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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值分析

第二節 比較靜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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𝜇)𝜏𝑡𝑤𝑡𝛼𝑡下降,直至完全抵銷誠實申報比例(𝛼𝑡)上升所帶來的正向效果。故稅 率(𝜏𝑡)下降對均衡稅率造成了負向的影響;另一方面,隨著政府稽查機率的上 升,政府也將花費越大的人力成本以增加稽查比例,這使政府稽查成本參數(𝑓0) 增加,使( 22 )式左邊的(1 − 𝜇)𝑓0𝑝𝑡𝑤𝑡上升。此時政府將同步調升均衡稅率以保 持政府預算平衡,以消除政府稽查成本參數(𝑓0)增加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故此稅 率(𝜏𝑡)上升為均衡稅率的正向影響。

由前述可知,當政府決定提高稽查機率時,均會造成均衡稅率造成上升與 下降之正負面影響。觀察圖五,在政府稽查率從p=0.15 上升至約莫 p=0.25,可 見均衡稅率呈現下降的現象,此時政府稽查率上升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會大於正 面影響,故在負面影響抵消正面影響之下,出現了均衡稅率下降的結果。相 反,在政府稽查率上升超過約p=0.25 後,均衡稅率呈現緩緩上升的趨勢,此時 正面影響會大於負面影響,最後造成了均衡稅率上升的情形。

圖六為政府稽查率與失業率之關係圖,我們發現隨著政府稽查率的上升,

失業率也隨之出現小幅度的上升。當政府稽查率上升的時,勞動者逃漏的薪資 所得較易被稽查出,故勞動者會降低在廠商就業的意願,使得失業率上升。

最後,圖七顯示出政府稽查率與經濟成長的關係,此圖告訴我們能使經濟 成鄭長極大化的政府稽查機率在P=0.258 之處,此時的經濟成長的極大值為 G=1.09。

第二節 比較靜態分析

在第一節中,分別繪畫出政府稽查率變動對𝛼𝑡、𝜏𝑡、𝜇、G 等變數的影響 之關係圖形後,分別說明了每個變數與政府稽查率之間的關係。接續著,我們 將探討在不同的金融發展程度之下,其對𝜇以及G 變數的影響效果後,再延伸 至低能力勞動者於家計部門的報酬(𝛽𝐿)和低能力勞動者搜尋廠商部門產生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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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𝜅𝐿)的變動下,如何影響𝜇以及G 變數的效果;最後,本節會再進一步研究 政府稽查成本參數(𝑓0)、勞動者進行逃漏稅的成本參數(𝜖)和政府支出比例(𝜃)等 的變化分別對p、𝛼𝑡、𝜏𝑡、𝜇、G 等變數的影響關係。

1. 𝛿變動,對𝜇和 G 變數的影響

我們將依序對𝛿之最高 0.06 至最低 0.01 進行檢驗,其中𝛿 = 0.05時為本研究的 分析基準,數值模擬之結果顯示於以下表二中。

表二 在𝜙 = 0.5之下,𝛿下降對𝜇和 G 之影響效果

𝜹 𝝁 G

0.06 0.204 1.086

0.05 0.215 1.090

0.04 0.225 1.095

0.02 0.245 1.103

0.01 0.254 1.107

資料來源:數值模擬結果之整理

由於金融仲介成本(𝛿)可作為衡量金融發展程度的指標,故我們可知表二的 金融發展程度由0.06 增加至 0.01 時,對失業率及經濟成長率的影響。據表二的 結果發現,隨著金融發展程度的增加,即一國的金融發展越好(代表𝛿越低)時,

會伴隨著失業率的上升和經濟成長率的上升;相反的,在金融發展程度相對低 的國家(代表𝛿較高)時,其會擁有相對低的失業率與相對低的經濟成長率。

勞動者會將在廠商獲得之報酬存放於銀行,銀行接收到存款再轉換成資 本。當金融發展程度越高(𝛿較低)時,表示銀行轉換每單位存款為資本所耗用的 成本較低,此時,若L 類型勞動者到廠商就業,在 t+1 期能從銀行取得之報酬 會越多,因此他們有較大的誘因到廠商就業。在均衡分離型就業契約下,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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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必須上升,以驅使這些L 類型勞動者失業,最後更帶來經濟成長率上升。因 此,由表二可歸納出在不同的金融發展程度下,會產生以下兩個結論:

(一) 當金融發展程度越好,即金融發展程度越優良的國家(代表𝛿較低),擁有較 高的失業率;相對的,金融發展程度越不良的國家(代表𝛿較高),擁有較低 的失業率。

(二) 當金融發展程度越好,即金融發展程度越優良的國家(代表𝛿較低),經濟成 長率較高;相對地,金融發展程度越不良的國家(代表𝛿較高),經濟成長率 的較低。

2. 𝛽𝐿變動,對𝜇和 G 變數的影響

𝛽𝐿為L 類型勞動者於家計部門生產的報酬。隨著𝛽𝐿越低,L 類型勞動者會有越 大的誘因到廠商就業,故造成資訊不對稱程度的加深;相反,隨著𝛽𝐿越高,資 訊不對稱的程度會相對越低,故𝛽𝐿可作為資訊不對稱程度的指標。在表三中顯 示著,資訊不對稱程度從0.35 加深至 0.01 時,其對失業率及經濟成長率的影 響,其中𝛽𝐿 = 0.03時為本研究的分析基準。觀察以下表三可發現,隨著資訊不 對稱程度加深,即L 類型勞動者於家計部門生產的報酬越少時,會伴隨著兩種 效果,分別為失業率的上升及經濟成長率的下降。

當資訊不對稱程度加深時,L 類型勞動者於家計部門生產的報酬越少,因 此他們會減少到家計部門生產的意願,而到廠商就業。在均衡分離型就業契約 下,失業率必須上升,以驅使這些L 類型勞動者失業。最後,由表三可歸納出 在不同的資訊不對稱程度下,主要會有以下兩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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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訊不對稱程度嚴重時(𝛽𝐿低時),L 類型勞動者會增加至廠商就業意願,而 廠商會拒絕雇用他們,最後便產生了較高的失業率;相對地,資訊不對稱 程度輕微時(𝛽𝐿高時),L 類型勞動者偏好於在家計部門生產,此時應徵廠商 工作的會是H 類型勞動者,故失業率相對較低。

(二) 資訊不對稱程度嚴重時(𝛽𝐿低時),會使經濟成長率較低;相對地,資訊不 對稱程度輕微時(𝛽𝐿高時),會使經濟成長率會較高。

表三 在𝜙 = 0.5之下,𝛽𝐿下降對𝜇和 G 之影響效果

𝜷𝑳 𝝁 G

0.35 0.203 1.098

0.12 0.212 1.093

0.08 0.213 1.091

0.03 0.215 1.090

0.01 0.216 1.089

資料來源:數值模擬結果之整理

3. 𝜅𝐿變動,對𝜇和 G 變數的影響

𝜅𝐿為L 類型勞動者在搜尋廠商工作時所產生的成本,此變數亦可作為資訊 不對稱程度的指標。 L 類型勞動者決定到廠商就業的搜尋成本提高時,會降低 L 類型勞動者到廠商工作的意願,使資訊不對稱程度較弱;相反,L 類型勞動 者決定到廠商就業所發生的搜尋成本降低時,L 類型勞動者有了較大的誘因到 廠商工作,故資訊不對稱程度會加深。在表四中顯示,資訊不對稱程度從0.8 加深至0.5 時,其對失業率及經濟成長率的影響,其中𝜅𝐿 = 0.7時為本研究的分 析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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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不對稱程度加深(即𝜅𝐿下降)時,L 類型勞動者到廠商就業的成本下降,

會降低他們到家計部門生產的意願而增加他們到廠商就業的意願。在均衡分離 型就業契約下,廠商不會雇用L 類型勞動者,故失業率會上升。最後,由表四 我們可歸納出兩個結論,而這兩個結論與前述的資訊不對稱指標𝛽𝐿有著完全一 致的結論,分別為:

(一) 資訊不對稱程度嚴重(𝜅𝐿低)時,L 類型勞動者有較大意願至廠商就業,由於 他們的勞動能力不符合廠商的要求,最後會造成失業率上升;資訊不對稱 程度輕微(𝜅𝐿高)時, L 類型勞動者會至家計部門生產,而 L 類型勞動者也 是家計部門所希望聘用之勞動,故失業率較低。

(二) 資訊不對稱程度嚴重時(𝜅𝐿低時),經濟成長率會較低;而資訊不對稱程度 輕微時(𝜅𝐿高時),經濟成長率會較高。

表四 在𝜙 = 0.5之下,𝜅𝐿下降對𝜇和 G 之影響效果

𝜿𝑳 𝝁 G

0.8 0.193 1.105

0.7 0.215 1.090

0.65 0.231 1.079

0.6 0.244 1.070

0.5 0.270 1.051

資料來源:數值模擬結果之整理

可見文中表三與表四,運用了不同的變數作為資訊不對稱程度的指標,分 別為𝛽𝐿與𝜅𝐿,以探討資訊不對稱程度加深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可見以上表三與 表四中的結果相同,這樣的結果再次佐證了資訊不對稱程度加深,會伴隨著失 業率上升以及經濟成長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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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𝑓0變動,對𝛼、𝜏、𝜇、G 變數的影響

𝑓0為政府稽查逃漏稅的成本參數,𝑓0越高代表所需的稽查成本越高。在表五 中,𝑓0從最高0.22 降至最低 0.05,可見誠實申報比例落在合理區間

0.32 至 0.96

之內,其中𝑓0 = 0.18時為本研究的分析基準。

首先,稅收是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當政府進行稽查的成本減少時,跟據 政府預算限制式( 22 ),稅率也會隨之而下降。此時勞動者的誠實申報比例會增 加,故政府也不需要緊密的調查勞動者的所得有否漏報,即可知政府稽查率會 下降,而伴隨的會是勞動者誠實申報比例減少。此模擬之稅率下降導致的效果 大於政府稽查率下降導致的效果,故顯示於表五的誠實申報比例增加。另外,

我們根據研究結果發現,稅率與失業率擁有同向的關係,而失業率與經濟成長 率擁有負向關係,故稅率減少會同時伴隨著失業率減少以及經濟成長率上升。

我們經數值模擬後的結果呈現於表五,由表五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 隨著政府稽查逃漏稅的成本越少,稽查率會越低。

(二) 隨著政府稽查逃漏稅的成本越少,勞動誠實申報比例𝛼會越高,非誠實申 報比例(1 − 𝛼)則會越低。

(三) 隨著政府稽查逃漏稅的成本越少,稅率越低。

(四) 隨著政府稽查逃漏稅的成本越少,失業率越低。

(五) 隨著政府稽查逃漏稅的成本越少,經濟成長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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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在𝜙 = 0.5之下,𝑓0下降對p、𝛼、𝜏、𝜇和 G 之影響效果

𝒇𝟎 p 𝜶 𝝉 𝝁 G

0.22 0.264 0.820 0.318 0.234 1.081 0.18 0.258 0.847 0.303 0.215 1.090 0.14 0.253 0.877 0.290 0.204 1.126 0.1 0.250 0.909 0.278 0.195 1.135 0.05 0.249 0.952 0.263 0.185 1.154

資料來源:數值模擬結果之整理

5. 𝜀變動,對𝜏、𝜇、G 變數的影響

𝜀為勞動者逃漏稅的成本參數,𝜀越高代表勞動者進行逃漏稅時,產生的成本越 高。在表六中,我們將依序對𝜀之最高 0.7 至最低 0.2 進行檢驗,其中𝜀 = 0.3時 為本研究的分析基準。

隨著進行逃漏稅的成本越少,勞動者的逃漏稅意願會增加,使誠實申報比 例減少;政府為了預防逃漏稅行為惡化,將增加稽查機率;當稽查率增加時,

勞動者被發現逃漏稅行為的風險將變大,而增加其誠實申報比例;同時,政府 為實行較嚴謹的稽查政策將花費較大的人事物成本,因此,政府會調升稅率以 維持政府收支平衡。綜合以上兩種行為,誠實申報比例的增減變動將相互抵 消,故勞動者誠實申報比例不變;另外,當逃漏稅成本越少時,L 類型勞動者 產生了較大的誘因到廠商就業,在均衡分離型就業契約下,廠商不願意雇用L 類型勞動者,即會造成失業率上升,經濟成長率下降的結果。數值模擬的研究 結果呈現在表六如下:

(一) 當進行逃漏稅的成本越少,稽查率越高。

(二) 當進行逃漏稅的成本越少,稅率會越高。

(三) 當進行逃漏稅的成本越少,失業率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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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進行逃漏稅的成本越少,經濟成長率越低。

表六 在𝜙 = 0.5之下,𝜖下降對 p、𝜏、𝜇和 G 之影響效果

𝜺 p 𝝉 𝝁 G

0.7 0.195 0.3013 0.209 1.097 0.5 0.226 0.3023 0.210 1.095 0.4 0.242 0.3028 0.212 1.092 0.3 0.258 0.3033 0.215 1.090 0.2 0.273 0.3039 0.221 1.088

資料來源:數值模擬結果之整理

資料來源:數值模擬結果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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