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研究

本節將回顧針對原住民族教育權利保障、族群通婚家庭身分認定與認同等，

對於原住民學生、家族所產生之影響之相關研究，並將其觀點予以歸納與探討 之。

一、原住民族學生方面

享有升學優待之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後，在校園裡面臨課業、環境與團 體生活等各種適應問題，影響其學業成績、人際關係以及族群認同。古慧貞（2004）

提出「原住民與漢族大學生個人背景與校園互動經驗對其族群認同發展之影響－

以國立臺東大學、私立輔仁大學為例」，針對兩所大學共 143 位原住民及 196 位 漢族學生實施問卷調查，研究發現許多人對於升學優惠的質疑，尤其是不具文化 能力之原住民學生仍享有優惠，認為此政策對漢族學生不平等，造成原漢學生初 遇時的鴻溝，原住民學生易受到壓迫及產生認同困難。劉若蘭（2004）提出「大 專原住民族與漢族學生成功學習模式之建構與驗證-以北部某多元族群技術學院 為例」，針對 9 位原住民及 11 名漢族學生進行訪談，探討原漢學生基於背景因素，

在校對學術和人際投入的過程，對其學習成果等各方面的影響；研究發現原漢學 生之互動，原住民學生曾有被歧視經驗者，有些會減少與漢族接觸，有些會調整 應對方式，進而影響其族群認同的發展，且升學優待使漢族學生感到不公平，部 分原住民學生因此不想享有升學優惠待遇。楊荏棉（2011）則提出「新制升學優 待政策與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之研究」，訪談 20 位居住北部之原住民高一學生，

探討新制升學優待政策對其教育經驗的影響以及族群認同等，研究發現升學優待 仍和其他研究相同，由於都市原住民的生活與教育型態皆與漢人相似，更容易造 成漢人的不平衡，使得原住民學生被標籤化，且部分原住民因擔心受歧視而不願 透露原住民身分，造成族群認同的困難，但若在原住民專班則不會產生此一問題；

此外，族語認證除造成學習負擔外，即使通過亦不易維持其族語能力，甚至成為 一種升學加分的工具，且亦有少數人因為加分比例高產生學習適應困難。此研究 雖可瞭解高中一年級原住民族學生受新制升學優待之影響，但其中有 15 位原漢 通婚家庭子女，且 10 位為原母漢父，但僅以「都市原住民」的概念來涵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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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代表有別於「漢人」的學生群體，但未觸及此類受訪者身分取得與認同發展，

原漢通婚族裔於求學階段時取得身分之考量與過程仍須進一步研究之。

除上述針對原住民高中或大學生之研究外，蔡慧君（2003）提出「原住民知 識精英的學校經驗與族群認同」，研究發現原住民知識精英（具原住民社團經驗 且大學畢業）對加分政策持肯定態度，但仍期望學校相關單位輔以配套措施，以 解決在校課業壓力及缺乏友伴等適應不良之因素，而對族群文化的認知不足、喪 失母語能力，族群認同僅有薄弱的原住民血統，但仍期許自己對族群有所回饋；

且現今除了積極推展多元文化教育之外，更需要原住民整個族群自身的覺醒，喚 起真正的族群文化認同，或許是今日原住民知識精英所要承擔的任務。謝慧恩

（2015）提出「遷移、斷裂，與雙重階層化：原住民教育優惠政策的建制民族誌」，

針對 48~79 年次的 15 位原住民成人，蒐集他們在求學時期之教育優惠待遇的經 驗與升學路徑，研究發現 1.教育優惠政策造成原住民的雙重階層化，部分原住民 同時成為部落裡的新菁英階層，以及主流社會裡中間階層裡的少數族群；2.為爭 取教育優惠政策提供的流動機會，離開部落求學是共同經驗；3.教育遷移使原住 民學生無法參與部落活動，造成文化產生斷裂。該研究之研究對象年齡層分布較 廣，分別經歷教育優惠政策之同化、多元文化與主體發展時期，表示受訪者之成 長環境歷經國家的威權、民主化與本土化時期，且絕大多數曾有升學加分、獎學 金等教育優待經驗，但研究中並未對原漢通婚家庭後代，因教育優待而從母姓取 得身分之過程與其族群認同發展進行探討。

上述關於原住民族學生升學優惠政策的研究，將學生的原住民認同發展以及 取得身分與優惠待遇的過程為理所當然，未能探究部分學生出生自通婚家庭，需 從母姓取得身分與教育優待之過程；雖由教育機會均等與教育優惠待遇的角度切 入，但尚未顧及陳張培倫（2013）所強調的積極賦權行動，是國家培育原住民族 人才之重要策略。因此，本研究將基於《原住民身分法》的探討與原住民人口統 計的分析，以原住民身分取得的角度切入教育權利保障來進行探討。

二、原住民通婚家庭子女認同方面

族群通婚家庭第一代及第二代所遇到的問題，包含多重族群文化認同、官方

「從姓原則」與傳統命名文化以及漢文化繼承家姓的衝突等之相關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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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莉雯（2004）提出「東部原漢雙族裔成人認同研究」，針對東部 8 位成人 原漢雙族裔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族群接觸日漸頻繁，形成雙族裔多元的族群 認同；並指出原漢雙族裔在族群與文化認同有幾項特質，包含 1.對原住民族群有 複雜的感情；2.對參與原住民社會運動或部落活動的態度冷熱皆有；3.族群認同 非單一向度而是游移不固定的；4.認為自己比一般人更能融入不同團體，做事風 格具有原漢兩種特質；5.多元文化認同。然而，該研究忽略民國 90 年《原住民 身分法》實施後，有大量原妻漢夫家庭成員登記原住民身分，且將具有原、漢兩 種族群認同者歸類為「雙重裔認同」，在個人對自身族語文化瞭解有限的情形下，

未能完全符合「雙族群認同」之層次，且現今社會個人多元的族群認同，是在整 體社會的國民認同下再發展出來的，較適合以 Banks（1998）「多元族群認同的 理念模式」解釋之。

彭尉榕（2006）提出「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位階：地域、世代的比較分析」，

探討花蓮地區原客通婚族群認同之發展，男性受訪者 14 位、女性 10 位，共 24 位成人。研究發現原住民婦女及其第二代其身分認定與認同的轉變，與政治法令、

優惠政策以及族群意象的轉變相關，如民 91 年制定之「原住民敬老福利生活津 貼」，年滿 55 歲即可請領，曾因族群通婚失原住民身分之第一代的原住民婦女，

因此福利去登記回復原住民身分；其第二代子女則因為讀書減免、升學加分等將 孩子改從母姓取得原住民身分；然而，亦有認為從母姓取得原住民身分取得優惠 待遇是與弱勢者競爭資源，認為自己經濟能力許可，選擇放棄行使其原住民身分 權。可見，彭已發現許多原漢通婚第一代依身分法規採父系主義，外婚的原住民 女子必須從夫而喪失身分，且有些是為國民年金而回復身分。研究中亦提及第二 代將就學時期子女改從母姓以取得身分與升學優待，但未探討第三代子女為取得 教育優惠待遇而登記身分的過程及其認同發展，因此未能瞭解多組個案家庭成員 登記身分之過程與考量如何。延續上一篇研究，謝若蘭、彭尉榕（2007）再針對 這 24 位受訪者，探討其族群通婚身分認定與認同指出，從母姓取得原住民身分 者，會較積極地尋回原住民認同，以使自已更符合受惠的族群角色，然而改從母 姓並不符合每個原住民族的傳統及命名文化，從姓原則是將族群歸屬與家族繼承 混為一談，身分認定辦法應回到個體的族群認同以及姓氏對族群的意義層次作思 考，族群身分才不至失去認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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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元杰（2009）提出「原漢通婚家庭之文化認同與適應」，以深度訪談的方 式探究六對原漢通婚家庭，研究發現這些原漢通婚家庭，因成長於原鄉，從小接 觸自身文化對自身族群皆有高度認同，而家庭若以漢文化為主，其子女之認同則 偏向漢文化，其中因身分法修定後從母姓取得身分者，身分變更的起因大多是在 原住民族之福利補助方面，而非族群認同的改變；若家中存有原住民文化，則偏 向多元文化認同，但實際上文化認同皆因個人的生命經驗呈現出不同的類型。此 外，這六組通婚家庭於婚後移居非原鄉地區，第三代子女因此缺乏原住民族文化 要素，接受一般說國語的主流教育，族語能力皆為差，且有從母姓取得身分者，

但未探討第三代通婚子女身分取得之過程，可見原漢通婚第二、三代的身分與認 同仍須進一步探討。

陳貞宜（2015）提出「原漢雙族裔大學生的我族族群意象與族群認同的發展」， 針對六位原漢通婚第二代正職大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影響原漢雙族裔 大學生的族群認同之因素包括「部落生活經驗、與原住民異性交往經驗、族群的 學習、求學經驗、社團經驗以及從無到有的原住民身分」，這些因素影響原漢雙 族裔大學生的認同發展，除了有多元認同模式外，其認同發展過程是具有流動性 的，且起始點因人而異，並非以固定模式呈現。該研究中有四位研究對象為原母 漢父通婚家庭第二代，且皆不居住在部落，都是在求學階段依《原住民身分法》

取得原住民身分，其中亦有為享有教育權利保障而從母姓登記身分，但僅探究其 族群意象，未深入探討身分取得過程與教育權利保障之經驗。

取得原住民身分，其中亦有為享有教育權利保障而從母姓登記身分，但僅探究其 族群意象，未深入探討身分取得過程與教育權利保障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