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一、研究背景
原住民族在經歷日治及國民政府時期，先後接受日語及國語的同化政策，光 復初期，政府對原住民推行改善原住民衣著、飲食、風俗習慣等政策，且民國 35 年開始即有原住民升學優待政策，但直到民國 76 年的原住民教育政策內涵仍 為「同化融合」，原住民學生接受的仍是一般主流教育，雖然就學率提高，但也 導致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快速流失，形成語言斷層（周惠民，2008）。解嚴之後 進入原住民族政策的多元文化時期，原住民教育政策逐漸完善，除了原有的升學 優待，也開始強調培育多樣性的原住民人才的重要性，對族語的振興也投入大量 的資源，朝向本土化及多元文化發展（譚光鼎，2002）。
1994 年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正式以「原住民」取代「山胞」的名稱 入憲，1997 年更將代表個人的「原住民」擴大成為代表集體的「原住民族」（潘 繼道，2014），肯定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及集體權利，並陸續推動各項原住民政策，
如原住民民族學院的設立、族語認證、傳統領域調查、新族群的認定、民族議會 的推動、自治區的規劃和原住民族電視台的設立等，在法規的制訂上和主體性意 識關聯最大的有 1998 年《原住民族教育法》、2001 年《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原住民身分法》、2002 年《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2003 年《姓名條例》修 訂，以及 2005 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等（孫大川，2008），這些法規都積極保障 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身分法》為國家為確立政策對象及範圍認定之基礎，該 法歷經各政策時期，其沿革自民國 43 年臺灣省政府命令，其後為 45 年《臺灣省 平地山胞身分認定標準》、69 年《臺灣省山胞身分認定標準》、80 年《山胞身分 認定標準》、90 年迄今之《原住民身分法》（原住民身分法解釋彙編，2015）。目 的為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權並促進民族發展之《原住民族教育法》則於 1998 年即 制定完成，其中與升學優待相關之「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亦隨之修訂，且 當時為配合廢除聯考改制多元入學方案，因此重新修訂為《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 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以繼續維護原住民學生權益（顏國梁，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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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法》將原住民族教育區分為「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
原住民於一般正規教育外，應接受原住民族教育，傳承其族群文化及語言。另外 還訂定施行細則包括：學校得設立原住民教育專班、國中小原住民學生達全校達 一定比例得列為原住民重點學校、培育原住民教育師資及部落社區教育等。王前 龍（2011）指出《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教育權利的三個面向：在國家教育 體系中教育機會均等，並有權學習民族語言文化，進而有權設置民族學校。符應 至臺灣原住民教育及人才培育政策，多採取以積極性的差別待遇，如學校方面有
「教育優先區」、「原住民重點學校」，學生方面有升學考試加分政策、學雜費減 免、優先入學等，皆以促進原住民族學生的教育機會均等為目標，且推論可能「改 從母姓」而取得身分者占多數，因為內政部無明確資料。
我國實施原住民教育權利保障措施數十年來，各項措施包含升學加分、錄取 名額保障、學費及各項補助等，原住民學生的就學率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皆有 大幅成長。陳珊華（2014）比較 2008 年與 2013 年原住民就讀研究所的人數，從 18 人增加至 1,326 人，大學畢業從 1,631 人增加到 20,074 人，研究所學生人數成 長 73.6 倍，大學學生人數成長 12 倍。此期間除了適逢我國高等教育擴張，大專 校院陸續增校，受高等教育的學生數增加，因此其中的原住民族學生亦隨之增加；
然而，在全國整體人口出生率降低，原住民學生數佔全國總體學生數的比率逐年 微幅上揚，國中小與高職持續高於原住民在全國總人口的比率，大專以上在高等 教育擴張下人數大幅增加，但仍低於原住民人口比率（譚光鼎，2002；陳珊華，
2009）。
由內政部人口統計年報可知，自民國 89 年底，原住民人口從 408,030 人增 加了 14.5 萬人，達到 105 年底的 553,228 人，增加率高達 35.6%，可見自《原住 民族身分法》實施以來，原住民人口 15 年間呈現逐年增加，此期間臺灣總體人 口卻僅增加 4.7%。在人口學上，人口成長的四大因素是：出生、死亡、移入、
移出，其中的出生、死亡相減為「自然增減」；移入、移出相減是「社會增減」； 兩者相減為人口成長或是人口負成長（臺灣人口地理學習教材，2017）。依內政 部「現住原住民人口數按單齡分」統計表，可對照出民國 90 年與 105 年各年齡 層原住民人口增減數，「嬰兒期」的出生人數及「中、老年期」死亡人數之加總，
可視為「自然增減」，除此之外的身分回復、取得及喪失可視為「社會增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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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修澈（1999）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研究，得知原妻漢夫的通婚戶已有兩萬戶，佔 全部戶數的 21%；再透過王前龍（2017a）對原住民人口結構之研究可再進一步 得知，自民國 90 至 104 年依「從姓原則」登記原住民身分者約 10 萬人，其中 5-19 歲「就學期」增加人數最高約 4.5 萬人，且原妻漢夫家庭之子女「改從母姓」
者佔多數外，每學期開學前的 2 月與 8 月為登記身分尖峰期，明顯可看出為政府 推動教育權利保障促進原住民人口增加。Clatworthy, Norris, & Guimond（2007）
指出，影響原住民人口的因素，除一般的出生、死亡、移民，尚有身分法規、父 母親族群背景、法定身分與權利的傳承及族群流動等因素，其中的族群流動又分 為：父母與子女之族群歸屬不同之「代間流動」，尤其是通婚家庭；個人的族群 歸屬轉變之「代內流動」。而民國 90 年《原住民身分法》實施後，過去因婚姻或 收養關係回復原住民身分，加上原漢通婚所生子女均無論其血統比例，可依「從 姓原則」取得原住民身分，原住民人口在短短十年內成長了三分之一（林江義，
2011），可見身分法規變革對原住民人口結構影響甚鉅，《原住民身分法》即成為 一重要分水嶺，除幫助原住民學生取得較好的就學條件，亦成為原漢通婚戶實踐 身分權的重要時點。
二、研究動機
《原住民身分法》對於原住民身分的取得、回復與喪失之規定，不同於過往 以「父系主義」來限縮人口數的認定標準，而是開放從具原住民身分的父或母之 姓或傳統名字者可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王泰升 2015）。鄭川如（2013、2015）
亦指出，取得原住民身分為享有優惠福利的前提，《原住民身分法》雖修改為從 父、母血緣的「雙系主義」，但仍以「姓氏綁身分」加以約束，成為原妻漢夫家 庭之子女繼承原住民身分之門檻。上述之「姓氏綁身分」原則，乃採用《國籍法》
之「雙系血統主義」（立法院國會圖書館，2017），但又附加「從姓」原則（原住 民身分法彙編，2015），本研究簡稱「從姓原則」。「從姓原則」表面上只是去戶 政事務所登記原住民身分，實際上「取得」原住民身分需考慮其本身的族群認同、
原住民教育優惠待遇、以及可能被標籤化、甚至歧視等正反兩面因素，且需由本 人、父母親或其他親屬共同商議決定。然而，由於過去社會存在著對原住民不利 的氛圍，為避免歧視許多人選擇隱藏其原住民身分（王前龍，2017a），此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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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為國家的身分認定標準而失去原住民身分。
民國 80 年至 90 年間實施的《山胞身分認定標準》將與非原住民通婚的女子 視為一般國民，即使具百分之百原住民血統與高度的族群認同，因為沒有身分認 定權，無法繼承原住民保留地、享有原住民相關福利。而原妻漢夫通婚家庭之子 女依舊法規的「父系主義」，在法律上是一般國民，不需接受促進同化的教育優 惠待遇；民國 90 年實施《原住民身分法》之後，原本上述被視為一般國民的原 住民，依「從姓原則」取得身分，即可享有相關權利，而這些福利已非以同化為 目的，而是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與《原住民族基本法》，旨在促進原住民族的 主體發展。
王前龍（2017a、2017c、2017d）指出，過去一般社會對原住民的歧視及污 名化，造成許多人不願意承認或是登記原住民身分，但隨著民國 83 年「原住民」
正名成功、86 年《憲法增修條文》之「原住民條款」以及 94 年《原住民基本法》
陸續通過，對原住民各項權利保障也更加周全，登記原住民身分是享有原住民福 利資源與教育權利保障的前提，原住民人口呈現逐年增加；此外，更近一步分析 自 90 年至 105 年之間原住民人口增加之構成因素，這 15 年間登記原住民身分者 共 10.1 萬人，在 5-19 歲就學期增加約占二分之一，且每年開學期間增加最多，
15 歲（國中升高中）也增加最多，到了 20 歲之後便不再增加。
然而，涂予尹（2011）指出，原住民升學優待措施希冀原住民族藉此擺脫困 境並融入主流非會，但經多次修法後有「入學名額的配額化」與「優待條件的嚴 格化」兩大趨勢；張培倫（2007、2009）也指出，《原住民族教育法》除促進教 育機會平等外，亦期待原住民族學生能進一步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而 絕大部分原住民族學生只將優待政策視為只是一種個人權利，未思及其背後的集 體權利，因此造就一群完全漢化的原住民，未能將所學回饋族人，原住民教育政 策實施應強調其對培育原住民族自治人才的必要性，稱之為「積極賦權行動」，
其內涵不再是過去以歷史補償與社會效益為核心，而是跳脫個人主義，以民族自 決之集體權利為出發點來提供升學保障措施，是為培育多樣性之民族自治人才，
以實踐「原住民族自決」為最終目標。
基於上述，研究者想進一步瞭解於民國 90 年《原住民身分法》實施後，第
基於上述，研究者想進一步瞭解於民國 90 年《原住民身分法》實施後，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