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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凱薩琳王太后的統治

十六世紀法國雖沒有女人繼承王位的狀況,不過也出現了兩位攝政的女主,

分別是法蘭西斯一世(François I, r. 1515-1547)的母親路易絲 (Louise of Savoy, 1476-1531),及法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 r. 1560-1574)與亨利三世(Henri III, r.

1574-1589)的母親凱薩琳。前者在 1515-1516 及 1523-1529 兩度擔任攝政,後者 在 1560-1563 及 1574-1575 也兩度取得攝政權。72本計畫主要討論的對象是凱薩 琳,一方面因為她與伊莉莎白女王(英格蘭)及瑪麗女王(蘇格蘭)處於同一時 期;另一方面她的時代是法國新教運動波瀾壯闊的時期,新教徒與她妥協、衝突 的過程中,也為我們留下他們對女性統治的看法。

凱薩琳走上政治舞台的時候,正是法國內部宗教對立最為激烈的時代。新教 力量在亨利二世時代(Henri II, r. 1547-155)逐漸壯大,為打壓異端,國王於 1547 年在巴黎高等法院(Parliament of Paris)設立特別法庭審訊異端份子。這個法庭 以酷刑著稱,被時人名為「焚燒法庭」(Chambre ardente)73然而新教運動並未 因烈火而銷聲匿跡,尤其是屬克爾文教派的胡格諾教徒(the Huguenots)力量日 漸茁壯。在日內瓦總部的指導下,胡格諾派在 1550 年代末期,不但吸收不少貴 族階層的改信者,也漸深入法國東南地區。他們在納瓦爾國王(King of Navarre)

與孔德王子(Prince of Condé)領導之下,也曾策劃多次武裝行動。74然而胡格 諾派的力量,一直侷限於東南邊陲,在政治的中心區—北部與東北部地區,天主 教的力量在王室與吉斯家族(the Guises)的支持下,仍然屹立不搖。

在 1560 年與 1561 年之間,兩方的衝突使得內戰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凱薩琳 掌權後,第一要務便是致力於國內的和平。不論是政治上吉斯家族與其他貴族家 庭之間的鬥爭,或宗教上天主教與新教的對立,她都選擇了中間、寬容、妥協的 道路,以求取國家的安定。75但這條中間的道路,並未獲得兩方的滿意,和平仍 然遙遙無期。不過對新教徒來說,凱薩琳執政為他們的前景帶來一絲光亮,因為 她不但與胡格諾領導人之一克里尼(Gaspard de Coligny, Lord of Châtillon and Admiral of France, 1517-1572)互動良好,並於 1562 年頒佈「一月詔令」(Edict of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63; Alexander S. Wilkinson, Mary Queen of Scots and French Public Opinion, 1542-1600 (Basingstoke: Palagrave Macmillan, 2004), 89.

72 關於路易絲的生平參見 Dorothy M. Mayer, The Great Regent, Louise of Savoy, 1476-1531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Paule Henry-Bordeaux, Louise de Savoie, règente et roi de France (Paris: Perrin, 1971).

73 J. H. M. Salmon, Society in Crisis: Fr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75), 87-89.

74 參見 R. M. Kingdon, Geneva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France, 1555-1563 (Geneva: Librairie E. Droz 1956), N. M. Sutherland, Huguenot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75 Héritier, Catherine De Médici, 141.

January),禁止任意逮捕或處死胡格諾教徒,同時也准許胡格諾教徒在鄉村地區 舉行崇拜。此外,更令新教徒感到振奮的是,凱薩琳准許新教牧師在宮中傳教,

並讓她的孩子在宮廷中學習新教的教義與祈禱方式。因此當時新教的領導人物,

多主張支持凱薩琳的攝政權,76也如蘇格蘭新教徒對瑪麗王太后那般,充滿期待。

不過,從 1560 年至 1572 年之間,儘管凱薩琳費盡心機與權謀,周旋於兩敵 對勢力之間,終未能阻擋宗教戰爭的發生。法國第一次宗教戰爭於 1562 年爆發,

並持續至 1566 年。次年又爆發第二次宗教戰爭;1568 年爆發第三次宗教戰爭,

直到 1570 年天主教與新教兩方接受「聖日耳曼詔令」(Edict of Saint-Germain),

才獲得暫時的和平。77歷經這三次宗教戰爭後,凱薩琳與胡格諾派之間,互信日 漸薄弱而敵意日增。例如在第二次宗教戰爭時,胡格諾派所散發的宣傳小冊中,

不但要求審判吉斯家族,也要求凱薩琳下台,不再干預政務。這些宣傳作品,也 從愛國主義的立場,主張驅除王太后所晉用的義大利廷臣與金融家。78凱薩琳與 胡 格 諾 派 之 間 的 和 平 關 係 , 至 1572 年 的 「 聖 巴 瑟 勒 謬 日 大 屠 殺 」(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完全凍結。而這場大屠殺也是法國十六世紀宗教衝 突的高潮。79

對於這場悲劇,有些史家認為凱薩琳應負最大的責任,從暗殺克里尼到下令 全面撲殺胡格諾教徒,凱薩琳是主要的決策者。80這個傳統的看法,為凱薩琳蒙 上了黑色的面紗,「邪惡王后」(the wicked queen)成為凱薩琳的標準形象,一直 流傳至今日,81我們在大仲馬(Alexandre Dumas)的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瑪歌 皇后」(La Reine Margot, 1993 年上映)中,也能見到這位嗜血的老女人。不過,

在 1973 年學者薩蘭得(Nicola Sutherland)曾挑戰這個黑色傳奇(Black Legend)。 她以十六世紀下半葉的國際關係為基礎,指出這場大屠殺是天主教世界(包含吉 斯家族、西班牙、教廷)欲阻止法國介入荷蘭事務的結果,並藉此破壞納瓦爾國 王與法國王室聯姻。在整個「滅絕計畫」(policy of elimination)中,凱薩琳雖參 與決策過程,卻不是主導者。82

76 R. J. Knecht, Catherine De’ Medici (London: Longman, 1998), 77, 82-83.

77 其內容詳見 N. M. Sutherland, Huguenot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58-360.

78 J. H. M. Salmon, Society in Crisis: Fr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75), 168-170.

79 聖巴瑟勒謬日大屠殺之後,法國持續發生宗教戰爭,在 1572、1573、1577 年,分別爆發第四、

第五、第六次內戰。

80 Héritier, Catherine De Médici, 94; J. E. Neale, The Age of Catherine de Medici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7), 78; Ivan Cloulas, Catherine De Médici (Paris: A. Fayard, 1979), 283.

81 Elaine Kruse 在 “The Blood-Stained Hands of Catherine de Médicis” in Political Rhetoric, Power, and Renaissance Women, eds. Carole Levin and Patricia A. Sulliva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中,討論了凱薩琳的邪惡形象,以及她的形象如何用以攻擊其他的法國王 后,見 148-150。關於凱薩琳自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形象的演變,亦見 N. M. Sutherland, “Catherine de Medici: the Legend of the Wicked Italian Quee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9-2 (1978): 45-56.

近來學界對凱薩琳的統治能力與技巧,趨向正面肯定,如 Katherine Crawford, “Catherine de Médici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Motherhood,”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31-3 (2000): 643-673.

82 Sutherland, The Massacre of St Batholomew, 338. 另一位學者 Jean-Louis Bourgeon 跟隨薩蘭得 的說法,指出西班牙政府才是幕後最大的黑手,見其 L’assassinat de Coligny (Geneva: Droz, 1992), 45.

不論事實為何,凱薩琳本人非常樂意讓當時的天主教世界相信,這一切都是 她長久精心策劃的結果,並且她喜悅地接受「王國之母」(Mother of the Kingdom)

與「基督之名的保護者」(Conservator of the Christian name),這兩個教宗及西班 牙國王封予她的稱號。83而受害的胡格諾派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將主要的罪責歸 咎於王太后。例如古拉(Simon Goulart)便認為聖巴瑟勒謬日大屠殺是預先謀劃 的,撲殺行動可回溯至 1570 年「聖日耳曼詔令」的頒佈,這份詔令刻意地給予 胡格諾派宗教自由,目的是讓他們產生錯誤的樂觀與安全感;然後國王再假意的 讓克里尼回到宮廷在國王身邊任職。下一步,王室鼓動荷蘭地區的新教徒叛變,

以誘使胡格諾派在巴黎集結軍隊前往支援;此外,又設計了一場婚禮,讓更多新 教徒聚集在首都。最後,以暗殺克里尼為誘餌,鼓動胡格諾派暴動,王室再一舉 殲滅。84

這種「陰謀論」不斷地出現於大屠殺之後胡格諾派大量的宣傳作品中。85 他們對大屠殺的瞭解與詮釋,使他們必須與國王和王太后正面為敵;他們的行動 不再只是要剷除國王身邊「煽動的叛徒」(指吉斯家族),而是要推翻瓦洛王朝(the Valois Monarchy)的專制。在政治理論上,1572 年後的胡格諾教徒,致力發展 其革命理論與憲政主義。86同時也在這個時期,我們在胡格諾派的宣傳作品中,

可以讀到他們如何看待凱薩琳的統治;或者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他們如何詮釋 女性統治。

(二)胡格諾派對凱薩琳統治的詮釋

(1)出身不良的義大利女人

胡格諾教徒對凱薩琳統治的看法,可先從直接描繪這位王太后的《凱薩琳傳》

(Discours merveilleux de la vie, actions et deportemens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Royne mere . . .)一書談起。此書約寫於 1574 年中,首版則於 1575 年發行,在 同年及次年便再版十次以上。除了法文版之外,也多次發行德文版與英文版。它 是所有胡格諾宣傳作品中,流傳最快、最廣的小書,同時也是流傳最久的一部作 品,因為在十七世紀這本書還曾多次發行。87它的作者多說是艾斯汀(Henri Estienne),不過目前仍然無法確定。從內容來看,作者應該是位胡格諾教徒,他 視凱薩琳為 1572 年大屠殺的罪魁禍首,為了不讓凱薩琳的利爪繼續威脅法國

83 引自 R. J. Knecht, Catherine De’ Medici (London: Longman, 1998), 161.

84 Robert M. Kingdon, Myths about the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s, 1572-157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2-43. 大屠殺之後,不少胡格諾派的宣傳作品由 Simon Goulart 集結為 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IX,並於 1576 年至 1577 年間在日內瓦 出版,共三冊。

85 見 Donald R. Kelley, The Beginning of Ideology: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in the Frenc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87-297.

86 Quentin Skinng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302; 303-304.

87 Robert M. Kingdon, Myths about the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s, 1572-157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1.

人;不讓她的毒藥「迷幻我們,且將我們變成野獸的形貌,或剝奪我們的意識」,

他決定不忌「腥臭」,也要將凱薩琳的惡行公諸於世,以警醒世人。88

《凱薩琳傳》一書充斥著毒辣、煽動性的語言,正能呼應許多新教徒心中對 這位邪惡王太后的想像,也為新教徒宣洩滿腹的仇恨。這本書從凱薩琳的義大利 背景談起:

凱薩琳是個佛羅倫斯人。在所有國家中,論狡猾與精明,義大利是最出名的。

在義大利中,又以土斯坎尼(Tuscany)地區為最;而土斯坎尼中又以佛羅 倫斯技高一籌,……。她來自麥迪奇家族,這個家族原先名不見經傳,也不 知從何而來。後來有個賣木炭的,掙得了些財產,又收養了一個兒子。這個 兒子後來做了醫生,就用麥迪奇做家姓[the Medicis,意指醫生]……,還拿 五顆藥丸當家徽。89

對於麥迪奇家族的起源,作者不忘刻薄地說:「從佛羅倫斯最早的歷史看起,你 完全找不到這個家族」。他指出麥迪奇家族靠著放高利貸累積財富,再透過各種 賄賂的手段,逐漸成為佛羅倫斯的統治者,「深沈的虛偽根植在他們的本性中;

各種欺騙的手段他們隨時都準備好」。90

在《凱薩琳傳》作者的眼中,奸詐、欺瞞、偽裝與腐敗的種子,早已根植於 凱薩琳的血液中。更不幸的是,凱薩琳的誕生早就預言了是一場災難的開始。據 說她的父親羅倫佐(Lorenzo, Duke of Urbino, 1492-1519)在凱薩琳出生後,曾央 占星家卜其吉凶,卜者即言:她將會是大災難的起因;最後會毀了這個家以及她 嫁去的地方。91這類預言,不論在任何時代都能引起一般讀者高度的興致,也最

在《凱薩琳傳》作者的眼中,奸詐、欺瞞、偽裝與腐敗的種子,早已根植於 凱薩琳的血液中。更不幸的是,凱薩琳的誕生早就預言了是一場災難的開始。據 說她的父親羅倫佐(Lorenzo, Duke of Urbino, 1492-1519)在凱薩琳出生後,曾央 占星家卜其吉凶,卜者即言:她將會是大災難的起因;最後會毀了這個家以及她 嫁去的地方。91這類預言,不論在任何時代都能引起一般讀者高度的興致,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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