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討論

第三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綜合前兩節，在瞭解個案取得身分前、後之族群認同發展狀況後，進 一步探討原住民身分認定法規的改制與個案家族成員的身分流動、個案未取得原 住民身分前的認同發展、升學優待對取得身分的影響、取得身分後原住民族認同 的發展、以及持續從母姓不改回父姓之考量因素，最後再進一步討論原住民族裔、

身分與認同之間的關係。

一、原住民身分認定法規沿革與個案家族成員的身分流動

本研究個案家族成員身分流動之情況大致如下：家族第二代成員中，父親與 叔叔並未登記原住民身分，是因為配偶皆具有原住民身分，子女可從母姓取得身 分，也就是從外公姓；而三個姑姑都在 55 歲之前改從母姓取得原住民身分。家 族第三代成員，除個案與弟弟，姑姑的子女幾乎都從母姓取得身分，也就是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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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姓，且未改身分者也因配偶具原住民身分，第四代的子女仍可取得身分。整體 來說，個案家族成員第二代有 3 人、第三代有 9 人、第四代有 2 人，共十餘口人 都是從母姓取得原住民身分。如今，只有父親、叔叔、1 位表哥與 1 位表姐未登 記身分，除了因為配偶是原住民，在本人不登記身分的狀況下，子女仍可取得原 住民身分，也有因為生活經濟條件較好，對原住民福利措施的需求不高，進而影 響身分權之行使意願。

由林修澈（1999）的研究可知，民國 88 年約有 2 萬戶原妻漢夫的通婚家庭，

本研究個案家庭即是其中一戶，雖然家庭成員皆有原住民血統；然而，當時國家 處於政治威權時代，對原住民族採取同化政策，刻意限縮原住民認同與人口，對 原住民身分的認定是採父系主義為原則，因而限制外婚原住民女子之子女不取得 身分。過去相關研究較著重通婚家庭族群認同的發展，如高元杰（2009）對六個 原漢通婚家庭之研究，著重原漢夫妻間的族群文化與認同如何交流與發展，但並 未就身分認定法規來探討原漢通婚家庭與其子女之身分流動情形，亦缺乏原住民 人口結構之探討。實際上，不論內婚或外婚之通婚家庭，所生的子女皆為具有原 住民血統，是所謂的「原住民後裔」。依據民國 89 年原住民身分認定舊法規，原 妻漢夫通婚家庭所生的「原住民後裔」皆為一般國民，其中包含了具有四分之三 血統與明顯原住民相貌特徵的個案與其弟，當時他們也依法不取得原住民身分。

直到國家進入多元文化時期，民國 90 年《原住民身分法》開放可「從母姓」取 得原住民身分，許多原漢通婚家庭的子女才能成為我國原住民族相關法律之適用 對象，如個案本人、弟弟、姑姑、表兄姐弟、堂兄弟等，都分別改從母親或外婆 的姓氏來取得原住民身分，而這些第三、四代的後裔，僅有 2 人仍住在部落，其 餘都居住在市區，有些原住民相貌特徵也較不明顯，和以往一般對原住民的既有 印象已有落差。

有關《原住民身分法》的「從姓原則」，鄭川如（2013）將「從母姓」取得 原住民身分稱為「姓氏綁身分」主義，認為會造成「原住民媽媽生不出原住民小 孩」之疑義，蔣朱美姬（2015）認為身分認定之開放性是一種加深認同的開關，

而從母姓宛如一場「改名儀式」，需經過一番矛盾與掙扎。對此，研究者於訪談 前亦預想個案在取得身分時，「從母姓」應該是一大考慮因素；然而，實際訪談 後發現，「從母姓」在對於子女從姓態度開放之個案家庭影響似乎不大，因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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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更重視教育與子女未來競爭力，目標是一定要考取大學，因此幾乎沒有 考慮就決定從母姓取得身分，且取得身分後未來仍可選擇放棄身分改回父姓，而 拋棄身分亦是原住民的身分權。此外，個案家族第二、三代從母姓而取得身分的 家人有十餘人，取得身分時除了有經濟考量，還有單親家庭不需與夫家商議從姓 的情況。由此可知，「從母姓」實際上未對個案家族形成太大的制約作用，與鄭 川如、蔣朱美姬的看法差距頗大。

在整體原住民人口流動方面，王前龍（2017c）分析內政部原住民人口統計 資料發現，民國 90 年《原住民身分法》一開始實施，便可見包含個案 71 年次之 原住民增加人口有 269 人；民國 93 年時，包含個案弟弟 73 年次之原住民增加人 口有 62 人，本研究個案與其弟就是這兩年原住民人口數增加之實際案例，經由 訪談資料顯示兩人取得身分之關鍵因素為升學優待加分。由此可見，原住民身分 認定法規與教育權利保障政策產生交互影響，左右個人族群身分之流動，不論是 否具有族群認同，原住民教育優惠待遇影響個案行使身分權的意願，成為從母姓 登記原住民身分之關鍵因素。王前龍（2017c）的研究另發現，原妻漢夫家庭第 二代男性遠少於女性，反映出「從姓原則」對男性的制約作用遠大於女姓，但第 三代原住民男性似乎較容易從母姓而取得身分。本研究個案的父親與叔叔未登記 身分，但姑姑們近年皆已登記身分，而父親又將對身分的需求轉移至可回復身分 的配偶身上來達成，個案叔叔的配偶也是從母姓取得身分，再將身分傳承給下一 代；因此，個案的父親與叔叔本人不需「改從母姓」登記身分，也能讓下一代享 有原住民專有的福利措施。王前龍（2017c）更進一步指出，40～49 年次各單齡 組的原住民女性人口持續增加至 57 歲，原因為 55 歲可申領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

而個案的三位姑姑亦為真實案例。對照彭尉榕（2006、2007）對 24 位原客通婚 成人之研究，研究中雖已指出外婚原住民女子除為自身申領原住民給付，亦有為 了就學期子女教育優待而登記回復身分，但未探究第二代、三代依身分認定法規 回復與取得身分，造成家族成員身分流動之情形。

綜上所述，本研究個案雖仍具有排灣族的外貌特徵，但已是原漢通婚家庭的 第三代，除原住民教育優待為主要考量，也因個人本身與父母對子女之從姓態度 較為開放，其身分取得較不受《原住民身分法》之附帶條件「從母姓」所制約，

且其中女性較無繼承家姓之角色期望。而《原住民身分法》實施後，優勢族群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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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是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原住民族教育權利保障與相關福利雖促使原住民族 裔願意主動登記身分，但個別原住民是否採取「統合」的涵化策略，使其族群認 同有所發展仍需特定的機緣；即使個人未有機緣促發原住民族群認同，而採取「同 化」的涵化策略，仍是個人的自由選擇。

二、個案在舊法規下未取得原住民身分前的認同發展

本研究個案在國小至高中階段，和其他小孩一樣在市區成長、讀書、生活，

並不認為自己是閩南人或原住民，即使在部落仍有閩南人與排灣族的背景，但兩 個族群的文化要素不足以內化為自我概念，僅發展出整體社會所擁有的共同認同，

亦即 Banks（1988）所指的國民認同（national identity）。以戶籍的面向來看，民 國 81 年以前，《戶籍法》之本籍登記為：「父母本籍不同者，以其父之本籍為本 籍」，當時本籍欄位內容為祖籍，直到民國 81 年為化解省籍問題，加強本土認同 所修正之《戶籍法》公布才將個人本籍登記由「父親之本籍」改為「本人出生地」

（王甫昌，2005）。於民國 94 年第 5 次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時才將本籍欄位刪除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2014）。這表示個案取得身分前，舊身分證上本籍 欄位可能是隨父系的「福建省詔安縣」，民國 90 年登記原住民身分時換新身分證 與健保卡後，依照 75 年的身分證版本，個案的本藉應為空白，出生地則為臺灣 東部某縣。對此，個案也表示有印象，國小、國中曾將自己的籍貫填寫為福建省 詔安縣，表示當時就知道自己的祖籍在福建，但只覺得很有趣，不認為自己是閩 南人，始終沒有閩南人認同。

個案民國 71 年出生，當時的時代背景仍處於政治威權時代，身分認定法規 刻意限縮原住民族認同與人口，政府對原住民族採取同化的涵化策略，以熔爐式 的將原妻漢夫的子女劃分為一般國民，致使當時即使擁有四分之三原住民血統與 相貌特徵，但身為原妻漢夫通婚家庭的子女，仍是依據民國 70~79 年《台灣省山 胞身分認定標準》而不取得原住民身分。此外，個案 77~83 學年度就讀國小期間 雖已政治解嚴，接受的課程內容仍是依據民國 64 年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儘 管民國 78 年為配合政治解嚴，國立編譯館改編教科書為使之「適切合理化」，但 內容仍是以「中國意識」為架構，直到民國 85、87 年版，才將「鄉土教學活動」

與國中「認識台灣科」的本土化課程納入國小課程標準。84~86 學年度個案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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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時，課程則是依據民國 67 年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因此個案始終未有機 會學習鄉土教育與原住民族教育之課程。也由此可知，民國 90 年第一批取得原 住民身分的通婚家庭第三代，都是在中國式的文化教育下成長的一代。不過，雖 然個案在學校未接受鄉土教育課程，個案的生活環境中是以說國語為主的臺灣主 流大眾文化，但已可見一些本土化的內容，例如個案經常與家人一起觀賞歌唱比 賽節目，如五燈獎、歌唱名人排行榜都有臺語組的比賽，也從中學到閩南語。整 體來說，個案從國小到國中的社會環境，是歷經臺灣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過程，

整體國家所營造的國民認同是「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並以民主價

整體國家所營造的國民認同是「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並以民主價