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之家務工作形象呈現 - 傳統父親角色形象

傳統性別刻畫下「男主外、女主內」，認為養育兒女，家務事等工作應該全都由女性來做，男人該做的則是在外努力工作，發展事業。但從歷史上分類來探討，最早的農業時代，夫妻兩人都必須為家業和家事分工合作。到工業時代，工作和家庭逐漸被分離，

男女各自在一個範圍內分工，但不知從何時起，男性竟然視做家事為卑微的象徵，幾乎不願意再接觸任何家事。⁸⁰

Schwarzer, Alice 認為女性與男性之間有某些差異，那是由於環境和特徵所造成的結果，如果是一種進步的權利，就不應該將女人限制在女性角色，也不應該將男人限制在男性角色上來設定，人是生而自由的，凡是具有這些性別的人，必須在法律的前提下去保障他們。⁸¹整個一九五０到一九八０年代末期，投入有酬工作已婚婦女（雖然大部分是兼職的）之人數大幅成長，認為男女已趨於平等，所以人們開始協助女性經濟獨立，

以強化女性爭取自由及自主的能力。一九七０年的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以及一九七五年的性別歧視法案（Sex Discrimination Act）往往被視為極力推動「平等」的重要立法。⁸²社會是以家庭為計算的單位，婚姻是男女雙方願意共同生活，結合在一起，依照社會的風俗習慣與法律規定的體制安排，家務勞動則是屬於家庭內部的關係，也應該是男女分工關係的顯現，為人父母的責任，可以維繫起整個家庭的功能，在與子女互動中，學習照顧能力和情感的寄託，並可展現教育示範作用是不容忽視的一環。Friedan 認為當男女雙方平等地分擔了經濟之源和家庭的實際維護時，家庭才會再度變得平衡。

80 守永英輔著，陳泉榮譯，《兩性獨立宣言》（臺北：遠流，1990），頁 176-181。

81 Alice Schwarzer（愛莉絲. 史瓦澤）著，羅麗君譯，《女性的屈辱與勳章》（臺北：臺灣商務，1998），

頁25。

8 2 John Muncie, Margaret Wetherell, Mary Langan, Rudi Dallos, and Allen Cochrane 著，洪惠芬、胡志強、

陳素珍譯，《家庭社會學》（Understanding the Family）（臺北縣：韋伯文化，2003），頁 33。

在討論的文本中家庭婚姻狀況是雙親家庭的有 13 本，另有 3 本是單親家庭。父親角色在家擔負的家務工作內容，會依其婚姻狀況不同而有很大程度的差異，例如：單親者或是與配偶分居兩地者，在孩子年幼時就必須責無旁貸的獨自擔負起所有的家務工作。在雙親家庭中，《大嗓門傳奇》男孩的父親犯竊盜罪入獄，就剩下母親和孩子一起生活，而《龍翼》裡父親和孩子在美國打拼生活，母親則留在家鄉，因而分隔兩地。單親家庭裡，《小淘氣》史特林的母親早逝，養兒育女的責任自然就落在父親身上。《親愛的漢修先生》則因為父母親協議離婚，孩子歸由母親撫養。而《陌生爸爸》的狀況則較為特殊，由於母親早逝，父親又入獄服刑，則由父母的朋友珍媽代為養育。

依據文本所描述的事件，採用伊慶春的廣義觀點來探討家庭權力，他認為家庭權力宜包括家務分工與家庭決策⁸⁴，在家庭決策方面以呂玉瑕夫妻權力類型分成：丈夫支配型、妻子支配型、共同決策型與自立決策型，來探討父親在家所負責的家務工作及是否為主要決策者，做為分析文本中父親在家務工作上付出的程度，以及在家中所享有的權力地位高低。

文本內容描述的家務工作是傳統「男主外、女主內」情況佔絕大多數高達有 10 本之多，父親將料理三餐、照顧孩子的責任全交由妻子，會分擔的家務工作也是妻子無法勝任需要力氣的粗重活，除非有特殊狀況，例如母親早逝或母親不在身旁，做父親的才會去照顧到孩子的三餐飲食；例如在《小淘氣》、《龍翼》、《陌生爸爸》三本文本中，父親需要照料孩子的三餐。而《正午的朋友》中父親要幫忙帶最小的孩子馬西爾，是因為父親被解雇而暫時失業，再也付不起保母費，母親要上班還得要料理家中瑣事，所以父

83 Betty Friedan 著，李令儀譯，《女性迷思》（臺北：月旦，1995），頁 114-115。

84 權力（Power）是指一種動員人力、物力的能力，也是使用個人的角色和特質來影響別人、驅使別人按個人意志做事的力量。見徐光國著，《婚姻與家庭》，頁222。

親只好在不得已的狀況下一邊找工作一邊幫忙帶最小的孩子。其中家務工作是共同分擔的則是《雷夢拉與爸爸》及《雷夢拉8 歲》中的昆比夫婦，他們一同分擔討論，共同決定家裡的大小事，不管是經濟上的狀況、廚房的事務或孩子的學習狀況。在《親愛的漢修先生》裡，母親掌管家中大小事務，因為做父親的常玩到忘了自己有個家，因此家中的大小事物及決定都由母親一手打理。蔡文輝曾引述 Walker 和 Woods（1976）的調查指出，即是像在美國這麼男女平等的社會調查發現，56％的不在外做事的妻子和 39％在外做事的妻子單獨負責養育子女，丈夫不管；57％的不在外做事的妻子和 42％在外做事的妻子單獨負擔家務事。可見相當多數的丈夫還是沒有參與家務事處理。⁸⁵文本中高達 10 本之多的家務工作也是由妻子來負擔，比率高達 62.5％，與實際社會的現象差異不大。

家庭中負責決定重大事件者通常是父親，他負責判斷主導或做出最後的決策，高達 12 本的文本在字裡行間透露出主要權威的決策者是父親。Blood 和 Wolfe 在 1960 年提出「資源假設」理論，來解釋夫妻間權力分配的現象，探討權力的來源。所獲得的論點是夫妻中有較多資源的，就是有較大權力的一方，而所擁有的資源包括教育程度、職業訓練、收入多寡以及經驗等，能提供較多資源給家庭者，其權力較大。從這個論點可以發現，除了《貝絲ㄚ頭》、《親愛的漢修先生》外，幾乎其他文本中，當父親為主要的賺錢養家者，毫無疑問的也是主要決策者。這裡面也透露出父權主義的力量，父權泛指

「男性權力、男性權威、男性主導」，這種普遍性的社會力量，造成男性對經濟、社會、

文化、家庭各個層面的控制權。《大嗓門傳奇》中，也是自從父親入獄服刑，家中的重大決定權才由父親身上轉移到母親身上。等男孩長大後，自主權及家中的決策權也慢慢的從母親轉移到他身上。

相對於Blood 和 Wolfe 所提出的資源現實觀點，還有另一種是「相對的愛與需求理

85 徐光國著，《婚姻與家庭》，頁 203。

論」（Relative Love and Need Theory），這是從心理層面出發，認為夫妻鍾愛對方較深以及較需要這個婚姻的一方，其權力較低。而無所謂這婚姻者就會有較高的權力。愛得深的人和需要這婚姻者，因為怕配偶變心和跑掉，事事順從，自然而然就會失去權力。這種情形可以說是低興致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即夫妻間對婚姻關係的興致較低的一方常剝削對方，他較願意解除婚約或拒絕尋求主動的補救辦法。⁸⁶從《紅髮少女》、《黑色棉花田》、《孿生姊妹》等文本描述中可以明顯看出父親對母親的關愛與尊重呵護之情，尤其是《孿生姊妹》內父母親之間的關係就像剛談戀愛似的甜蜜，但探究其家中主要決策者依舊為父親。也許這種心理層面的情感，隱藏在內心或深藏於意識中並不容易被發掘及顯露出，也很難如外在物質資源般被量化出來，因此要以「相對的愛與需求理論」來評斷夫妻權力的分配確有其困難處，應該還要加入「外在社會環境」的因素，在《紅髮少女》、《黑色棉花田》裡，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是相對危險的時代；《紅髮少女》是發生在一百多年前，美國西部威斯康新州開墾拓荒年代，那時拓荒者常與印地安人發生流血事件的衝突，人們對印地安人的恐懼與仇恨相當的深，只要一發生衝突就會丟了性命。《黑色棉花田》是處於解放黑奴後，白人與黑人間的歧視與仇恨還未化解，黑人的性命一樣被視為草芥的年代，因此在會發生肢體衝突、暴力戰爭的年代裡，

特別是父親要負責保護家庭的安全，男性的權力就會因環境的賦予而凌駕於女性。而在

《孿生姊妹》中描述一座民風傳統純樸且與外界相當隔離的的島嶼，自然依傳統以夫為天。

另外有三本文本《貝絲ㄚ頭》、《雷夢拉與爸爸》、《雷夢拉8 歲》中顯示出是雙親兩人一同商量討論做出最後的決定。1960 年的 Blood 和 Wolfe 認為丈夫教育越高越可能分擔家事，而妻子的教育程度越高可能擁有較多的權力。而 1972 年 Rodman 也認為丈夫

86 同上註，頁 222-224。

的資源與婚姻的權力成反比，而妻子的資源與婚姻權力成正比，因為妻子的社會參與越多，個人的思想，觀念與價值來自不同的社會群體，因此較能形塑個人獨特的觀點，強化個人主義色彩。林松齡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妻子的社會地位對夫婦價值共識程度的關係是負向關係，夫婦價值共識對夫婦婚姻衝突也是負向關係。⁸⁷《貝絲ㄚ頭》中的母親很有自己個人的想法，常會與父親一同討論事情，對於聰明的貝絲ㄚ頭也總有辦法去安撫她，瞭解她的苦惱，而《雷夢拉與爸爸》、《雷夢拉8 歲》也可以用這樣的研究結果做解釋；昆比先生為了一圓想當老師願望而回到學校繼續進修，昆比太太則在外工作，接觸到的社會資源也較多，社會參與也較深，丈夫的受教育程度越高，越會尊重妻子的意見及分擔家事，所以在家中決策部分是由夫妻倆共同做決策。不過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丈夫受的教育越高越可以尊重妻子的意見，妻子教育程度越高，參與社會活動越多，則越會強調自己的觀點，這可以讓在家庭中生活的夫妻、社會研究者及

在文檔中傳統父親角色形象 — (頁 5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