑，並填寫同意書，將訪談內容完整錄音，因考量訪談過程中資料收集之完整性，和訪談者整理資料後發現有遺漏之虞，將進行1~2 次之深度訪談，初次為說明和進行主要訪談，第二次為訪談者在整理資料後，針對其不理解或不足之處進行詳細的了解和探索。於每次訪談後，訪談者會將錄音內容謄寫逐字稿，成為分析之文本。透過研究小組間討論和訂定分析之程序後，開始從文本中抽取相關之類別、概念或範疇，訪談對象將視資料是否達到理論飽和程度，而決定停止訪談人數，且透過定期逐字稿分析與討論會議，使得文本分析結果具有廣度和深度，並能構建具創新性之理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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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累積文本和分析結果，藉此建構物質使用之初步模式，並透過與 2005 年所建構之初步模式和變項進行對比、分析，以建構適當且貼近現象的理論模式。第三階段，發展適當之防治策略，主要包含兩步驟。步驟一：研究者回顧物質使用中與介入、篩選和預防等相關之文獻，以設計初步之防治策略為主。步驟二：設計防治策略後，參考 2005 年所邀請參與研究之學校名單，與選取學校進行聯繫，邀請各大學裡推行春暉專案之教官、各系所之導師、輔導老師、校園心理師，辦理實務工作者焦點團體。在與校方聯繫取得參與人員同意後，由研究者與各校推選之教官、級任教師、諮商心理師或臨床心理師、及輔導老師進行聯繫，排定進行團體之時間和地點。另外，研究者再請校方透過校內公開徵求方式，邀請大學生參與團體，辦理大學生焦點團體，在與校方聯繫取得參與人員同意後，由研究者與參與團體之大學生進行聯繫，排定進行團體之時間和地點，共進行南、北各一場的學生焦點團體。最後，研究者再邀請從事物質濫用相關研究之專家學者，進行焦點團體。每次的焦點團體進行時，研究者會進行錄音和書面記錄之工作，每次團體時間預計約2-3 小時。在每次團體結束後，研究者將錄音內容謄寫成逐字稿，視為研究者分析文本來源之一，研究者將文本與書面記錄對比，根據兩者間之差異和相同處，以書面紀錄為主，文本資料為輔，透過文本與書面記錄對比下，找出兩者之異同處，以擴充和修訂書面記錄。研究者再針對補充和擴充後的書面記錄進行分析，藉此找出對防治策略有助和提升之議題和主題，以修改和擴充研究者原先所設計之防治策略，使防治策略達到完整性和實用性。 （三）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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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質量並進之研究基調，本研究將分為兩部分，分別為質性研究工具及量表工具。 1.質性研究工具： (1)個人資料表（含學校相關因子之測量）由受訪者填答有關之個人基本資料，包含性別、年級別、學院別、及學制別、每月經濟狀況、學業表現、住宿情況。另亦請受訪者填答其目前參與社團活動的程度（為四點量表：無、很少、有時、常常）。 (2)訪談大綱（附件一）：以開放式的句子引導談訪者與受訪者進行訪談。研究者其內容以根據物質使用之初期、中期和現況之階段及相關變項等方面進行設計，在初期以未使用前對該物質之看法、初次接觸物質之原因、使用頻率、初次使用後之感受等方面；中期則以瞭解持續使用之原因、使用後對其個人與生活之正負向影響、他人對其使用該物質之態度、促發使用和阻礙使用的原因、是否曾停止使用該物質等；現況為目前對使用該物質之態度、持續或停止使用之原因等，及將針對2005 年資料分析後所抽取之重要變項與建構之初步模式，包含人格特性、物質使用史、情緒特性、自我效能、對物質使用的預期與動機、和生活環境等六方面作為設計訪談指引之依據。 (3)同意書和邀請函：在邀請受訪者時，提供受訪者了解本研究之內容和接受訪談之進行方式，幫助受訪者增加對本研究之了解，以降低其陌生和焦慮情緒。其同意書和邀請函主要以說明研究主題、進行方式和可能面臨的情況等部分之說明，在受訪者進入訪談前，讓其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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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訪談者：研究者將自己視為進入受訪者內在之工具，透過訪談方式與受訪對象建立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視野融合情況，作為搭起受訪者、文本和研究三者間的橋樑。 (5)錄音帶與錄音機：在進行訪談過程中，訪談者必須透過錄音機錄音方式，將訪談過程全程紀錄，有利之後謄寫逐字稿、及文本分析之進行。 (6)田野筆記：訪談者於進行訪談過程中，記錄當下發生的事件和感受，藉此提供研究者進行資料分析時、和自我反思時的重要參考依據。 2.量表工具 (1)物質使用量表：參考李景美(2000)所編製的青少年健康行為調查問卷，請大學生填寫是否有使用過毒品（搖頭丸、大麻、安非他命、海洛因、強力膠、FM2、古柯鹼、迷幻劑等），使用的頻率如何（「曾經用過，但過去一年沒有用過」、「過去一年曾經用過，但過去一個月沒有用過」、「過去一個月曾經用過，但過去一週沒有用過」、「過去一週曾經用過，但不是天天使用」、「幾乎天天使用」），幾歲開始使用。 (2)個人相關因素之工具： a.物質預期及物質使用情境問卷參考 O＇malley 等人(1992)所使用之物質量表加以修訂；乃採用青少年常濫用之物質為項目，進行大學生對七種藥物（搖頭丸、檳榔、香菸、酒精、安非他命、強力膠、FM2）使用預期及拒藥之自我效能感的調查。 b.柯氏憂鬱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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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柯慧貞所編，乃於 1989 年參考其他常用的憂鬱量表，如貝克氏憂鬱量表、鄭氏憂鬱量表、及流行病研究中心憂鬱量表，改進其內容效度並加入符合DSM-III 診斷準則之項目而編製成的自陳憂鬱量表，共有 26 題。做答時受試者須先了解各題目所指之症狀強度，從中圈選一項最符合自身症狀強度的敘述。其中包括第 26 題測量自殺意念與行為的項目。其項目是詢問「你是否有過自殺的念頭呢?」，而得分採 0 到 4 分之五點量表：0 代表沒有自殺的念頭；1 代表不斷想到死的念頭，但不會真的自殺；2 代表想自殺，或希望自己死了算了。(或)不斷出現自己可能會死的念頭； 3 代表如果有機會，會自殺。(或)計劃要自殺。(或)告訴別人要自殺；4 代表真的有自殺的舉動(曾經自殺過)。以臨床病人施測進行信效度檢驗，以重鬱症病人為對象所得之內部一致性信度為0.87，折半信度為.87，顯示此量表具良好信度；而在重鬱症與非重鬱症病人上施測，得量表敏感度為 85.53%，特異性為91.8%，顯示此量表為高效度工具，能有效地篩選出臨床上診斷為重鬱症之病人(柯慧貞，1989)。 (3)同儕因素 a.他人對使用藥物之態度量表利用自陳式量表進行他人對藥物使用態度之調查。調查大學生的「週遭朋友」、「父母親」等人對藥物使用之態度。 b.估計週遭他人使用之盛行率利用自陳式量表調查大專生知覺週遭他人使用各種毒品之盛行率，請大專生填寫週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在使用毒品（搖頭丸、大麻、安非他命、強力膠、海洛因）。 (4)社會環境因素 a.高危險情境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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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自陳適量表調查大專生涉足高危險情境之情形，高危險情包括「電動玩具店」、「保齡球館」、「舞廳」、「溜冰場」、「撞球場」、「泡沫紅茶店」、「啤酒屋、PUB、BAR」、「MTV、 KTV、卡拉 OK」等場所。 b.物質取得難易程度量表利用自陳適量表調查大學生取得藥物（搖頭丸、大麻、安非他命、海洛因、強力膠、FM2、古柯鹼、迷幻劑等）的難易程度（非常困難、困難、容易、非常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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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果

抽樣來自全國大專校院大學生共4,885 名，第二年未參與實際填答份數為1,381 份，進行系統性分層抽樣後獲得有效樣本 235 份，有效樣本222 份，其結構如表一。一、不同毒品之盛行率 1.第二年追蹤第二年未到測之樣本及其毒品使用盛行率，如表三。本次追蹤2005 年未到測大學生曾經至少使用一種毒品的盛行率約為 3.7%(8 人)，其中，有 3.7%的大學生曾使用過搖頭丸 (8 人)、0.5%(1 人)的大學生曾使用過強力膠、0.5%(1 人)的大學生曾使用過大麻，1.4%(3 人)的大學生曾使用過 K 他命。在追蹤 2005 年未到測樣本於各類非法毒品使用之盛行率最高的是搖頭丸，其次為K 他命，再來是強力膠。 2.表四為針對整體大學生樣本各類非法毒品整併第二年與第三年追蹤未施測者之樣本後之各種毒品盛行率與根據母群體男女比例所校正之盛行率，使用校正後盛行率結果。 3.進一步校正整體母群盛行率，即校正後盛行率=1.20%(女生使用毒品盛行率)*50.1%(女生佔全體樣本百分比)+ 3.0%(男生使用毒品盛行率)*49.9%(男生佔全體樣本百分比)=2.10%，故校正後之至少曾使用過一種毒品之盛行率約為2.10%。二、樣本特性分析 (1)性別：在 2004 年與 2005 年的使用毒品男女比例上有達顯著，但本年度追蹤樣本未有顯著性的差異(χ2=1.615, p=.204)。 (2)年級：與 2005 年相同，無顯著差異(χ2=.954, p=.812)。 (3)生活狀況：使用毒品大學生有男女朋友的比例和未使用毒品大學生的未達顯著性差異(χ2=3.233, p=.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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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每月支出和獨居比例未有明顯之差異 (t=.005, p=.945)；而在每月所得(t=.3.976, p=.048) 和打工時數(t=47.250, p=.000) 方面，有使用毒品的大學生較沒有使用的大學生組為高，達顯著性的差異。 (4)認知：本年度追蹤樣本之使用毒品大學生相較於未使用者，在對毒品之正向預期和效能上達顯著性，使用毒品的大學生對毒品正向預期偏高(t=18.070, p=.000)，且對於拒絕使用毒品的效能偏低(t=37.041, p=.000)，然在負向預期方面的差異是未達顯著性。 (5)情緒適應：使用毒品之大學生有較高之憂鬱情緒(t=15.699, p=.000)。三、以逐步迴歸找出主要預測變項：為了能找出最能預測毒品使用之重要變項，以做為未來編製篩選量表或篩選高危險群進行早期預防介入之參考；本研究利用逐步羅吉思迴歸分析，放入前述與毒品相關的所有因子；發現拒用效能、毒品取得難易程度、不良場所和，結果如表五。四、本土化毒品使用途徑模式基於使量化資料建構下的使用模式得以貼近本土化的毒品使用途徑，研究者透過質性訪談方式，邀請曾使用或目前仍持續使用毒品的受訪者進行訪談。在擬定和設計訪談大綱內容時，依據先前透過量化資料分析後所建構的理論模式進行設計，研究者以時間推展方式作為訪談進行之基本框架，透過開始接觸、使用過程和現況等前、中、後三部份之時序，逐步地將前兩年所發現之重要因素編制為訪談大綱進行訪談。 1.訪談大綱發展（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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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關人口變項之收集：主要針對瞭解受訪者目前或過去之相關重要人口變項條件，如：經濟、家庭互動或身心狀態等。 (2)開始接觸毒部分：訪談大綱著重於瞭解使用者開始接觸時的情境、接觸時當時的感受和想法，是否有嘗試拒絕？在接觸該毒品後，個人的生理、心理或想法、或行為反應等，藉此重新還原個體初次接觸毒品時的情境。 (3)持續吸食的階段：訪談大綱著重於瞭解在初次接觸毒品後，哪些原因讓個體會持續地使用該毒品的相關因素，是否包含消除戒斷反應、降低渴求等因素於其中，加上，瞭解個體當時對使用毒品的好壞處。 (4)目前吸食的情況：著重於瞭解個體目前使用毒品的情況，包含是否持續使用呢？環境中他人對個體持續使用毒品的態度和想法？該如何去因應和取得毒品的管道等。 2.文本模式之建構研究者透過將錄音內容轉為逐字稿的方式，進行文本分析。在文本中找尋文本中重要的概念或範疇，在找到之後，將概念或範疇加以編碼，同時給予一個簡短的標籤。本次訪談的對象主要為12 位，摘要列出受訪者特性（見表二）。在分析文本後，研究者試圖重新建構出有效的本土使用途徑模式，發現可分三類毒品使用之途徑與模式，分別為搖頭丸/K 他命/大麻之毒品使用途徑、安非他命/海洛因之毒品使用途徑和多重物質使用之毒品使用途徑。詳細說明如下： (1) 搖頭丸/K 他命/大麻之毒品使用途徑（見圖一）在背景資料方面：會有年紀比較輕(5/5)、有比較廣泛的人際圈 (5/5)、且大多數使用這類毒品的受訪者都很早就離家在外生活 (3/5)，經濟來源多以打工為主(5/5)，這些打工內容包括：泡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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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店、茶坊或理髮店等。此外，這些受訪者在未接觸毒品時，本身對於毒品使用（包括：海洛因和安非他命等高階毒品）的態度抱持反對的立場(5/5)，但對於使用搖頭丸等類俱樂部毒品所可能引起的傷害卻是模糊的，甚至是錯誤的。例如：認為不會上癮、或不傷身體等(4/5)。開始使用毒品階段：部分的受訪者提到在使用毒品之前受到特定的生活事件所困擾(3/5)，以感情因素居多。會引發個體接觸毒品的因素以好奇心、同儕壓力和對使用俱樂部毒品的正向預期為主 (5/5)，這些預期包括：和朋友在一起感覺很舒服、抒解壓力、氣氛會很 High 等。加上，免費的毒品提供的誘因會讓個體更傾向願意主動嘗試使用。持續使用的階段：促使個體繼續使用該毒品的原因以毒品易接近性(4/5)和對毒品的正向預期(4/5)兩部分。初次的使用後正向感受會促進個體抱著尋求刺激、情緒抒解或舒暢感受的正向期待下，同時，處於容易接近毒品的情境或場所時(5/5)，加上，同儕能免費提供毒品的使用情形時(4/5)，似乎更讓個體難以抗拒使用該毒品。 (2) 安非他命/海洛因之毒品使用途徑（見圖二）在背景資料方面：以求學中輟(5/5)、有限的人際圈(4/5)、且這些受訪者在未接觸毒品時，本身對於毒品使用（包括：安非他命等高階毒品）的態度抱持僥倖或中性的立場(5/5)。開始使用毒品階段：部分的受訪者提到在使用毒品之前受到特定的生活事件所困擾(5/5)，以感情因素和經濟壓力居多。會促使個體接觸毒品的因素，多數的受訪者認為在面對壓力事件時，恰巧遇到有在使用毒品的同儕邀請使用毒品(3/5)，和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為主(5/5)，這些預期包括：改善心情、逃避性壓力因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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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等。持續使用的階段：促使個體繼續使用該毒品的原因以毒品易接近性(5/5)和對毒品的正向預期(5/5)兩部分。初次的使用後正向感受會促進個體抱著情緒抒解、改善疾病痛苦或提神的正向期待下，同時，為了降低身體渴求反應(3/5)和戒斷症狀(2/5)，使得個體會傾向有高頻率的毒品使用情況(3/5)。 (3) 多重物質使用之毒品使用途徑（見圖三）在背景資料方面：多重毒品使用的個體似乎是先前兩類使用的合併過程，主要包含僥倖的毒品使用態度、求學中斷的經驗、但人際關係是廣泛的，有複雜的工作經驗和較多收入的情況，曾加入過幫派，而個人特性有尋求刺激的傾向。開始使用毒品階段：曾使用過低階毒品，且對於毒品使用抱持著正向的預期，且環境中對毒品易接近性高。持續使用的階段：仍以毒品易接近性和對毒品的正向預期為主，透過毒品使用降低渴求反應，也讓毒品使用的頻率逐漸增加。三、毒品預防介入本土方案：本研究進行焦點團體前，已針對先前所建構之本土使用模式擬定團體進行時之討論議題（見附件二）。研究者彙整討論內容後，根據三級預防概念並整合量性資料所分析的結果和焦點團體與會專家的建議後，提出毒品預防介入本土方案：（一）初級預防－減少危險因子，增加保護因子：根據本研究所分析資料及質性訪談後，歸納出幾項危險因子，包含個人特性部分，包含：憂鬱情緒、獨居、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偏低的拒用毒品效能、及環境因子如：毒品的可及性、朋友使用程度、和涉及不良場所等因素，分別呈現降低各風險因子之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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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憂鬱情緒：大學生面對環境的適應、課業與人際壓力，若缺乏足夠的情緒調節技巧和人際互動技巧，容易導致其情緒低落的情況；提高使用毒品的動機。因此，針對入學新生和在學生定期進行憂鬱情緒狀態篩檢的情況，並在新生入學後定期輔導與幫助大學生提高生活適應能力，並鼓勵參考各種社團活動。 (2). 獨居：在大一升大二之後，大學生通常會搬離宿舍自行居住，在本研究質性和量性資料分析結果中，獨居因素對於毒品使用具有偏高的影響性，為降低該危險因子，建議首先應加強導師制度對學生外宿與工讀狀態的瞭解，定期舉辦班上團體性活動，提供適當的居住資訊，減少大學生居住環境中有可接觸毒品的機會。 (3). 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越高的正向預期會使得大學生使用毒品的機會，降低正向預期的方式，就是幫助大學生瞭解毒品使用的負向後果，此外，在焦點團體的討論中，有專家提出以下建議：各級醫療單位應結合學校、社團、各級學校三方面，以「毒品防治」為主題，針對校內師生辦理相關巡迴講座，講座內容力求創意和觸動人心為主，透過邀請戒治成功之案例現身說法，並搭配醫療相關人員之專業說明，增進師生對毒品使用的認識；進行巡迴講座時，應搭配相關毒品使用法規之介紹與說明，為避免法令宣導流於形式化，可透過有獎徵答、或行動劇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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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偏低的拒用毒品效能：對於降低該危險因子，在焦點團體的討論中，有專家提出以下建議：建議培養學生其他的生活興趣和重心，以降低毒品使用的可能性，且定期舉辦活動或自我肯定訓練課程，以加強教導學生如何說不。 (5). 毒品的可及性和涉及不良場所：對於降低該危險因子，結合質性資料和量性資料後，建議加強對Pub、舞廳、KTV、撞球場等毒品之查緝，以降低毒品傳播管道，甚至可鼓勵曾去過不良場所的大學生，檢舉場所地點，配合檢警加強查緝。 (6). 朋友使用程度：透過具創意之廣告宣導毒品使用之影響，挑選具說服力之形象代言人（以曾使用過毒品，但目前已戒除之藝人為主），提高各級學生對毒品防治的重視和瞭解；；透過媒體宣傳重新將好朋友要和好朋友分享的概念，轉變為好朋友要幫助消除不好的東西（如：毒品）；發行毒品戒治小手冊，其手冊內提供有效停止使用毒品之替代性方法或策略，鼓勵學生踴躍索取，協助毒品使用者以其他方式替代毒品使用。（二）次級預防－進行高危險群篩檢，並實施介入方案：二級預防階段主要以找出高危險群，針對該群毒品使用者，進行毒品戒癮的階段。 (1). 篩檢高危險群：過去對毒品使用的篩檢方式多以尿液篩檢方式進行，但於本次焦點團體討論中，專家建議尿液篩檢結果準確度偏低，且成本昂貴，較不適合廣泛使用尿液篩檢，建議先透過危險因子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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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險群再進行尿液篩檢，如可先使用柯慧貞所編製「校園學生使用毒品篩檢量表」（柯慧貞，2003），於告知後同意下進行施測，高危險群篩檢出後，針對該高危險群列冊定期追蹤，並配合進行尿液篩檢。 (2). 高危險群來源：在焦點團體裡，多位專家建議以具幫派背景多數校園毒品管道以幫派為主（南部以竹聯幫為主，北部以太陽集團為主）、中輟生、或在學學生曾加入幫派或八家將者，定期進行毒品使用之篩檢，針對有使用毒品者進行後續的戒治輔導；此外，定期地關心學生的金錢流向，針對有異常花費較大或周遭有重大生活事件發生的學生列入關懷對象，定期追蹤關心。最後，宣導和教育對象年齡層需從國小開始作起，以達到早期預防的效果。 (3). 通報和戒毒輔導：在焦點團體裡，多位專家建議應於校園或相關醫療單位設置專線鼓勵吸毒同學打電話求助，作為戒治治療之轉介參考；此外，在本研究質性訪談分析顯露出使用不同的毒品的受訪者，均有不同毒品使用的途徑，建議針對不同的毒品使用者進行特定的毒品戒治方案，例如：在進行使用安非他命或古柯鹼個案的戒治方案時，應針對其狹窄的人際關係和缺乏的毒品使用負向預期進行處理，提高戒治的效果等。（三）三級預防－結合醫療資源，協助戒治：當篩檢高危險群後，立即地瞭解高危險群大學生的毒品使用情況，若已達到疾病診斷時，需與醫療資源結合，其建議內容如下： (1). 建立校園毒品戒治轉介系統，透過校園篩檢出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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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群學生或使用毒品之學生轉介至醫療單位之標準流程，根據戒除成癮症狀、培養替代性策略、預防再發等階段進行治療，並擬定相關法規以奠定校園毒品戒治之合法性。 (2). 建制毒品戒治之訓練課程，增加毒品戒治之專業醫療人員投入校園毒品戒治行列，並規劃專業人員名單，以利各級學校或相關單位轉介或推薦參考。 (3). 對於醫療單位和教育單位雖無通報之責，建議毒品使用發現後的輔導期間不應有所限制，只會讓使用毒品的學生更加退縮，並需結合醫療資源。 (4). 目前校園篩檢出毒品使用者之輔導期為三個月，專家建議校方在篩檢使用毒品同學後之通報與輔導期不應限制其輔導時間，應在結合醫療資源下，鼓勵學生積極接受勒戒和治療，由醫療單位根據學生毒品使用嚴重度進行評估和設定輔導內容。

(4)討論

本次抽樣的有效樣本未校正之至少使用一種毒品之盛行率為 3.7%。其中仍以搖頭丸使用為最高，K 他命為第二，此外，在本次研究追蹤之樣本裡，未呈現安非他命或海洛因等高階毒品使用之情況。一、盛行率討論 2005 年針對南區大學生所作的毒品使用之盛行率為 1.7%；但本次研究針對前一年未施測的追蹤樣本在校正後盛行率約為 3.7%，而進一步校正在大學生母群之盛行率為2.10%。在毒品使用盛行率上，相較於國外研究結果，台灣大學生使用毒品盛行率並不高（Cuomo et al., 1994; Pope et al., 2001; Strote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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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生至本年度施測時，已成為大二學生，研究者將 2006 年研究樣本中大二與 2005 年大一新生各毒品使用的盛行率進一步比較，發現原本 2005 年大一新生至少使用一種毒品的盛行率約為 1.6%，低於 2006 年 2.7%的盛行率。但 2006 年大二仍有部分毒品未被使用過，例如：FM2、海洛因、古柯鹼和海洛因、安非他命和強力膠等毒品盛行率則為 0。在 2006 年大二在搖頭丸上的使用盛行率是 2.7%，高於 2005 大一新生 1.3% 的盛行率。二、本年度追蹤樣本的特性：首先，再將 2005 年樣本和 2006 年樣本人口變項特性進行比較後，顯示兩群樣本在獨居比例方面(χ2=16.662, p=.000)和年級方面(χ2=90.639, p=.000)有顯著差異。另方面，在認知特性方面，兩群樣本在拒絕使用毒品的效能(t=.052, p=.820)和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表現(t=.026, p=.878) 未未顯著差異，但在對毒品使用負向預期表現則有顯著差異(t=5.393, p=.020)，但是兩群樣本在毒品使用的比例上卻是未顯著差異(χ2=.009, p=.925)。根據Chabrol等人(2006)針對一群高中生進行社會影響和毒品使用預期兩個變項預測毒品使用，發現負向預期的程度和人際交友的程度是預測使用毒品與否的重要指標。對應於 2006 年大學生樣本之負向預期得分，2005 年施測大學生之負向預期平均表現高於 2006 年大學生樣本。總言之，本研究在邀請2005 年未到測大學生再次進行調查，調查後的結果分析似乎顯示出兩群樣本在對毒品使用和人口變項上呈現部分的差異情況，特別是在較低的毒品使用預期表現、較多的每月支出和每月所得，及較低的憂鬱情緒表現，且在 2006 年大學生樣本裡毒品使用者和未使用毒品者在憂鬱程度上有顯著差異。 二、本土毒品使用模式之討論 本研究將使用者的背景資料、初期接觸毒品和維持毒品使用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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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作為瞭解毒品使用和維持之模式。 1.搖頭丸/K 他命/大麻使用途徑模式：在訪談文本中，三者毒品有相似的發展途徑，這與在其他的研究裡大麻使用比較傾向與古柯鹼和香菸使用有高相關的結果似乎不太相符（Martinez-Ortega, et al., 2006），推論可能的原因是三種之使用情境多為聚會時使用，雖然搖頭丸是以吞食的方式，但是在 K 他命和大麻的使用上是相近的，多以煙捲的方式抽食，且受訪者似乎對於搖頭丸和大麻可能成癮性抱持比較樂觀的看法有關。此外，在搖頭丸或 K 他命使用者的背景方面，發現似乎受訪者的人際關係比較廣泛，這樣的發現似乎與Bogt、Engels 和 Dubas（2006）針對 MDMA 使用者進行五因子性格研究後顯示大多數的 MDMA 使用者的個性比較外向的結果相符合。對這些使用者而言，廣泛的人際關係和互動並非是自身的困擾，相反的，廣泛的人際脈絡提供了俱樂部毒品的管道之一。在維持毒品使用的部分，似乎毒品易接近性和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具很大的影響，在 Ellingstad 等人(2006)針對一群使用大麻的學生進行訪談時，發現有 76%的學生認為停止使用大麻的重要原因是對大麻的態度變得不那麼正向。上述的研究結果或許能說明為何毒品使用者會持續使用毒品的因素，根據本研究所提之三類毒品使用途徑模式裡，均可以發現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是維持個體使用毒品的原因之一。不僅是對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外，逃避的因應策略亦為重要維持因素。許多的毒品使用者主觀地抱怨焦慮或憂鬱情緒的感受，在Bobadilla 和 Taylor（2006）發現大麻使用者在生理感受的敏感度(physiological reactivity)和不佳的知覺性因應(perceived coping)與大麻使用的量有高相關。 2.安非他命/海洛因使用途徑模式：在分析海洛因或安非他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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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時，研究者發現兩類毒品使用途徑具有較高的相似性。這樣的結果和 Uttermark 和 Cohen(2006)針對阿姆斯特丹使用安非他命的受訪者調查結果卻不一致，在該研究裡發現安非他命使用者有也高比例的酒精、大麻和古柯鹼使用情況。相較於搖頭丸、大麻或 K 他命而言，在該模式裡顯示使用安非他命或海洛因之個體本身在人際關係方面比較狹窄的，目前似乎探討特定藥物使用者之人際關係之文獻比較少，在 Somer(2003)針對使用海洛因的對象進行研究，發現這群使用者在回顧過去經驗時，有較高的比例反應出曾經歷兒童時期的創傷事件，甚至有些陳述有疑似壓力後創傷症候群或解離的表現，但無論如何，至少這群樣本均反映出情緒上的創傷反應。進一步的推論，當這些情緒有所解離或創傷之使用者相對的在人際互動部分似乎容易造成困擾和影響的。此外，對毒品使用的正負預期同樣地會影響是否使用的決定，從文本中，似乎安非他命或海洛因使用者對該毒品所產生的影響並未有太多負面或中性的預期，甚至是對該毒品的瞭解是模糊的。另一方面，維持毒品使用方面，除了和搖頭丸、K 他命和大麻途徑相似的正向預期影響外，似乎降低渴求和戒斷反應亦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似乎代表著安非他命和海洛因等毒品容易讓個體出現生理上的依賴。此外，心理依賴方面，在James、Davies 和 Willner （2004）認為渴求現象是一種對毒品使用的正向增強效果，相對地，也是一種對毒品戒斷的一種負增強反應。透過使用毒品降低渴求的制約過程，加強了使用者對毒品使用和降低渴求或戒斷症狀的不舒服感受之間的連結，造成了毒品使用行為被維持下去。 3.多重毒品使用途徑模式：本模式裡似乎是融合了先前兩類的使用途徑和相關背景因素於模式中，並且在多重使用的模式中增加尋求刺激的個性於背景資料中。近十年來，多重毒品使用的議題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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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提出討論，但未獲得系統性的討論和結論（Shane, 2003）。 4.與 2005 年毒品使用之結果模式（圖四）之對比：若進一步地將 2005 年結果使用比較後，歸納出相同和相異處： (1)有共同的風險因子：對應 2005 年假設模式和質性資料分析之模式，發現兩項模式均包含毒品的正向預期、及毒品可及性等變項，上述發現均與過去國內外文獻結果相符(Chabrol, et al., 2006; Lash, et al., 2004)。 (2)不同的風險因子：對應 2005 年結果使用模式和質性資料分析之模式，發現在質性資料建立的使用模式裡，涵蓋著打工為經濟來源、廣泛的人際關係、錯誤的毒品使用態度和明顯的生活事件（壓力事件）存在等，其中本研究並未將生活事件列為調查變項之一，因此無法獲得相關的訊息。目前國內關於錯誤的毒品使用態度和毒品使用的相關研究少見，在錯誤的毒品使用態度和毒品使用的關聯性，可能的解釋為所謂的錯誤的毒品使用態度是指對毒品使用有錯誤的知識，這些知識可能是毒品使用後的中性、負性或正性的效果，甚至是毒品使用的方法等，當大學生抱持著錯誤的毒品使用態度時，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機會增加其使用毒品的可能性(Schuster, 2006)。 5.質性毒品使用模式與量化分析結果之比較方面，將本研究之質性分析之使用模式與量化分析結果進行比較後，發現：在2006 年分析結果是符合 Bandura 所提出的社會預期理論，強調自我效能是為預期和行為出現的中介變項，當個體對拒用毒品的效能越高時，顯示其使用毒品的可能性越低，然，在質性分析建構的毒品使用模式中，卻突顯出毒品使用的正向預期和毒品的易接近性是引發毒品使用者持續使用和開始使用的重要因素，可能的解釋是當個體在填寫問卷時，問卷中所陳列的題項情境，對於毒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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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或許並非全部經歷過，較多會需以想像方式進行填寫，會有高估信心的情況。相反地，訪談過程提供受訪者思考和回憶的經驗，較容易鎖定於受訪者習慣性使用毒品的情境，因此，回憶的豐富度和感受性，能夠幫助受訪者提取較多影響毒品使用的變項。三、本土毒品防治策略之討論主要以三級預防架構進行討論和收集資料，參與會議之代表均以自身對校園毒品使用之經驗或看法進行回應，研究者彙整資料後歸納出建議事項，根據三級預防架構配合 2006 年分析結果進行討論，內容如下： 1. 初級預防部分：主要以增加保護因子和降低風險因子。 (1) 提高參與動機：與會專家與學生建議為了能提高學生對於毒品危害的認識以提高對毒品的警覺，希望能將校園反毒的活動擴大舉辦，不僅透過軍訓課或春暉社團以外的學生組織舉辦，吸引學生踴躍參與活動，提高對毒品的認識和辨識，並能讓學生參與反毒政策的制訂過程，提高學生重視和投入反毒活動的興趣和熱誠。此外，設計具吸引力或符合青少年特性的短片提高學生重視反毒活動，並且鼓勵成功戒治吸毒的案例現身說法，增加學生對毒品使用的負向預期，對應2006 年研究結果後，亦發現有使用毒品的大學生會比較少考量到毒品使用的負向後果。 (2) 降低毒品取得管道：幫派參與、八家將活動、中輟生的追蹤情形、KTV、舞廳或 Pub 等均為主要毒品管道來源。 2. 次級預防部分：篩選高危險群，並實施介入方案 (1) 使用篩選量表：在入學時針對入學新生進行問卷篩選，透過問卷篩選方式，將毒品使用高危險群加以列管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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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期輔導期：學校篩檢出的毒品使用個案，輔導期為三個月，此時限太短；對戒癮而言；需更長之輔導期。 (3) 提供介入管道：於校園、醫療單位或衛生機關設置專線，接聽使用毒品者之求助專線，透過電話諮詢提高求助動機，和進行轉介流程。 3. 三級預防部分：結合醫療資源，協助戒治 (1) 健全醫療轉介系統：建立完整的醫療資源轉介制度，避免在校園中因篩檢出高危險對象，卻因為不足的醫療資源未能銜接上，使得協助工作挫敗。 (2) 鼓勵臨床研究發展：鼓勵臨床機構針對毒癮患者之戒治進行縱貫式研究，以發展適切的治療方案。四、本研究之限制本研究以具代表性之全國大專學生為樣本，進行具名問卷調查，由於使用毒品是違法的行為，因此，本研究結果可能有低估的情況。然而，為提高受試者誠實做答之意願，在施測程序中，施測者均在受試者填答問卷前強調問卷結果的保密性，希望能藉此增加誠實填答的比率。再者，施測過程中，由受過訓練之研究人員擔任問卷施測員，分別到抽樣的大專校院採團體施測方式進行施測，希望能藉此減少大學生的防衛。另外，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橫斷性的研究，在因子與因子間的因果推論需縱貫研究來驗證，因此無法證明涉足高危險場所之程度與使用毒品行為間有因果關係的存在；此有待未來的縱貫研究資料做進一步分析，加以闡明。

(5)結論與建議

1. 盛行率方面：本研究發現大學生使用毒品盛行率校正後為 2.2%，比起美國大學生之毒品盛行率報告，國內大學生之毒品使用率較低。 2. 本土使用途徑模式方面：本研究分析不同類型的毒品使用途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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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上述毒品使用之途徑具有共通的促進因子，但這些因素對使用途徑而言，卻扮演不同的角色和影響情況，例如：在搖頭丸或K 他命方面，同儕的壓力對於初次的毒品接觸具有較大的影響性，但在毒品使用的維持階段，則以對毒品的正向預期為主。另外，對安非他命或海洛因使用者而言，促成接觸毒品的重要因素卻是明顯的生活壓力事件和毒品易接近性為主。然而，在回顧相關文獻時，發現目前文獻中對於使用特定毒品之性格研究結果似乎比較少，多數研究雖有企圖探索心理社會因素，但很少單一針對特定毒品進行討論，其邀請研究者多以物質濫用或依賴者為主。建議可以針對單一毒品使用者進行研究。此外，多重毒品使用機制之研究作為後續研究的發展重點，透過相關因子之收集，發展適合之介入策略。 3. 毒品防治策略方面：如結果所陳述，建議透過跨部會協調制訂和擬定相關政策，以有降低和杜絕大學生毒品使用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