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英格蘭、蘇格蘭、法國三地對女性統治論述的比較，可以看出傳統思 想與文化中的變異性（dissonance）。我們常有意或無意的假設，歐洲近代早期的 人物在傳統思想的型塑下，有一套既定的性別觀念，扣連著他們所認知的自然秩 序和政治、社會秩序；如果要打破那套傳統的男尊女卑思維，就必須建立一套不 同的視野，重新思索神所設定的秩序。這也就意味著，如果要顛倒男女上下的地 位，或讓男女擁有相等的權利，就必須否定傳統秩序。相反的，如果要固守男尊 女卑的規範，就必須捍衛與之相連的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然而，我們在女性統治 之辯中卻看到，性別觀念保守且堅決捍衛傳統秩序的諾克斯，在政治上相當激 進，主張英格蘭人民應立即處死他們的統治者。另一方面，願意修正舊有男女規 範，且支持女子繼承權與統治權的柏提（Richard Bertie）、艾爾墨、霍爾德等人，
卻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捍衛既有的統治者以及政治服從的觀念。因此，政治思想 史學者慣常使用的兩個形容詞：保守和激進，其實難以清楚說明女性統治之辯的 論述。
我們不僅可以在參與女性統治之辯的個人身上，發現其性別觀和政治秩序觀 的保守或激進，會出現不一致的狀況，如果把女性統治的議論放入十六世紀政治 思想的研究中，也會發現保守與激進的判別，時常面臨困窘的狀況。例如過去學 者認為較保守的法國胡格諾派的反抗理論，他們在對抗女統治者的手段上其實是 相當激進的，他們允許人人皆可推翻非法的女性統治，未必要將反抗的責任交付 給「次級首長」或任何代議機構。過去被認為較激進的蘇格蘭反抗理論，以諾克 斯和布坎南兩人為代表，主張人人皆可反抗暴政，但這兩人面對蘇格蘭的女統治 者時，態度其實比胡格諾教徒面對凱薩琳王太后更為和緩。
女性統治之辯，也能讓過去從宗教信仰斷定性別觀念保守或前進的作法，重 新受到檢討。例如史東（Lawrence Stone）在其名著《英格蘭的家庭、性與婚姻》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中認為，新教思想改善了女性
149 伊莉莎白之語，出自 1588 年西班牙無敵艦隊來襲之前，女王對軍隊所發表之演說。原文為：
I may have the body of a weak and feeble woman, but I have the heart and stomach of a king。引自 Carole Levin, The Heart and Stomach of a King: Elizabeth I and the Politics of Sex and Power (Philade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1.
150 Richard Helgerson, Forms of Nationhood: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98-299.
的地位，也提升了女子教育，151但是從十六世紀的女性統治之辯就可發現，新教 人物在性別觀念上未必比天主教徒更開放。十六世紀女性統治之辯中，對一般女 性態度最正面的作品，是由信奉天主教信仰的錢伯斯所寫；對女子統治權捍衛最 力的霍爾德，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新教思維和舊教思維的標籤，其實無法清楚分 釐支持還是否定女性統治的界線。若就思想而言，不論新教或舊教都沒有發展一 套特別有利於，或不利於女統治者的性別理論。在宗教改革之後，兩教派性別觀 念的內涵仍然是浮動的，而且可以隨者使用者不同而產生變異。換句話說，性別 觀念只是新舊教徒在處理女性統治問題上，可茲利用的工具，以符合他們的政治 利益與靈魂救贖的需要。新舊教之間甚至也可以借用相似的概念和理論，如「神 譴」、「神佑」之說，又如賴斯理、錢伯斯與艾爾墨之間在理論上存在高度的相似 性。
另一方面，現實環境對十六世紀女性統治之辯有明顯的制約性。由於女性統 治之辯面對的是真實掌握政權的的女主，它與中古末期所出現的「女性問題論戰」
不同。後者主要是一場修辭與思辯的競賽，多數參與者並不打算將理論運用於實 際社會生活，或藉此改變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但參與女性統治之辯者卻有強烈 的企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影響實際政治現狀，或藉此得到女王賞識。因此這場 辯論本身也深受現實環境的制約，它未如「女性問題論戰」一樣，往與女性有關 的各種議題發展，也未提倡女性全體的優異品格和政治能力。為了能被多數政治 菁英所接受，它盡量與現實環境或既存秩序妥協；它的討論也集中於實際的法律 層面，而非形上的思辯。尤其是在支持女性統治一方，這種現象特別明顯，他們 只需要證明某一位女子的統治是合法的，而不需要全面提升其他所有女性的地 位，所以他們的言論更加看重王室女子繼承權的討論。
女統治者本身也形成對此辯論的另一種制約，伊莉莎白女王的影響尤為明 顯。諾克斯對女性統治態度的軟化、艾爾墨及其他新教徒對女性統治的支持，以 及天主教徒為支持蘇格蘭瑪麗女王而擁護女性統治，都與伊莉莎白的宗教政策有 關。也由於伊莉莎白並不喜好女性統治的討論，使得這場辯論在英格蘭地區只能 以有限的方式傳布，有些作品未以印刷本大量發行；有些只能在海外印行再回流 入英格蘭。
伊莉莎白對英格蘭以外的女性統治之辯，也構成某種制約性。例如蘇格蘭及 法國兩地的新教徒，他們的革命行動都需要英格蘭的支援，尤其是蘇格蘭 1567 年的革命，其成功與否取決於伊莉莎白的意向。這種情況，使得蘇、法兩地的新 教徒，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女性統治，僅以迂迴的方式表達反對的立場。如蘇格 蘭的布坎南，將反對瑪麗女王的言論集中於她個人的淫亂行為上，而對女性統治 本身合法性的問題，僅在其《蘇格蘭史》中稍有觸及，因為他不願意觸怒伊莉莎 白女王，而讓新的蘇格蘭政府失去伊莉莎白的支持。又如法國胡格諾教徒對凱薩 琳的攻擊言論中，雖然否定女子統治的權利，但他們所依憑的是自己的古法，並
151 Lawrence Ston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不否認其他國家可以自己的法律來決定女子主政是否合法。即使他們認為人人都 可起身反抗女性統治，但卻是以相當低調的方式陳述。
簡言之，伊莉莎白及其擁有的政治資源，制約了蘇、法兩地反女性統治立場 的表達。蘇、法兩地新教徒對本身女統治者的厭惡，多只集中在本國的案例，而 不擴及所有的女性統治。甚至，他們對己國女統治者的撻伐，反能彰顯伊莉莎白 的優異性。例如蘇、法兩國新教徒都強調其女統治者的異國性。來自義大利的凱 薩琳，被認為是義大利腐敗與虛偽文化的代理人，她為了增進義大利人的利益而 殘害法國貴族。來自法國的蘇格蘭瑪麗王太后，以及自幼在法國成長的瑪麗女 王，則被認為是法國欲兼併蘇格蘭的打手，挾法國軍隊之威踐踏蘇格蘭人民的土 地。因此，蘇法兩國在女統治者之下出現的反抗行動，都特別凸顯本國人民天生 之自由，以及捍衛本國文化傳統的責任。蘇、法女統治者的異國性，與英格蘭新 教徒對伊莉莎白所歌頌的「英格蘭性」（Englishness），恰成對比。伊莉莎白女王 以其血統之純正（父母皆為英格蘭人），成為當時英格蘭新教徒建立國家意識的 樞紐。他們不歡迎任何異國統治者，因為「一個無知又不在意的外國人，不會對 人民產生自然如兄弟般的慈愛之心」；他們將英格蘭比喻為一個新的「伊甸園」，
有別於其外腐敗的天主教世界，而伊莉莎白則是這個伊甸園中純潔無暇的「夏娃」
和「亞當」。152英格蘭新教徒支持伊莉莎白統治，亦與此種國家意識有深切的關 連。
以上談了女性統治之辯如何受現實的制約，但思想辯論的影響力卻未必限於 一時一地。雖然這場論辯對多數女性的地位毫無助益，社會也仍然偏愛男統治 者，仍習於男性統治的政治秩序與文化，但它至少確立了王室女子繼承王位的合 法性；女王與國王享有同等的權威這一點，也未再受到挑戰。此使得日後英格蘭 的女性統治平順而少有爭議。伊莉莎白一世之後的瑪麗二世（Mary II, 1689-94）、 安妮女王（Queen Anne, 1702-14）、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37-1901），
都未因其性別而遭受統治權的質疑，因為英格蘭政治菁英對女王權位之肯定，在 十六世紀末已臻於成熟，加上 1688 年革命之後，政治權威不再集中於君主一人，
更有助於女性統治問題的降低。女性與政治的關係再度受到關注，則要到了法國 大革命期間，沃斯東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97）在 1792 年發表的
《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書，開啟了知識界對女權 的注意，而且是針對數量龐大的女公民，為她們爭取與男性公民平等的政治權 利。這股辯護之聲延續到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著名的作家如諾頓（Caroline Norton,1808-77）及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73）等人，153積極的為女性爭取 普遍而平等的政治權利。
152 John Stubbs, John Stubbs’s Gaping Gulf with Letters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ed. Lloyd E.
Berry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for 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1968), 3, 34.
153 見 The Rights of Women by Mary Wollstonecraft, The Subject of Women by John Stuart Mill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55); Caroline Norton, A Letter to the Queen on Lord Chancellor Cranford’s Marriage and Divorce Bill (London: Longman, 1855).
六、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研究成果可見本人專書：《女人可以治國嗎？—
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治之辯》（台北：左岸出版社，2007）之第七、八、九章。
赴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5-2411-H-004-023-MY2
計畫名稱 十六世紀英格蘭、蘇格蘭、法蘭西三地新教徒對女性統治的認知與詮釋—
比較的視野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林美香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2007 年 9 月
國外研究機構 The Shakespeare Institute, Birmingham; LSE Library, London
工作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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