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大學的理念之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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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大、南開、北洋三校為代表(1895-1928)
吳展良前言
中國新式的高等教育可以溯源至甲午戰後朝廷主辦的京師大學堂，各 地督撫所辦的一些新式大學堂，以及更早期的一些教會大學。清季與民初 的「教會大學」規模多微小，難當大學之名；他們既主要為傳教的目的而 設立，又非國人自辦，影響及重要性均有限。1 相較之下，清末國人自辦 的大學堂規模雖未備，主其事者亦普遍對現代大學缺乏瞭解，然而在此草 創期卻已展現出中國現代大學的理念之部份「原型」（archetype, 1 1 至1900年時，全中國的教會大學合計，只有學生164人。至1910年，教 會大學共有學生898名，然而分散在許多的小學校之中。至1919年，學生總數才 達到1800人左右，依然相當分散。其中影響最大的燕京大學成立於1919，初設時 規模極簡陋，而當時「中國大學理念之原型」早已建立。早期教會大學之學生多 來自教會中學，常具有基督徒的背景，大部份課程用英語教學，而以培養宗教信 仰、訓練傳教士及傳教的教師與醫生、以及改變「錯誤的」儒釋道觀念為主要目 的。民國成立後，受本土大學的影響，亦開始培養一些社會上的高級實用人才。 早期的教會大學在各方面都與本土的大學有相當大的距離與隔閡，影響亦非常有 限。（Jessie G. Lutz [杰西‧格‧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 （杭州，浙江教育，1987），15─20,61─65,66─70，152─166）prototype)。民國成立之後，各方面的變化風起雲湧，高等教育的理念與 實際均有長足的發展，從民國元年到十七年，是為我國現代大學的奠基時 期。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後，高等教育一方面進入成熟與擴張期，另一方 面則受黨化教育的影響漸深，其理想性與開創性不僅不如前一時期，對原 有之大學理念反而產生不少干擾。因此，要探討「中國現代大學的理念之 原型」，我們應著重於清末的草創期，與民國十七年以前的奠基期。當前 台灣的大學之主要型態，一方面繼承了這些原型而有新的發展，一方面也 大量喪失或混淆了原有理念之內涵。研究中國現代大學的理念之原型，對 台灣的大學之建設實具有特殊的意義。 中國現代的高等教育係受深重的國難與國恥的刺激而興起，其所具有 的第一個中心理念便是「培養救國的高級實用人才」。這使得現代中國的 大學從清末開始便具有強烈的愛國救國意識、實用乃至功利主義的心態、 實事求是排斥虛文的精神、領袖意識、以及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的熱 情。這些特色主宰了民國以來高等教育的發展。愛國救國常為現代中國有 志青年追求學問的根本原因，卻也常為政府打壓學術，學生與學者拋棄學 問的理由或藉口。實用與功利主義使得工程、醫科、農科、法政、商科、 教育等應用學門，在絕大多數時間代表了現代中國「大學教育」的主流。 實事求是排斥虛文雖有其正面的意義，卻也使得讀書人的人文水平日漸低 落。至於領袖意識與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熱情，只要在不受政治全面打壓 的情形之下，便一再澎湃洶湧。近二十年來，海峽兩岸的情勢都有重大的 變化，然而上述因素對大學教育的影響，仍然班班可考。而其中尤其是實 用與功利主義的心態，在救國與愛國的熱情已式微，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大 行的今日台灣乃至大陸，顯然已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個人主義化的高 峰，而主宰了兩岸目前的大學教育。
「救國實用」的理念影響雖然深刻，流弊卻也無窮。若非蔡元培先生 於民國六年入主北大，鄭重提出中國現代大學理念的第二個原型─以「研 究高深的學問、純粹的學理」為大學唯一的目標，則中國現代大學乃至文 化的發展，恐怕都將變成極為現實而低俗。民國革命新成，袁世凱與軍閥 專權，北京大學（唯一的國立大學，全國學校的領袖）的學生在沈悶無出 路的政局下，但以升官發財為目的。社會上傳統文化的根底雖在，然而全 國的學術、文化、思想不僅是無出路，而且非常貧乏，完全不足以因應新 的世局。2 蔡先生初至北大，深刻地感受到前期的實用功利主義與學術政 治化的危害，乃極力指出「研究高深的學問」為大學唯一的宗旨，離此宗 旨，則大學不成為大學。蔡先生徹底地本於這種理念辦學，北大的校風亦 為之徹底改變，迅速地聚集了全國學術文化界的菁英，成為全國學術文化 的領導中心，並隨之掀起了新文化運動。我們可以說，沒有蔡先生所提出 的新的大學的理念，就必然沒有重生的北京大學，也不會有當時的新文化 運動。其後的五四運動、國共兩黨、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史的發展亦必然大 為改觀。一種研究高深學問與純粹學理的主張，竟然改變了整個中國現代 史的走向，這大概是一般的實用主義者所難以想像的。 早在甲午戰後，便有一些最優秀的教育思想家如蔡元培、張伯苓等相 信必須從根改變傳統文化才能救中國，而改變文化的首要途徑便是學術與 教育。清末之時，「教育救國」的呼聲已響徹全國。到了新文化運動時 期，教育與學術事業，更幾乎成了一種知識份子的全民運動。因此清末以 來的知識份子常以絕大的熱情投入教育及學術文化事業，造就了一批批各 方面的優秀人才，而為日後所不及。新文化運動期間，各種新思潮風起雲 2 2 例如胡適在1917年回國時，他想找一本過去七年中出版的，有關哲學的 中文書籍，卻幾乎一本也找不到。胡適當時說：「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 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胡適，〈歸國雜感〉，《新青年》四卷一期， 1918.1, 20─27.）
湧，各類文化理想高漲。武人專政之下，文人的言論反而相對自由，國共 的政治鬥爭亦尚未激化，學者們以全副的熱情投入文化理念的追求，而造 成中國近現代史上唯一的一個文化上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時期。這一時 期中所塑造的種種理念，對中國現代史之發展，尤其是文化、學術與教育 等方面，尤其有著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清末民初的政治與社會雖然混亂， 然而它一方面繼承了舊社會深厚的人文傳統及尊重知識與教育的態度，一 方面受到了時代動亂及西方文明入侵的重大刺激，因而產生了中國近代最 優秀也最具影響力的一批教育家、學術文化工作者、政治家、及其他個方 面的人才。本文針對於該時期「大學的理念之原型」作分析，除了因為當 時的思想與制度對中國現代國學制有著最根本性的影響之外，亦因吾人今 日正處於一個「後理想主義」、「工具主義」，或曰「功利主義」的時 代。當今學風之低靡，一般人對學術與教育興趣之低落，均與缺乏可行的 遠大理想有極大的關係。重溫那提倡「教育救國」及「理想與浪漫主義」 的時代中有心人士所倡言的種種理念，一方面可提醒我們是否失去了許多 不應失去的理想，一方面也可以省察當時人的理念是否含藏了一些根本性 的矛盾與限制，而做為我們大學改革的借鏡。。 清末民初之大學堂與大學數目有限，以民國六年新文化運動初起時計 算，國立大學僅有北京大學一校，省立的有北洋、山西兩校，另外尚有其
他私立大學約二十餘所，其中教會大學佔大多數，然而規模都很小。3 清 末各省所設的高等學堂，性質近於大學預科，民國之後大都結束停辦。新 文化運動興起之後，創辦之大學才較多，其中著名的南開大學成立於民國 八年，清華大學大學部之正式成立則在民國十四年。在這些大學之中，教 會學校自成體系，其教育目標與組織型態均與國人自辦之大學大不同。他 們對於中國近現代之高等教育雖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遠非主流，限 於篇幅，本文不擬加以討論。清華大學之前身「游美學務處」，「清華學 堂」與「清華學校」都是留美的預備學校，相當於美國大學的預科，不能 表現民初大學之真正理念。清華大學部之成立已在民國十四年，深受當時 各種已成風潮與其特殊歷史之影響，並不能代表民初大學理念與型態之 「原型」4 。另外師範大學之教育，亦自有其特殊的宗旨目標，與普通大 學不同，在此也不擬加以討論，以免治絲愈紛，模糊了本文原有的主題。 本文所集中討論的三所大學，其中北京大學沿自京師大學堂，民國之 後則為唯一的國立大學，民國六年之後又由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執 掌，向來是全國高等教育與研究單位的模範與領袖，最能代表我國大學理 念之「原型」。南開大學的精神理念直承南開中學，為甲午戰後「教育救 3 3 有關教會大學之數目，各種記載不一。經筆者統計之結果，民國六年時 可考之教會大學共計十八所：濟南齊魯大學、長沙雅禮大學、武昌文華大學 ]民 十三年改組為華中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山東基督教 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成都華西協和大學、蘇州東吳大學（見Jessie G. Lutz [杰西‧格‧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杭州，浙江教育， 1987]，109、111、112、125、126、139、140、141、154 ）、南京金陵大學、 廣州嶺南大學、上海滬江大學、上海震旦大學、福建協和大學（據教育部編《第 二次中國教育年鑑》，650、656、659、663、670 ）、北平協和醫科大學（《第 一次中國教育年鑑》[宗青圖書公司印行，影印本]，132）北京匯文大學、北京 通州協和大學、華北協和女 l大學（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回憶錄》[台北，新 象，1984 ]，45、66；此三校於民國九年後合併為燕京大學，然燕大初期之規模 仍十分簡陋）。各校之規模大抵均相當簡陋，難當大學之名。
國」理念的直接產物；其大學部成立雖較晚，然而成效卓著，影響深遠， 為私立大學之楷模，應該特別加以討論。北洋大學為我國第一所公立大 學，亦因甲午之戰的刺激而生，並隨著國內之情勢而變化，很能表現國人 自辦大學之最早型態。合此三校而觀之，當能略知中國現代大學理念之原 型的主要面貌。
培養救國的高級實用人才
中國近代的新式教育一開始便以追求國家的富強為目的，大學的教育 也不例外。新式大學堂的開辦起於甲午戰後，台灣割讓，國土岌岌不保， 舉國士大夫從醉夢中驚醒之際，從一開始便帶著強烈的救國意識。當時一 些具有進步思想的督撫開始創辦新式大學堂，而朝廷也因應形勢籌設京師 大學堂。各校的成立莫不以培養新式的救國人才為目的。光緒二十一年 （公元一八九五年）盛宣懷在天津辦北洋大學堂；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 七年）盛氏又在上海設立南洋公學的上院。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一年） 袁世凱奏陳辦理山東學堂事宜及試辦章程，其中分齋督科的專齋，相當於 大學；後更有山東大學的設立。同年，浙江求是中西書院改稱浙江省求是 大學堂，及江蘇巡撫聶緝槼奉准將蘇州中西學堂改為蘇州省城大學堂等。 都代表了在危機的情況下一種救國的努力。5 當時教育上的指導思想為張之洞所提出的「新學為體、舊學為用」。 對於新學有所謂「西藝非要，西政為要」的說法。然而其所謂「西政」主 4 4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 7-13, 25-29, 45-49。 5 5 伍振鷟《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1992 ），167。要在學習西方人現成而且為中國所需的制度，對於西政在文化上的本源， 不但不加重視，而且決意不使其妨礙中國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固有文化。 對於西藝則明白提出士大夫亦應學習其原理，徒工匠不足以成事的主張。 換言之，政教文化乃至身心性命的大本仍應本乎中國的傳統，對西方的興 趣只限於其實用的部份。6 讀書人固然必須研究西法及世界大勢，然而對 於西方學術文化的大本大源，尚無暇亦覺不必顧及。當時各省所設的大學 堂，大抵均偏重實用。學科多偏於工程、法政、自然科學之類。其中唯有 京師大學堂以培育國家新式的領袖人才為目的，規模較為宏遠，以「經學 科」為諸科之首，並設文科與政治科，列其他技藝科目之前。然而，即使 京師大學堂所設的技藝科目仍然多於前述的科目。清末的實用、功利、偏 重工、農、法、商、醫等「實用」科目的心態，顯然一直延續至今。 這種重視救國實用的傾向，隨著辛亥革命後內憂外患的情勢，只增不 減。而使得中國近現代的大學教育從一開始便帶著濃厚的實用及求實主義 的性格。雖經蔡元培先生於民國六年執掌北大後大力提倡「以研究高深的 學問為目的」的大學教育以矯正之，仍然難以改變其根本性格。救國的宗 旨也使得大學生對於國事極為關心，積極發動或參與民國以來的社會政治 運動。大學生代表中國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最少數人，又身負救國的重 任，他們一方面以國家社會的領袖人才自居，一方面積極的學習並從事各 類活動，其努力奮發的精神，實為今日的大學生所遠遠不及。以下當分別 介紹北洋，北大、南開諸校的歷史，以表現這種實用救國心態的強度及影 響。 6 6 張之洞〈勸學篇〉《張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1970 ），卷202, 3。
一、 . 救亡圖存與新式高等教育
1. 北洋大學
中國第一所公立大學─北洋大學的創校史便是這種救國與實用心態的 具體表現。北洋校友雷寶華、葉秀峰記載： 甲午之役，中國敗於日本，朝野憤激，而興學救國之議，遂益囂 塵上，於是北津大學乃於斯時誕生於天津，而為中國最早之大 學。7 甲午的敗績使得津海關道，也是洋務運動中的重要大臣，盛宣懷倡議，劃 撥海關解部庫款設立大學於天津。由伍廷芳與蔡紹基二氏分任總辦，並延 聘美籍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為總教習。其學科的設立則充分表現出當時重 實用的心態：「頭等學堂為大學本科，二等學堂為大學預科。頭等學堂內 復分設法律、土木工程、採礦冶金，及機械工程四學門。……嗣應京奉鐵 路之請，復增設鐵路專科。」8 完全以工程與法律等適合當時立即需要的 應用學科為重。而其成立之初，「一切由官費供應，月考優異者，尚有額 外銀兩之獎勵」，學制則完全模仿傚美國大學，也是這種求速效，培養立 即可用的技術人才之心理的自然結果。而當時國家需才孔急，北洋的畢業 生往往可居要位，如日後「法學、外交、工程礦冶各界之名宿，如王寵 惠、王正延、王寵佑、李晉諸人」，均為北洋最早之高材生。9 7 7 〈校史〉《學府紀聞：國立北洋大學》（台北，南京，1985 ），57。 8 8 〈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7。 9 9 〈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7─58。光緒末年至民國六年，為求進一步地速成，北洋更模仿日本帝大制 度，將工科本科由美制的四年改為三年。不僅如此，在光緒末葉袁世凱任 北洋大臣時，袁氏為求立刻培養出國家需要的人才，還曾「先後資送北洋 大學未畢業生全班赴美留學者數次，赴日留學者亦數批。」10 這些作法都 明顯的反映出當時急需新式人才的情況。而這些清末北洋的留學生，因為 奇貨可居再加上自身的努力，產生了許多民國以還國家社會所倚重的人 才。如「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名醫學家劉瑞恒，名數學家秦汾，鹽政名宿 鍾世銘、朱庭祺、馬泰鈞等，名銀行金融家錢永銘，名冶金學家溫宗禹、 蔡遠澤等，名法學家趙天麟、馮熙運等，名軍事家溫應星，交通名宿劉景 山，名工程教育家羅忠忱，名師範教育家李建勛、齊國樑等」11 。基本上 都為實業界、法商界、科學教育界內的實用、技術人才，與北洋創辦的初 衷，甚為契合。 民國元年以後，北洋「分為第一部與第二部。在第一部畢業後升入法 科，並以法文為必修之第二外國語。第二部畢業後升入工科，以德文為必 修之第二外國語。預科均係三年畢業，本科仍為工科三年，法科四年畢 業。教學風尚，則一仍舊貫，如是者以迄於民國六年。」12 仍然延續清末 的學風。至民國六年，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以德法兩國大學編制，夙 無工科，而北京大學與本校校址，相距不遠，法工兩科相互重複，爰建議 自該年起，北大工科畢業預科畢業生悉升入本校工科，本校法科預科畢業 生悉升入北大法科肄業，民九以後，北大工科與本校法科即先後停辦，嗣 後本校遂專辦工科」。從此北洋便成為純工科的學校，學生的訓練與格局 更為狹窄，不容易有宏偉的眼光與氣魄，所以北洋的校友也認為「此一變 10 10 q北洋大學之過去〉《學府紀聞：北洋》，67 。 11 11 〈北洋大學之過去〉《學府紀聞：北洋》，67 。 12 12 〈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9 。
動，影響本校精神匪淺。」13 北洋的校友，從此亦更偏向於實業界發展， 法政商界人物的比例，遠教前期為低。而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北洋在台 復校的能力。14
2. 北京大學
京師大學堂的創立，直接的原因也是中日甲午之戰的刺激。然而它與 北洋不同之處在於京師大學堂是變法維新運動中的關鍵機構，也是維新的 指導思想「中體西用」論的具體呈現。15 這使得它一開始便完整地代表了 當時學界與政界開明份子的改革理念，而不僅是一所學制全仿外國，以訓 練實用技術人才為目的的大學。京師大學堂的前身為官書局，而官書局的 前身則為康有為、文廷式、張之洞等創辦的京師強學會。強學會固然是晚 清變法運動中應甲午戰敗而起的重要組織，官書局也是甲午之後傳播新思 想與新知識的重要機構。16 光緒二十二年，新派任主管官書局的維新重臣 孫家鼐擬定了官書局的開辦章程。章程中提出收藏圖書儀器、刊行書籍、 設立教肄等「興學育才」的建議，是即後來創辦京師大學堂的藍圖。同年 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於「推廣學校以勵人才」一摺中建議成立京師及各省大 學堂，以京師大學堂為全國學堂表率，「選舉監貢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學， 13 13 〈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9 。 14 14 校友蒲敏仁記：「第一個主要原因是復校費用困難。這和北洋「實事求 是」的校訓不無有關。就是由于北洋同學實事求是的作風，所以所到之處都是埋 頭苦幹，盡瘁國家。要說北洋同學不會賺錢，也很難置信」。除經費之外，政治 影響力當然也是關鍵。北洋後期的校友多在實業界服務。陳立夫雖為在台校友會 理事長，然而他一則力量已衰，二則要避嫌，亦難促成此事。（《學府紀聞：北 洋》，175 A201，419─422。） 15 15 《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162 。 16 16 莊吉發《京師大學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1970），9─ 10。其京官願學者聽之」、分科治學，並給予出身。17 光緒二十四年，列強侵 華之形勢日亟，德宗乃下「明定國事詔」，諭令以中體西用的思想為基 礎，立即開辦京師大學堂，以為各省之表率，並同時開始積極推行變法。 而於派任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之詔中明令：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宏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英 才。現據該王大臣詳擬章程，參倣泰西學堂，綱舉目張，已屬周 備，即著照所擬辦理。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物，辦事各員，由 該大臣慎選奏派，至總教習總司功課，尤須選擇學賅中外之人， 奏請簡派。其分教習各員，亦一並精選，中西並用。18 興辦京師大學堂成為百日維新中的重要項目，也代表了維新派培養新式的 國家領袖人才的主要機構。19 大學堂的教育理念一方面是要保存原有的政 治與教化的本源，一方面則要向西方學習新法。就當時而言，其倡議者的 心胸氣魄與見識都不能不說是高人一等，代表了推動時代學術、文化、教 育、政治思想往前進的先鋒。中國由中央主辦為全國各學堂表率的第一所 大學，從一開始便與時代政治、學術、文化、教育的命運緊密地扭在一 起。 百日維新失敗，京師大學堂的理想為之重挫，然而因其籌備已久，慈 禧等允其保留，同年底正式開學，唯氣氛相當低迷，來學者相當有限。20 光緒二十七年，拳亂與八國聯軍之役甫定，清廷痛定思痛，派任張百熙為 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重新徹底整頓大學堂，並準備廢科舉，以學堂為未 來培養及選舉人才之地。二十八年，張氏奏呈學堂章程，是即所謂「欽定 17 17 《京師大學堂》，12─14。 18 18 (清）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七，4090。 19 19 《京師大學堂》，15─18。 20 20 《京師大學堂》，18，21─22。
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內設大學院與大學分科。大學院為學問極 則，主研究，不主講授；大學則分專門科與預備科。專門科分政治、文 學、格致、農業、工藝、商科及醫科等七門，預科則分政、藝兩門，並附 設仕學館與師範館。21 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奏進新擬學堂章程，即所謂 「奏定學堂章程」，其關於大學堂本身部分為：改大學院為通儒院；大學 先設預備科；本科分設經學、政治、文學、醫學、格致、農、工、商等八 科。22 基本上仍然是維新變法與「中體西用」思想的具體表現。先驅者的 理想雖一時遭挫，終究得以開展。23 細究張百熙與張之洞的辦學意見，兩者仍略有不同。張之洞以經學列 第一，加於張百熙所原列的七科之上，一方面凸顯其〈勸學篇〉以經學為 中學之體的主張，一方面也表現了張氏對於經學日漸衰落的憂慮。張百熙 則以研究政治與律學的政治科居首，以經學入文學科，並將研究普遍自然 原理的格致科列於他科之前，其學術觀念較張之洞為現代。二人均以政 治、文學（含中外史地文化語言）列諸學之前，並重視對於舊學的研究， 這仍是儒學以政教為先的傳統。然而其餘醫學、格致、農、工、商諸科則 全為實用取向了。其實際招生的情形，則是來學者均只具進入速成科師範 館、仕學館或大學預科的資格。宣統二年才開始試辦大學分科，然而「志 願入經科者尤少」。24 無論速成科、預科、與大學本科，來學者多對外文 及新學較有興趣，或是只求一個更好的出身。京師大學堂維新變法的精 神，既已受挫於創辦之時，庚子之後的京師大學堂雖粗具現代大學分科的 21 21 《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165 。 22 22 《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165-166。 23 23 然而直至宣統二年，才有第一屆大學預科畢業生，合乎進入大學的資 格，並開始試辦大學分科。然而翌年即鼎革。清末的大學分科、大學院與通儒 院，基本上僅為紙上的機構。（《京師大學堂》，80─81.） 24 24 《京師大學堂》，81。
規模，然而分科大學遲至宣統年間才成立，初期只設速成科與預科，學風 與規模當然不符理想。大學堂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說」對於西方學術之 本源又全無瞭解，學者難以感受到西學的興味，多為做官而來，初期之督 課考核雖嚴，學業水平不免仍然在奠基階段，學風則明顯偏重實用，並無 學術文化方面的長遠嚮往。整體言之，京師大學堂實難符現代大學之名。 民國成立之後，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嚴復於民國元年三月出掌 北大，雖有意整頓，然而阻力甚多。且嚴氏的思想日趨保守，以經科文科 專治舊學，作為立國之本，並以西學為致用之具，這已退回他當年所批評 的「中體西用」思想，自然無法作有效的改革。元年十月，嚴復離京，北 大由章士釗、馬良、何燏時等相繼代理，為時均非常短暫。民國二年十一 月之後，改由胡仁源接掌，亦無甚作為。北大學風與學生，均深為人所詬 病。25 這個情形要到蔡元培先生於民國六年一月出掌北大，以「研究高深 的學問」為大學的宗旨後，才得以改善。
3. 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及南開中學為近現代國人以私人之力所辦的最有成效的大、 中學校。南開中學創立於光緒三十年，南開大學則成立於民國八年，大學 的精神與南開中學一脈相承，所以南開人常合稱南開的初、高中及大學部 為南開學校。創辦南開學校的關鍵人物為嚴範孫及張伯苓先生，南開人認 為「無嚴範孫先生，即無南開的誕生；無張伯苓先生，即無南開的成就」 26 。兩位先生都是高度的愛國者，篤信唯有透過新式教育培養人才方能救 國。甲午戰敗，嚴、張兩位先生均認為出非振興教育不足以救國。光緒二 25 25 《紀聞：北大》，6。 26 26 《學府紀聞：南開》，3。十四年，嚴先生出資正式開始倡辦新教育，「特請志同道合的伯苓先生教 其子姪五人，以英、數、理化為主要科目，號嚴館，可謂南開學校之先 聲。」27 至光緒三十年，嚴範孫與張伯苓同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半 年，「知彼邦富強，教育振興為主因，益信欲救中國，必須從教育著 手」。28 於是回國創辦「敬業中學」，由張伯苓主持校務，南開人以此為 南開學校之歷史的正式開始。29 開辦中學之後，南開的聲名日益遠播，規模亦日益擴大，私人學校原 本資源有限，其一切力量最主要的來源，則是張伯苓先生以愛國精神與高 尚的人格所做的領導。張先生於光緒二十一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入海 軍實習艦通濟號作見習軍官三年。「在那裏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 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見了取下黃龍旗，掛起米 字旗。當時有說不出的悲憤交集」30 。於是他「決心脫離海軍，從事教育 救國事業。」31 張先生不僅以愛國救國為其畢生最高之理念，同時更以之 為其全人格與精神之凝聚中心。其感人也深，而人們亦均以「赤誠的愛國 者」視之。32 其愛國精神深深的刻印在學生的心中，成為他們人格中的重 要成分。校友孫彥民先生記道： 南開學校係受外侮刺激而產生，故教育目的，只在雪恥圖存，訓 練方法，重在讀書救國。關於國際形勢，世界大事，及中國積弱 之由，與夫所以救濟之方，先生時時對學生凱切訓講，藉以灌輸 27 27 《學府紀聞：南開》，3-4。 28 28 《學府紀聞：南開》，8。 29 29 同上，9。「敬業中學」於光緒三十四年因遷校至天津南開遂改名為 「南開中學」。 30 30 《學府紀聞：南開》，2。 31 31 《學府紀聞：南開》，1。 32 32 孫彥民《張伯苓先生傳》（台北，中華，1971），43。
民族意識，及增強國家觀念。但愛國可以出乎熱情，救國必須依 靠力量。學生在求學時代，必須充實救國能力；到服務時期才能 真切實行救國志願；有國之心，兼有救國之力，然後始可實現救 國之宏願。在平津陷落以前，華北學生之愛國運動，大半由南開 學生領導，先生之心血可謂未曾白費。33 本乎愛國救國的初衷，張伯苓先生明白宣示南開學校「係因國難而產 生」，其的宗旨為「痛矯時弊，育才救國」。34 而其教育的目標則在於革 除民族愚、弱、貧、散、私五大病根，並積極「培育救國建國人才，以雪 國恥，以圖自強。」35 為了要去除此五大病根，張先生乃以「公能」二字為其教育理念，力求以 「公」去中國人的私，以「智能、體能、技能、才能」的訓練去中國人的 愚、弱、貧、散。36 而其平日教學生則要求學生立志「有我在，中國不 亡。」 37 自己對救國運動亦身體力行。 如民國十六年，張伯苓因日本覬 覦東北，事態日益迫切，深為焦慮，乃與傅恩齡同去東北實地觀察。回校 後並組織東北考察團，「由教授組團赴東北調查實況，蒐集資據。」此事 深招日人仇視，故於抗戰期間，對於「抗日中心」之「南開」，大肆轟 33 33 《張伯苓先生傳》，31-32。類似的記載散見《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 念冊》（南開校友會編印，1975），《張伯苓先生傳》，《紀聞─南開》之中， 不勝枚舉。 34 34 〈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 175-176。 35 35 〈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張伯 d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175-176。 36 36 〈張伯苓校長的「公」「能」教育〉《學府紀聞：南開》，209 。 37 37 《張伯苓先生傳》，38 。
炸，企圖將南開「從地皮上完全的滅跡」。38 無論從理論到實踐，整個南 開的教育都浸潤在這種「育才救國」的精神之中，學生們感於校長偉大的 精神與人格，各自努力奮發，日後多成為國家社會的領袖人才與中堅份 子。學校雖然非常小，卻產生了極多的人才。 張伯苓先生與南開學校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既然是「育才救國」，其教 學也就不免帶著實用主義的傾向。民國八年南開大學正式成立，下設文、 理、商三科。以文科及理科為大學之骨幹，係蔡元培以「研究高深學問」 為大學之目標的實踐。然而加入了商科，則與此目標大相違異。這顯示南 開的學術目標，從開始時便不夠清楚，並且相當強調實用性。張伯苓先生 與其同一代人都深感我國科學不發達，物質文明遠不如人，所以他平日提 倡科學以及務實的精神不遺餘力。39 然而為救國提倡科學，對科學的精神 所理會自然有限。同時，不僅是重實用，張伯苓並強調要從做中學。於是 他「發動大中學生去社會各階層團體、機關，如工廠、銀行、政府行政機 構、市場組織、勞工組織等，參觀視察；對於實際情形，如發生懷疑，或 有不解之處，可向各該負責人提出詢問，記錄簿冊，回校後師生將各問題 提出，共同分析、研究、討論，然後再編成報告，以資參考。翌年，設立 社會經濟研究會。」40 這種「將所學應用在日常生活上去，才是真正的學問，亦是教育的目的」 的想法，固然有其切合現實的價值，也不免有其很大侷限性。 張先生的長處在於篤實的推行愛國、救國與人格教育，然而對於現代 學術的複雜內涵，各種學門分類的原理及相互間的關係，大學的理念等問 38 38 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 50：05，1987-05，台北），12 ；《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210。 39 39 《張伯苓先生傳》，30。 40 40 《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210 。
題，其實瞭解有限。所以他對於大學的教務多委任各方面的專才，自己僅 作精神上的領袖。張先生知人善任，禮賢下士，南開的名教授並不少，管 理更是井井有條。然而大學教育到底與中學教育大不同，南開大學在學 術，尤其是文化界的影響力（特別是具有原創性的影響力）就不能與在蔡 元培領導下的北大相比了。
二、 . 實事求是
與救國救時的實用思想並生的則是實事求是的思想。這種思想固然也 有其實用的意味，然而它主要是針對近世中國的學術文化中「虛文過多」 的情形而發，用心於學習西方人，乃至中國古人，重實行、務實際、講實 學、做實驗的態度。有其較遠大的、文化上的關懷。而成為晚清以降學術 文化教育界的一種重要思潮。北洋及南開兩大學本以培養救國的實用人才 為其根本目標，影響所及，乃同時以「實事求是」與「篤實」、「務實」 的精神作為教育宗旨，而成為該兩校具有代表性的特質。1. 北洋大學
北洋本以培養實用的救國人才為目標，民國之後的北洋大學又為以工 科為主的大學，凡事要求確實、踏實、務實，故其校訓便為「實事求是」 四字： 民四以還，由校友趙天麟氏長校，……以「實事求是」為全校 倡，遂垂為校訓焉。41 41 41 〈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9。而其校風亦向來以樸實著稱，影響及於每一位同學： 本校以樸實無華，刻苦節約著稱。這種質樸風氣，表現於學生們 的衣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一般同學均衣著樸素，而怡然自得，絕 無競逐時髦講求服飾的陋習。同學品評人物的標準，是德行學問 如何，對於浮奢表現，反有不屑一視之意向。新生入學，間有少 數衣履稍涉浮華，必為大眾歧視。而受到精神上的制裁，藍布長 袍為多數同學的常服，西裝革履者甚少。在平津學生界北洋大學 同學有藍衫隊之稱，崇樸尚儉，蔚然成風。42 希望以「踐履篤實培養學生治學治事，努力弗懈，精益求精的至善風 格」；全校師生不尚空談，以期「說到做到，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甯靜 致遠。」43 北洋對課程要求之高，督課之嚴，更是到了每逢大考必定抬一 批人進醫院的地步。其嚴肅、樸實、篤實之風可以想見。
2. 南開大學
南開張校長所代表的本來便是一種篤實、務實的精神，這也變成了南 開大學最主要的精神。校友唐際清記道： 南開精神代表一種踐履篤實的校風。伯苓先生生平不尚空談，說 到做到。所以他注意實學的培養，無論教學與訓練都是腳踏實地 的做工夫。 張校長成立事務性的研究所、實習工廠、學會、並鼓勵學生自行舉辦學術 講演會、辯論會、實習銀行和合作社，調查工作、及其他各類課外活動， 42 42 張國柱〈北洋大學的回顧〉《學府紀聞：北洋》，84 。 43 43 張國柱〈北洋大學的回顧〉《學府紀聞：北洋》，83-84 。盡量發揮「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的精神，形成了該校的特色。44 而這種 務實、重實行的態度也使南開的教育成為一種活的教育，強調「從做中 學」，而且「鼓勵學生到『社會』上去，讓學生把在課堂上所得的知識， 與實際的社會情形加以印證」。所以，「南開的學生所得的知識是活的， 所培養出來的人是能適應環境，改造環境的人才，不是書架子。」45 於此 同時，南開督課亦極嚴，以充分表現務實的精神。46 而這些特點，正是南 開最成功的地方。 結合了救國的熱忱，務實踏實的精神，與張校長偉大人格的動人力 量，南開雖小至師生合計不過數百人，47 卻產生了數量龐大的一流人才， 「做過部長、大使、大學校長、科學家的，車載斗量」，48 不能不說是一 種驚人的成就。
3. 北京大學
梁啟超在光緒二十四年代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為京師大學堂所擬的辦學 章程中便曾提出「本學堂以實事求是為主...所定功課必當嚴密切實」 44 44 〈南開大學的艱辛〉《學府紀聞：南開》，32-33 。 45 45 《張伯苓先生傳 n，33。 46 46 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 50：05，1987-05，台北），11。 47 47 「民國八年成立時約有一百人，到民國十二年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二十一 人；到民國二十六年抗戰前夕，第十五屆畢業生六十餘人，學生總數亦只四百二 十餘人，所以它是一個很小的大學。」（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 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10。） 48 48 請參見：〈中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學府紀聞：南開》， 94；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 05，1987-05，台北），12。的主張，開辦之初的學堂課程便依此原則而訂定。49 而後的孫家鼐，張百 熙、張之洞諸人，也都切實的想要引進新式的實學。50 民國之後的北大， 初期的校風雖不佳，然而自從蔡元培長校之後，校風丕變，師生認真研究 學問，追求真理的態度，為全國學術界之表率。也可以說，北大實事求是 的精神最主要表現在其追求學問與知識的態度上。有關其追求真理的情 形，詳見下章之討論。至於其重視實行的部份，則請參見後文有關北大之 課外活動的討論。然而北大的風氣自由而宏大，樸實不如北洋，篤實不如 南開，督課更絕不如前述兩校之嚴，卻自有其一種領袖群倫的風格。
三、 . 大學生與社會運動
既因救國而有新式教育，有新知識的大學生們一方面以先知先覺的領 袖人物自居，又遭遇到國家的種種危難，自然就發而為各種的政治與社會 運動。最能代表這種風氣的當然是北京大學。北大的學生運動始於京師大 學堂時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因俄軍違約拒絕撤出東三省，明顯的 地企圖強佔，引起國際震動，然而多數中國的士大夫卻仍然「歌舞昇平， 安然無恙」。此時大學堂的師生發起全校大會，草擬了〈上管學大臣請代 奏拒俄書〉，請朝廷拒絕俄人的無理要求。並同時電請湖北、安徽等地的 學堂一起採取行動。這是中國近代大學生第一次的學生運動，隨即遭到當 局的壓制，部份的同學乃憤而退學，組織秘密團體，進行抗俄及其他愛國 活動。51 從此之後，隨著國事的日趨敗壞，京師大學堂與北大的政治性的 抗爭運動也此起彼落，其中以領導全國民眾的五四運動影響最為深遠。此 49 49 舒新成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冊一，133─135。 50 50 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北京大學，1986），8─15。 51 51 《京師大學堂》，107─113；《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17─18。運動之經過與意義已為國人所共知，在此不加贅敘。在五四之後，全國各 種的政治運動風起雲湧，五四的領袖北大學生在其中乃繼續扮演關鍵的地 位。 北大的學生於國難期間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可是這與蔡校長所提倡的 「以研究高深的學問」為大學之目的相衝突。蔡元培先生於五四運動之 後，曾對學生從事政治運動說過一段語重心長的話，至今仍然值得我們細 讀： 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研究純粹科學之機 會，所以對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 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 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尚 未可認為完成，不能不再為若干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然以 僕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 若令為永久之覺 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行，必難幸 致。……且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為至重要 矣，進而求之，猶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 至癸子等等，互相關聯。故政客生涯，死而後已。今諸君有見於 甲乙之相聯，以為畢甲不足，畢乙而後可，豈知乙以下之相聯而 起者，曾無已時？若與之上下馳逐，則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 無躊躇滿志之一日，可以斷言。……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 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 君與僕等，當共負其責焉。52 52 52 〈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 書局，1984〕卷三，312-313。
所以當時的大學生一方面要負起「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的學術與文 化的責任，一方面卻又肩負著士君子關心政治的傳統。在政治與文化均十 分混亂不振的時代之中，兩者都非常重要。然而大學生的本務到底是學 習，大學的本職則是傳遞與開創真善美的文明。北大雖然積極的參與了政 治與社會運動，卻未失去其根本立場，在學術文化方面有高度的成就。一 時的政治激情，與外在迫切的政治要求，並未改變北大的根本性質。民國 九年以後北大的學生並「不肯輕易干涉政治上的事。」53 這不能不歸功於 蔡校長高瞻遠矚的領導，與師生們識大體的抉擇。 北大的學生除了於國難期間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外，於平時亦常從事社 會教育與改良中小學教育的活動。蔡校長雖然不贊成學生經常參加政治活 動，對於學生主動辦理教育活動卻是鼓勵的。因為這一則對學生本身便是 一種教育和訓練，可以培養主動活潑的精神與對社會的關懷及瞭解。二則 以北大肩負全國教育的重任，本身便有從事各類教育活動的責任。54 學生 們試驗了多種社會教育與改良中小學教育的辦法，55 並「發行白話書報， 以增進平民知識。遇有國家重大事發生時，普通人民不注意，北大學生乃 大聲疾呼，為國民先導。」56 這種社會使命感與實踐的能力，為今日的大 學生所難以想像。這不僅是當時政治社會的特殊局勢所造成，亦與京師大 學堂與北大向來居於全國學術與教育的領導地位有關。 53 53 〈對於師範生的希望〉《蔡元培全集》卷四，36。 54 54 〈在舊金山華僑歡迎會的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台北，國 史館，1986）中冊，502-503。 55 55 〈在舊金山華僑歡迎會的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 503。 56 56 〈在柏克萊中國學生會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512。
北洋大學雖然向來以埋頭讀書的樸實風氣見稱，於關鍵時刻卻頗能領 導大眾參加政治運動。五四運動期間，當北京學生大運動的消息傳到天津 之後，北洋的學生也立刻響應，配合北京學聯會的代表領導天津各校罷 課，並成立組織，督導抵制日貨。他們要求商人罷市，而「天津商人對武 庫的北洋大學，向來很尊重。北洋同學出面大家都能接受，紛紛上門，當 天便蔓延成全市罷市了。」57 當時大學生的社會影響力從此亦可見一般。 北洋的學生同時在街頭演講，對全體市民報告此次運動的意義。又聚集數 千學生預備作抗議大遊行。結果引起天津政府派兵干涉，而造成了悲壯的 「老西開事件」。58 除了參與五四運動之外，民初的北洋學生參與的其他政治社及社會運 動較少。較特別的僅有「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與天津各界共同參加的活 動。另外有部份的同學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而引起軍閥褚玉璞的搜捕。 59 然而大體而言，北洋的學生在愛國表現上，固然毫未落後，「而校內讀 書精研之自動啟發，無稍疏懈，以是風潮起伏，而良好學風，並未受到任 何影響。」60 南開大學成立於民國八年十一月，未能參與五四運動。然而一成立 後，對國內的各種政治社會問題，亦積極試圖有所貢獻。民國九年一月， 直、皖戰事發生，人民流離失所，南開「在校師生加入婦孺救濟會，分隊 出發戰地，賑卹災民。」61 民國十四年六月，「全校師生組織五卅後援 57 57 〈天津街頭下跪記〉《學府紀聞：北洋》，177。 58 58 〈天津街頭下跪記〉《學府紀聞：北洋》，178。 59 59 〈北洋大學的回顧〉《學府紀聞：北洋》，88─90。 60 60 〈北洋大學的回顧〉《學府紀聞：北洋》，84。 61 61 《學府紀聞：南開》，63 。
會，募款救濟上海罷工工人」。同年十一月，「直奉戰事緊急，津地秩序 紊亂，本校師生組織臨時婦孺救濟所，收容左近居民，並組織戰地視察 團，募款賑濟災民。」62 南開的學生，私下加入國共兩黨的數目亦相當 多。積極參與國事的結果，使南開受到當局的密切注意。民國十六年四 月，「革命軍北進甚速，津埠無形戒嚴，本校受地方當局嚴重監視，頗形 恐慌。」63 至於南開由張校長帶頭抗日的情形，已如前述，更是全國聞 名。
自由地研究高深的學問
中國近代開辦新式大學，本來是為了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不免從一 開始便帶著強烈的實用主義的傾向。變法維新時期全國學堂教育的指導思 想為中體西用說，除了實用的西學外，還應有以傳統學術文化為體的教 育。然而甲午戰後，一般有志學人多痛感舊文化有著許多的問題，眼前迫 切的要務應在於學習新法。傳統的漢學此時已走到一個為人厭棄的境地， 新的中國式的學術路徑又未曾開啟出來。所謂「中學為體」到底為何物， 張之洞本人的勸學篇也並不能給人以滿意的答案。至於康有為所提倡的宋 學、今文經學，以及當時開始流行的佛學，也同樣不能解決中國學術所面 臨的現代挑戰。傳統的學問既然尚無出路，所謂中學為體只好落空。中國 積弊已久，值此中西大交通之際，時代精神的大趨向本將以學習西方事物 為主，中學為體之說既成門面與空談，學者更將傾慕西學。所以光緒二十 四年（一八九八）五月，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王大臣於議覆京師大學堂章 62 62 《學府紀聞：南開》，64 。 63 63 《學府紀聞：南開》，65 。程時，首先檢討近年各省所設學堂，便指出各地學堂：「雖名為中西兼 習，實則有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各省學堂既以洋務為主義，即 以中學為具文。義理之學固不講究，經史掌故亦未嘗厝意，浮慕西學而無 心得，徒增習氣而有餘，」64 這也成為各省學堂因而不能成就真正的人才 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其實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中國學術界在缺乏自 己的真精神的情況下，只能培養出一些「浮慕西學而無心得，徒增習氣」 的人。 這種情形，要到了蔡元培先生才有了重大的改變。而蔡先生的作法則 是引進西方現代大學的學術精神，以自由地研究學問為大學的精神命脈， 以追求「高深的學問」為大學的第一天職。從此之後中國的大學才脫離了 狹隘的實用主義，而開始有了自己可大可久的真正嚮往。中國的大學從此 才有其屬於大學的真生命（否則與專科或職業學校無殊）。從蔡元培出長 北京大學開始，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旋乾轉坤的大變革。這是中國大學近 現代教育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而蔡先生於國事蜩螗之際，竟然 能夠始終堅持大學應有之理念，於今思之，尤其令人無限感佩。 然而蔡先生所引進的學術精神到底是西方文化悠久歷史的產物，不易 與中國的土壤配合。橘越於淮而為枳，這種以追求真理與學問為第一義的 態度，在中國的土地上也只綻放於一時一地。北大的學生畢業後對學術與 真理就未必能堅持，北大之外的各校對於西方學術精神的體會就更為膚 淺。現實的考量通常壓過了長遠的，有學術基礎的考量。國共鬥爭轉激烈 之後，一般知識份子的注意力多轉移到救國的政治問題之上。民國十七年 北伐成功，國民黨更是企圖全面控制學術思想。民國三十八年之後，國共 兩黨在海峽兩岸對於學術的操控又更趨嚴厲而徹底。而台灣在解嚴之後， 64 64 《京師大學堂》，44。
學術界一則仍舊沒有自己的真精神，二則又仍然時時受到政治的干涉與影 響。中國的學術界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尚有待努力。民初人士的為其理想 的奮鬥雖不足以根本地解決問題，卻仍然對我們有很多的啟發。
一、. 以研究學問為大學的精神命脈
1. 追求高深的學問及純粹的學理
蔡元培初至北大時，北大的情形是： 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 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 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重在畢 業以後的出路。65 蔡先生對這種升官、科舉、與實用主義企圖作全面的改革。他心目中理想 大學的藍圖則取自在西方造成現代大學教育革命的德國大學：他說： 中國始辦新式大學。初辦大學時，注重養成有用人才。兄弟在 德、法較久，深悉德、法學制，故亦注重研究學問。66 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制，以德意志為善。67 他從一種歷史的眼光注意到大學演化的通則與進步的關鍵： 65 65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471。 66 66 〈在柏克萊中國學生會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511-512。 67 67 〈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蔡元培全集》卷三，130。二十年中校制之沿革，乃頗與德國大學相類。蓋德國初立大學 時，本以神學、法學、醫學三科為主，以其應用最廣。而所謂哲 學者，包有吾校文、理兩科及法科中政治、經濟等學，實為前三 科之預備科。蓋興學之初，目光短淺，重實用而輕學理，人情大 抵如此也。十八世紀以後，學問家輩出，學理一方面逐漸發達。 於是哲學一科，遂駕於其他三科之上，，而為大學中最重要之部 分。近年弗朗福脫新設之大學，遂不設神學科矣。68 德國大學之所以能對全世界的現代大學教育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正是因為 新式的德國大學以研究學問，追求真理為其最主要的任務，突破了「實用 主義」的限制。蔡元培在他留德期間，「對比較著名的大學，如柏林大 學、門興大學及來比錫大學，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對大學的觀念，無 疑 地 深 受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建 立 柏 林 大 學 的 馮 波 德 （ Silbelm Von Humboldt ）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大學者的影響。」69 從此而有他以「研 究高深學問」為大學之宗旨的構想。 蔡先生希望大學的師生「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 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 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他。」70 而他引導學校師 生對研究學問的志趣，又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有關學校宗旨的闡 揚。民國十一年時，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已進入第六年，他說：「本校的宗 68 68 〈北京大學二十週年紀念會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 82。 69 69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1967），56-57。 70 70 〈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344。
旨，每年開學時候總說一遍，就是『為學問而求學問。』71 其中又以民國 六年蔡先生第一次主持北大的開學典禮的講話，最引起普遍的注意與反 響： 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 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 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 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 科，入文科甚者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 也。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 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72 一番話直指當時教育界的要害，並提出鮮明偉大的新理想。這正是蔡元培 之所以為蔡元培的地方。對此主題，他在每年的開學式都曾用不同的語詞 加以表達。如民國六年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民國七年是 「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 知識之所。」、民國八年是「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文憑的機關，也不是灌 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民國九年是「本校也就循 這種方針，定了幾種辦法……以上各種設施都為便於學生研究學問起 見。」、民國十年是「大學學生，本為研究學問而來，不要誤認這學問機 71 71 〈北大一九二二年始業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四，263。 事實 上，對於這個宗旨，他不僅每年的開學要講一遍，據吳家瑩先生的統計，「從民 國六年到民國十二年，他利用北大重要慶典，共作了近十次的詮釋。」（吳家瑩 《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1992 ]，66。） 72 72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5。
關為職業教育機關。」、民國十一年是「本校的宗旨：就是為學問而求學 問。」73 使得北大的宗旨從開學的第一天便深深地刻印在學生的心中。
2. 分開學與術
為了達成以「研究高深學問」為大學之宗旨的目標，蔡元培首先提出 以研究純粹學理的文理科應當為大學的主體，應用與技術學科應併入專科 學校，不屬於大學。強調學與術有根本上的不同，應當分開： 學與術雖關係至為密切﹐而習之者旨趨不同。文、理，學也。雖 亦有間接之應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為的，終身以之。所兼營 者，不過教授者著述之業﹐不出學理範圍。法、商、醫、工，術 也。直接應用，治此者雖亦可有永久研究之興趣﹐而及一程度﹐ 不可不服務於社會；轉以服務時之所經驗﹐促其術之進步。與治 學者之極深研議﹐不相侔也。74 他於民國初年時也曾認為學與術可以相輔相成，應當放在同一個高等教育 的機構中： 鄙人初意以學為基本﹐術為支幹﹐不可不求其相應。故民國元年 修改學制時﹐主張設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設文科。設醫、 農、工科各者﹐不可不兼設理科。75 然而其實踐的結果發現「國人重術而輕學」，學科與術科同在一校，反而 使研究純學理的科系，不受重視，並且染上了「專以陞官發財為的」的陋 習： 73 73 《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66-67。 74 74 〈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49-150。六年以來，除國立北京大學外，其他公立、私立者，多為法、商 等科。間亦兼設法科、工科，均無議及文、理二科者。足為吾國 人重術而輕學之證。至於兼設文、理、法、工、商各科之北京大 學，則又以吾國人科舉之毒太深，陞官發財之興味本易傳染，故 文、理諸生亦漸漬於法、商各科之陋習(治法、工、商者，本亦可 有學術上之興會，其專以陞官發財為的者，本是陋習）。而全校 之風氣，不易澄清。76 於是，他提出了「學」「術」分校之議，研究純粹學理的稱大學，學習應 用科目的稱「高等專門學校」。結果卻因名號之爭而產生了困難。77 最後 他採用的辦法是仍然堅持學科與術科分校，然而不再堅持研習術科的學校 應稱之為「高等專門學校」，「而持一切皆為大學之說」。於是有他的 「以文、理兩科為普通大學，而其他各科別稱某科大學之主張」。78 這一 條無異議被教育部接受，逐步實行到全國。而北大就是要設計成一個專重 文、理兩科的普通大學。79 北大評議會議也接受了蔡先生的設計，決定擴 張文理兩科，謀求法科獨立、併商科入法科，並截止工科。除了法科尚未 能如願裁撤外，事實上已與蔡氏的理想─「以後北京大學只辦文、理兩 科，其餘各科，均取收縮主義」，非常符合。80 蔡先生的改革，真是所謂 的大手筆，需要有各種的條件配合，而為今日之人所絕對不敢夢想。 75 75 〈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6 76 〈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7 77 〈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8 78 〈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蔡元培全集》卷三，130。 79 79 〈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80 80 民國六年，〈復外交總長函〉《蔡元培全集》卷三，40；《蔡元培與北 大校務革新》，71。
3. 培養研究風氣─師生共同投入研究
為達到以「追求高深學問」為大學天職的目標，蔡先生「自入北大以 後，乃計議整頓北大的辦法」，他說：「第一我擬辦的是設立研究所，作 為教授、留校畢業生與高年級學生的研究機關。」81 蔡元培曾詳論大學應 設各科研究所的理由： 一 、 大 學 無 研 究 院 ， 則 教 員 易 陷 於 抄 發 講 義 不 求 進 步 之 陋 習，……除一二傑出之教員外，其普通者，將專己守殘，，不復 為進一步之探求，或在各校兼課，至每星期任三十餘時之教課者 亦有之。為學生模範之教員尚且如此，則學風可知矣。二、大學 畢業生除留學外，無更求深造之機會。三、未畢業之高級生，無 自由研究之機會。82 他心目中的研究所是要將老師、研究生、與高年級生結合在一起，而將研 究學問的風氣貫徹到全校每一角落的機構。蔡先生是當時極少數有世界性 的學術觀念的人，他說：「現世界之學術，日新月異，大學教授須年年用 功，傳授新學；學生亦然。以此讀書最為重要。」83 較之當時抱殘守缺或 浮慕西學之輩，其高下不可以道里計。 在表面的制度上，民國大學的研究院承襲著清末的「通儒院」。蔡元 培先生也曾說過：「清季的學制，於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 研究之所。我於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 並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 81 81 〈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636。 82 82 〈論大學應設各 鴐膍s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 531。 83 83 〈在舊金山華僑歡迎會的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 504。仿德國大學制）。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84 然而通儒院所承襲的是儒家 崇尚「通人大儒」經理天下國家的傳統理想，蔡先生所學習的是德國先專 精後兼通的研究制度，此兩者在學術觀念上，實有相當的差異。更何況 「通儒院」雖設計為京師大學堂本科畢業後研究之用，其實並未實施。近 現代中國正式成立的研究所，無論精神上與實質上均始於民國七年北京大 學的研究所。而同時，「現代中國的有獨立而且相當完備的研究院，則始 於十六七年（一九二七─二八）中央研究院。北大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皆 為先生所開創與主持，而有成績表現者。」85 蔡元培先生對我國學術研究 的貢獻之大，由此可見一般。 北大的研究所在一開始目標與氣魄便十分遠大，希望從事研究學術、 研究教授法、編各級學校教科書、鉤沈中國舊學、 審定譯名、譯述名 著、介紹新書、徵集通訊研究員、發行雜誌、懸賞徵文等工作。86 蔡先生 同時又提出研究所的門類宜廣，以免部份的教員與學生因無研究的機會而 失望。所以從一開始北大研究所而門類便已相當完善。87 其研究所的主任 教員則均為一時學術界的俊彥，一言一行均繫全國之觀瞻。88 而除了各學 門的研究所外，蔡先生另外又提出以研究員為主體的獨立研究院的構想。 89 其對於研究工作之重視，對研究員之尊重，與對於研究機構組織問題之 84 84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724。 85 85 蔡尚思《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台北，蒲公英，1986），234。 86 86 《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234。 87 87 〈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 533。 88 88 參見《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234-235。 89 89 〈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 533。
見解，均令人佩服。也難怪當時的師生們，對於蔡先生似乎都有無限的景 仰。顧頡剛先生論及先生初創北大研究所的特色時說道： 那時國立大學只有一個，許多人眼光裏已覺得這是最高學府，不 能再高了；但蔡先生還要在大學之上辦研究所，請了許多專家來 作研究導師，勸畢業生再入所作研究生，三四年級學生有志深造 的亦得入所，常常開會討論學問上的問題。這麼一來，又使大學 生們感覺到在課本之外，還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學問。……國文研 究所中又大買起詞曲書來，……竟新得出乎我們意想之外。90 這種精神上的啟發與學術新路向的開拓，對於北大的學生而言，其受益是 終生不盡的。而蔡先生最大的貢獻，正是在中國學術界已走入一種深沈的 困境中時，輸入西方學術的精神，使得學術文化界重新獲得了生命與活 力。 為達到研究高深學問的目的，蔡先生於民國六年一進北大，「首先即 淘汰無學識之華洋教員」，91 並「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以端正大學應有 之趨向。92 他就任後的第一個月即公布「北京大學教員擔任教科鐘點辦 法」，杜絕了教員們想要升官發財的心。93 而後再進一步的淘汰不合格的 教員，其中包括向來無人敢惹的洋教員，甚至因此而引起外國公使的干涉 也無所畏懼。 90 90 顧頡剛〈悼蔡元培先生〉轉引自《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236。 91 91 〈改革中之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41。 92 92 〈敦請吳稚輝任北大學監兼授語言學函〉《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 冊，5。 93 93 《 蔡 元 培 先 生 年 譜 傳 記 》 中 冊 ， 7 ； 陶 英 惠 〈 蔡 元 培 與 北 京 大 學 （ 1917-1923 ） 〉 《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第 五 期 》 （ 台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 1976 ），278；《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0。
蔡先生另外的一個鼓勵研究風氣的措施是出版可供教授研究成果發表 的刊物。94 北大在民國六年十一月十日首先發行了《北京大學日刊》。然 而《日刊》篇幅無多，所以從民國八年一月又開發行《北京大學月刊》。 95 而此月刊實有非常崇高偉大的理想，絕非一般之學術刊物所能及。蔡先 生在發刊詞中說：「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 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 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 國粹之真相。」96 中國的設備與圖書雖遠不能與外國相比，然而較之於周 秦學者，或笛卡爾、牛頓的時代則並不差。「苟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簡 單之設備、短少之時間，以從事於研究，要必有幾許之新義，可以貢獻於 吾國之學者，若世界之學者。」97 我國向來的學子「承舉子、文人之舊 習，雖有少數高材生知以科學為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或以學校為科舉， 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證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或以學 校為書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於是治文學者，恆蔑 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恆不肯兼涉 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 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 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 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有《月 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於專精之餘，旁涉種種有關係 之學理，庶有以祛其偏狹之意見，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 94 94 《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40。 95 95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0。 96 96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0 。 97 97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0-211。
知識之機會，而不至於隔閡矣。」98 其目標第一在於鼓勵研究風氣，以貢 獻於本國與世界，而同時希望學者們能透過此綜合性的刊物，彼此交換知 識，擴大視野。其所論有關現代各種學術本來互相發明一段，尤其表現出 蔡先生對於世界學術所具有的一種通博的眼光，深遠的視野。北大月刊， 正是建立在這一種真正的通識之上。若非如此，各行的學者必然各行其 是，一盤散沙，缺乏一種整體的學術精神，更無法互相刺激影響。中國近 代大學的學術創造力之遠不如西方大學者，正在此一點。而唯有蔡校長主 政時期的北大，其精神與創造力庶乎近之。 為了獎勵研究風氣，北大又聘請西洋印度頂尖的學者來北大講學： 「如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德國的杜里斯、印度的泰戈爾」99 ，以及 「社會學者維勃里爾、數學家班樂衛、教育史家孟祿、詩人泰戈爾、地質 學家葛利普……等到校講演。」100 。這些都是當時世界學術思想界的領袖 人物，所以他們的來華，對於學術文化有深遠的影響，而北大的研究精 神，亦自然為之提高。當時如哲學系：「集中全國有名的學者于北大，多 注重哲學系的功課。而當時北大學生入哲學系，更要從新入系考試，可知 當時北大對哲學系的重視。研究的精神，自是北大所固有，研究的行動， 在師生共同組織的北大哲學會而當時教授充實，功課完備，為北大哲學系 的全盛時代。其教授如胡適、梁漱溟、熊十力、陳大齊、徐炳昶、張頤、 陶孟和、蔣夢麟……及蔡校長自己。」101 不僅是哲學系，其他如歷史系、 國文系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有重大而且往往是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傳統學 98 98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1 C 99 99 〈胡適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學系教授的風範與創建〉《學 府紀聞：北京》，313。 100 100 《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4。 101 101 〈胡適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學系教授的風範與創建〉 《學府紀聞：北京》，314。
術文化的深根厚柢在新的學術精神的刺激下，開放出燦爛的花朵，這誠可 謂是北大的黃金時代。 在這種強烈的研究風氣之下，北大教授的一言一行，北大校政的一舉 一動，常為全國所矚目。各方面的人士都感受到了北大正帶領著全中國的 文化向一個未知的新境界邁進，所以北大的教室中常擠滿了來自社會各界 的人士。102 北大教授所選用的教科書，所編的講義為全國學子引為學習的 津樑。而北大教授的著作更往往風行全國。而這一切，都源出於蔡校長以 「研究高深學問」為大學之宗旨的理念。
二、. 堅持學術與教育自由
蔡先生對於現代中國學術與教育之另一大貢獻便是他所堅持的自由主 義，前述的研究高深學問的宗旨，也只有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才能開花 結果。蔡先生的自由主義，非如一般人之人云亦云，而有其深刻的學術基 礎與極高明的文化見解。因此才能在國勢動盪，群言龐雜、各種政治、社 會的壓力紛至的情形之下，依然堅持到底。以下當從學術自由的理念，學 術與教育不接受外力干預、教授治校、以自由的理念培養學生主動研究的 興趣等四個方面，分敘其自由主義的理念。1. 學術自由的理念
蔡先生對於學術自由的信念，來自於他對西方與中國學術發展的理 解，他深知只有當學者可以自由研究時，學術才能得到高度的發展，各種衝突才能得到更高的綜合與相輔相成之益。而中國當中西交會之際，若不 能大其心胸以兼容並收之，必然不能因應此千古未有之大變局。所以他 說：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 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 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 若相反而實相成。103 而他在當時提出這種兼容並收的作法，必須對抗來自當時學術文化界的各 種強力批評。蔡先生自己記道： 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 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為 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 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為廢 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於周、秦諸子，宋、元道學，固亦為 專精之研究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為怪。今有《月 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 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104 各方面的批評，使他必須一再地向國人說明他辦學的原則。此因國人自秦漢以下 數千年，凡言學術必有所謂「宗主」之問題，似乎不如此則學問未造極境。前人 102 102 〈胡適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學系教授的風範與創建〉 《學府紀聞：北京》，312。 103 103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1-212。 104 104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