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資訊不對稱在日常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所謂資訊不對稱，其定義為，在 市場經濟活動中交易雙方分別所擁有的資訊存在差異，即一方擁用另一方不知 道的資訊，而掌握資訊較充分的一方會處於相較有利的位置。在現實社會中，
資訊不對稱很有可能會導致逆向選擇或道德危機的情況，如二手車交易、醫療 保險和就業雇用等。現今科技發展迅速，雖然各項通訊軟體及硬體使得資訊相 對流通，但是社會的創新速度快，所產生的資訊量更多且更複雜，因此直至現 今人類在交易決策上，仍然無法擁有所有的資訊，故資訊不對稱的現象依舊存 在。
在勞動市場中，每一個勞動者的技術力能不盡相同，其中涉及到他們所擁 有的天資能力、專業知識和工作效率等因素的影響。關於勞動市場的需求面，
工廠與家計部門所需要雇用的勞動類型並不相同，但廠商在雇用勞動時，無法 知道勞動者的真實生產力，只有勞動者知道其自身能力屬何種類型，所以勞動 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的現象。Betts and Bhattacharya (1998) 建立了一個不同於 傳統的新古典成長模型，並主張在勞動市場中所存在的逆向選擇問題，會對勞 動市場與信貸市場之均衡產生相互連結的影響效果。
實際社會中的勞動者在正式經濟部門賺得報酬後，並不一定會將所有的報 酬全部向政府申報，造成逃漏稅。許多文獻都開始將逃漏稅與內生經濟成長模 型結合，並以資本或政府支出等變數分析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例如，Hung (2015) 運用簡單的內生經濟成長模型將逃漏稅與資本投資結合，並加入金融二 元體以探討在不同金融發展的程度下，政府控制逃漏稅行為的應對政策。
上述所提及的文獻Betts and Bhattacharya (1998)和 Hung (2015)中，前者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
要在研究勞動市場與信貸市場的資訊不對稱現象，而後者著重於研究逃漏稅對 經濟成長與政府政策之影響效果。本研究則嘗試融合前述兩篇文獻所探討的論 點，將勞動市場資訊不對稱現象與勞動者逃漏稅行為結合。而本中首先會探討 勞動者如何決定最適逃漏稅比例，接著討論這個決策如何影響均衡就業契約，
再透過均衡就業契約的成立以消除資訊不對稱現象。最後，藉由以上對勞動市 場及經濟體系的設定，本文欲探討在均衡失業率之下，為追求終身效用極大，
政府該如何調整逃漏稅稽查率，以使經濟成長率極大化。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本研究採用存活兩期且世代交疊的經濟體系，而架構方面將運用倒推法的 方式進行模型推導。首先，主要以Barro (1990)的內生成本模型以及 Chen (2003)和 Hung (2015)等對逃漏稅的模型建立為本研究前段的模型基礎，並加入 考量逃漏稅行為所引起的逃漏稅成本以加強模型的完整性，後續再以Betts and Bhattacharya (1998)對資訊不對稱現象所建立的模型設定作為本文後段的研究基 礎。
本文的研究架構總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與目 的，以及研究方法與架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探討的文獻可分為經濟成長、
勞動逃漏稅及勞動市場資訊不對稱三大部分，主要針對過去學者對經濟成長模 型的演進，並為逃漏稅與勞動市場資訊不對稱等議題的研究作完整的分析，以 作為本文的發展與應用。第三章為基本模型，模型推導使用倒推法的方式，在 考量存在逃漏稅成本之下，先闡述代表性個人的逃漏稅行為及最適決策，接著 再延伸Betts and Bhattacharya (1998) 之架構，主要探討分離式就業契約之設 立，並推導出均衡失業函數。第四章為數值模擬，探討在不同的誠實申報比 例、稅率、失業率以及經濟成長率之下，政府會如何採取相應的稽查政策。第 五章為結論，重點論證本文所研究之結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從1963 年資訊不對稱現象首次被 Kenneth Arrow 提出後，George Akerlof 於1970 年代發表著作《The Market for Lemons》對該現象作出了更進一步的闡 述。資訊不對稱現象一直是經濟學者所關切的重要議題，當中被廣泛的應用從 傳統的農產品市場到現今的金融市場。以往相關資訊不對稱議題所涉及的領域 有股市沉浮、勞動雇用、信貸配給、商品消費等，成為了現代訊息經濟學的核 心，而過去許多文獻，將勞動市場與信貸市場的訊息摩擦現象一併進行研究，
其中就業契約的推導均以一般稅後報酬為建立的依據，在決定均衡就業契約 後，再進一步分析勞動市場資訊不對稱與均衡信貸配給之影響效果。
本文先參考Barro (1990)與 Romer (1986)等的內生成長模型，其中採用了資 本作為經濟成長的來源，接著，再以Chen (2003)和 Hung (2015)等對逃漏稅模 型的建立作為本研究前段的模型架構，並將逃漏稅成本變數加入考量。另外，
在本研究後段的部分，則採用Betts and Bhattacharya (1998)對資訊不對稱模型的 設定，並將其改以最適預期報酬作為分離型就業契約的推導依據，在獲得均衡 失業率之後，本文將會決定出能使經濟成長極大化的最適稽查政策。
第一節 經濟成長模型的演變
經濟成長一直是總體經濟領域相當重要的議題，而決定經濟成長的因素涵 蓋多個層面，其可能是一國既有的天然資源、環境因素、政府支出、技術進 步、創新專業化程度，或是對人力資本、勞動資本累積等要素的投入。在1776 年Adam Smith 的《The Wealth of Nations》被認為是第一本研究經濟成長的著 作，該書的貢獻是一種思想概念，當中所傳達的概念為:「經濟成長需要的是和 平、低稅負，與一個可以容忍的司法管理」。而後續於工業革命後西歐各國的經 濟成長迅速以致於引發一些經濟學者投入研究，Harrod (1939)和 Domar (1946) 採用凱因斯的總體架構，並使用固定投入比例的昂鐵夫(Leontief)生產函數，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函數在每一個產量水準上任何一對要素(勞動興資本)投入量之間的比例都是固 定且無法相互替代的。另外，此理論的平衡成長條件發生在自然成長率等於保 證成長率之處，而滿足以上兩種成長率的成長來源變數皆是由外生決定，再加 上經濟體系的長期均衡是不安定的均衡，當受到外生衝擊後，均衡狀態便無法 重新復元，故均衡不易達成，此特性稱為剃刀邊緣(edge of knife)，也因此特性 Harrod-Domar 模型受到嚴重批評。
為了改進Harrod-Domar 模型的缺陷，Solow (1956)和 Swam (1956)所建立的 新古典成長理論採用Harrod-Domar 模型的架構，而生產函數則改用具有一階其 次特性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其特性為固定規模報酬、要素 邊際生產力遞減以及生產要素可相互替代。在勞動與資本可相互替代的情況 下，經濟體系達到穩定均衡時，經濟成長只受外生的人口成長與技術進步的影 響，使得經濟成長的來源仍然是由外生參數所決定。
由於Harrod-Domar 模型與 Solow-Swan 模型的結論存在缺陷，故無法得到 所有經濟學家的認同，但其對於開啟現代經濟成長理論之路有著莫大的貢獻。
自1980 年代中期，經濟學家陸續透過對產出函數或資本存量作重新設定，將經 濟成長的來源改為內生決定，使得模型更能符合現今經濟成長的特性。首先，
Romer(1986)、Lucas(1988)將人力資本累積與外部性效果納入生產函數；同樣強 調人力資本累積的還有Rebelo (1991)、Stokey (1991)與 Young (1991)，其文獻中 也提出廠商在生產過程中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所累積的知識可進一步提 高生產力，亦即技術進步不再是由外生決定，此時技術進步便可用來解釋經濟 持續成長的事實；而Romer (1990)、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和 Aghion and Howitt (1992)提出了研究與發展(R&D)的概念，他們認為在廠商成功創新與模仿 後，便能提高資本邊際生產力以獲得獨占利潤，此時廠商又可運用此利潤投入 新的研究發展，在這樣的循環下可促進廠商資本的累積，故研究與發展可合理 解釋經濟成長的現象；Barro (1990)與 Easterly and Rebelo (1993)則把政府經濟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
動納入生產函數，他們認為私部門的生產會受到政府支出影響，而產生不同程 度的外溢效果，故亦可作為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
第二節 逃漏稅之相關文獻
各國政府一直關注逃漏稅問題，逃漏稅不但是一種對誠實申報者不公平的 現象；更會造成政府稅收的減少，妨礙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關本文對個人逃漏 稅的定義，是指代表性個人在廠商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薪資報酬，並沒有全 數申報予政府而使稅賦減少的行為。
最早探討逃漏稅議題為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的文獻，文中先建構 出個人逃漏稅行為的模型，並假設納稅者為風險趨避者。在個人視漏報的報酬 為風險性資產之下，設定效用函數為Von Neumann-Morgenstern 的型式，經極 大化預期效用，決定出最適的所得申報量。當政府人員未稽查到有逃漏的所得 時，納稅人僅需依照其申報予政府的所得繳納稅收；當政府人員稽查到有逃漏 的所得時，納稅人則必須補繳其逃漏的稅額，並且需繳納一個依據其「逃漏所 得」之多寡而決定的罰款。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的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稽 查機率與罰款的增加，會導致納稅者增加所得的申報比例，但所得稅率變動的 政策效果則不明確；而Yitzhaki (1974)參照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的模型 架構，其中在罰款計算的部分，則改以針對納稅人的「逃漏稅額」而非「逃漏 所得」作為計算罰款金額的基礎，其分析結果顯示稅率與納稅人逃漏稅意願呈 現反向變動的關係。後續對逃漏稅進行研究的學者皆依循以上兩篇文獻所建立 的架構作延伸與發展，其中Cowell and Gordon (1988)沿用了 Yitzhaki (1974)對逃 漏稅罰款的設定，即以納稅人的「逃漏稅額」作為罰款的依據，另外，此文獻
最早探討逃漏稅議題為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的文獻，文中先建構 出個人逃漏稅行為的模型，並假設納稅者為風險趨避者。在個人視漏報的報酬 為風險性資產之下，設定效用函數為Von Neumann-Morgenstern 的型式，經極 大化預期效用，決定出最適的所得申報量。當政府人員未稽查到有逃漏的所得 時，納稅人僅需依照其申報予政府的所得繳納稅收；當政府人員稽查到有逃漏 的所得時，納稅人則必須補繳其逃漏的稅額，並且需繳納一個依據其「逃漏所 得」之多寡而決定的罰款。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的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稽 查機率與罰款的增加，會導致納稅者增加所得的申報比例，但所得稅率變動的 政策效果則不明確；而Yitzhaki (1974)參照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的模型 架構，其中在罰款計算的部分，則改以針對納稅人的「逃漏稅額」而非「逃漏 所得」作為計算罰款金額的基礎，其分析結果顯示稅率與納稅人逃漏稅意願呈 現反向變動的關係。後續對逃漏稅進行研究的學者皆依循以上兩篇文獻所建立 的架構作延伸與發展，其中Cowell and Gordon (1988)沿用了 Yitzhaki (1974)對逃 漏稅罰款的設定，即以納稅人的「逃漏稅額」作為罰款的依據，另外，此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