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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的愛國精神、人格教育使南開人在人生中勇猛前進,有為有守。而其重視學 術與讀書人的態度,良好的校園研究環境,加上當時由北大帶領起來流行於全國 的研究精神,使得南開人忠於學術。如此豐富的成果,洵非倖至。

發展通識教育

民初的大學雖然普遍地極為注重德、智、體、群兼修的全人格教育,一般 卻不見得能注意到通識教育。德、智、體、群四育並重的全人格教育在近代中國 之開始受人重視,其實是因為清末以來國家積弱不振,有識者乃希望用以德育陶 鑄理想人格,以智育救其愚,以體育及文武合一的教育救中國人的弱,以群育救 中國人的散與私,同時並以社團及課外活動培養學生自主、自治、自求上達的能 力。這些基本上都是一種公民教育的理念,也繼承了儒家重視人格教育的傳統,

從小學、初中、高中便應該一貫培養。大學教育中當然也應當注意四育並重,然 而這並非大學教育的特質,也不應以其作為代表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

大學通識教育的目的固然也在於培養一個完整的人。然而,他所針對的是 受到高等教育,面對各種知識、信念之衝擊,與高度複雜與分化之生存環境之挑 戰的知識份子。其重點在於如何使現代高度專業化的知識份子,如何對其複雜生 存的處境有一個完整的瞭解,而能和各類的文化現象與產物(包括人類對於自然 界的詮釋)有一良好的溝通,以建構其生命的意義。在此不斷與各類文化產物及 周圍環境與相溝通時,大學生也可以學習到如何開發其各方面的能力,一則以尋 找自己的特色,一則以培養應付各種事物的能力。在這樣一個開放的基礎上,理 想的通識教育,則更可以進一步研討或嘗試傳授在一個高度複雜的世界中的安身 立命之道。

正是因為現代的世界高度分化而複雜,各類文明的遺產太過豐富,通識教 育的重點便在於提供一些瞭解這個世界的線索,否則必然流於瑣碎。這些線索必

須有深厚的學術基礎,否則必然無法貫穿如此複雜的文明現象。然而這些線索又 不宜一元化,因為一元化必定流於專斷與簡化。現代的各門學術,其實均提供了 各具特色的可資瞭解這個世界的線索。而各門學術,又往往有其深層的相關性,

可以分成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物理、生物等幾大「基本學門」(以及一些跨 基本學門或曰整合型的學科)。將學生們領入各「基本學門」的天地,介紹這些 基本學門的重要前提、方法、與學說,正是幫助學生們瞭解這個複雜世界的最佳 方法。而其中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等領域,因為和人的自我定義與生存經驗最 直接相關,所以更應著重。

從這樣一種較嚴格的定義來看民初的「大學通識教育」,我們發現仍然只 有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為與觀念真正具有現代「通識教育」的意涵。其餘兩 校,不過偶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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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通識教育

蔡先生是個哲學家。所以他深知西方各種學術均源出於哲學之理。而哲學 的現代化正是科學,所以他「在北京大學時主張一切學問當以科學為基礎。」對 於科學與哲學二者所具有的通貫性意義,特別注重。155民國七年,他於制訂北大 的象徵─校旗─時,對於人類學術的體系與北大治學理念的結構,特別作了一番 詮釋:

我們現在所定的校旗,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的縱列的白色,

又於白色中間綴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圈:這是借作科學、哲 學、玄學的符號。……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我們固然要研究各 種科學,但不能就此滿足,所以研究融貫科學的哲學;但也不能就此滿

155 155《新潮》,63。

足,所以又研究根據科學而又超絕科學的玄學。科學的範圍最廣,哲學 是窄一點兒;玄學更窄一點兒。就分門研究說:研究科學的人最多,其 次哲學,其次玄學。就一人經歷說:研究科學的時間最多,其次哲學,

其次玄學。所以校旗上面,紅藍黃三色, (科學)所占的面積最大,白 色(哲學)次之,黑色(玄學)又次之。這就是國立北京大學校旗所以 用這幾種顏色,而這幾種色所占面積又不相同的緣故。156

蔡先生將一切科學分成研究現象、發生、系統等三方面事物的學問,所以用紅藍 黃三色代表科學。而其所謂「哲學」指的是「把自然科學的公例貫串起來,演成 普遍」;或「把自然科學的原理,應用到精神科學,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統統貫 串起來」的學問。因此,「哲學可以算是科學的總和,我們現在用總和七色的白 色來表示他。」157然而「人類求知的欲望,決不能以綜合哲學與實證哲學為滿 足;必要侵入玄學的範圍。」158此處玄學指的是超越理性、運用直觀以探索宇宙 最終本質的一種哲學,如當時歐洲所流行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伊倭堅

(Rudolf C. Eucken),與中國的道家、佛家思想。其特色是「不能用科學的概 念證明,全要用玄學的直覺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們用沒有顏色的黑來代表 他。」159這種世紀初的

學術大分類的方式,有些已與今天的學術觀念不合,然而其中自有精義。以科 學、哲學、玄學三種基本的學術分類來綜括人類一切學術,也深有理致。然而更 重要的是蔡先生在此展現了一個偉大學者的宏偉的胸襟與見識。正是我們所追求 的「通識教育」的一種典範。160而今台灣各大學,恐怕尚未曾有類似的學術格局 與追求。

156 156〈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3-224。高平 叔先生以此文作於民國九年,待考。

157 157〈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3。

158 158〈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3。

159 159〈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3。

160 160〈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2。

蔡先生的大學理念的第一重點是「認定大學是研究學理的機關,對於純粹 學理的文理科,自當先作完全的建設。」161此處所謂的「純粹學理」,正是最具 有通識意涵的,人類學術中各「基本學門的重要前提、方法、與學說」。此即蔡 先生所強調的「普通大學」的宗旨。普通者,能普遍,能貫通是也。換言之,北 大等「普通大學」所要培養的,正是能通達於人類文明創造的普遍原理、原則,

而能貫通於各種文明現象的高級知識份子。其所謂研究高深的學問,也正是要研 究各學門中,「能普遍、能貫通」的學理。此所以「普通大學」有別於「專科大 學」與「職業學校」。而北大為此從一開始便企圖將術科及應用學科歸入其他大 學,以便專心發展研究純粹學理的文理科。162所以那研究「普遍的原理」的哲學 系,便成了學生們的第一志願,進去還要另外考試。這與我們今天因為各種學科 過分專業化,工具化,技術化,學生們興趣狹窄而功利,而要提倡通識教育,正 好成了反比。

在這種重視普遍學理與貫通精神的宗旨之下,蔡先生,如前所述,才於民 國七年在倡議發行綜合性的「北大月刊」。在發刊詞中,蔡先生特別指出:吾國 學子「治文學者,恆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 者,恆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 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 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 基礎不除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163所要提倡的,

正是一種通識精神。他並且指出,若無這種通識精神,各科的創造與進步,都將

161 161〈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344。

162 162民國六年,蔡元培提議:「我們因文理科尚有許多門類,為經費與地 位所限,不能一時並設,所以乘北洋大學同是國立,同有土木工科,採礦冶金科 的關係,把工科歸併北洋,即用工科的經費與教室、實驗室,來擴充理科的一部 分。」同年即實行。〈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

344。

163 163〈《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1。

大為減低。這種見識,若非深通西方學術之精神及發展與近代學藝創造之奧秘,

絕對無法提出,而恐怕至今仍然不為國人所瞭解。

基於這種求通的原則,蔡先生全盤調整科系的分類分組。早於民國六年十 月,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蔡先生便提出「溝通文理,合為一科」的主 張,以「融通文理兩科界限,使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中之某種,習理科者 不可兼習文科之某種」。這是因為他發現:

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 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 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 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 於機械的世界觀。又有幾種哲學,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學,包有 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心理學,

素隸於哲學;而應用物理、生理儀器及方法、進化學,為現代哲學之中 樞,而以地質學、生物學為根底,彼此交錯之處甚多。故提議溝通文 理,合為一科。164

以文科,尤其是哲學,與自然科學相關連,而文科中的哲學則為科學應有之歸 宿。又有許多的學門,本來便兼含文理。這一番話的背後,包含了蔡先生對於整

以文科,尤其是哲學,與自然科學相關連,而文科中的哲學則為科學應有之歸 宿。又有許多的學門,本來便兼含文理。這一番話的背後,包含了蔡先生對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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